武则天研究是唐史研究中的长期热点，围绕着这位独一无二的女皇，至今仍有太多难题未解。20世纪，进入新史学时代以后，首先对武则天作出较为深刻研究的是陈寅恪。之后汪篯、雷家骥、胡戟等专家都有专著问世。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武则天的研究有所停滞，中国人民大学孟宪实教授于2007年悄然启动武则天研究，并在之后十余年中陆续发表相关论文，涉及围绕武则天的生平、权力、称帝、政权、祥瑞、归葬、著述等方方面面。2021年，这些论文结集成《武则天研究》，最终完成了这幅武则天生命图景的学术拼图，这是最新一本全面研究武则天的专著。

孟宪实教授既做隋唐史，也治敦煌吐鲁番学，近年来精力似乎更多投入于后者。在西域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中，他与北大荣新江和人大李肖等诸位先生合作，捧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些不入于大众视野的成就，其实极为重要，是为学术研究奠定基石的工作。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国际地位的提升，是一小拨历史学者和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孟宪实是其中一位。

而孟教授在公众中也不乏拥趸，这都得自于从《百家讲坛》开始的公众史学传播，他的几本畅销书也是脱胎于这些公众讲座的通俗读物。有意思的是，他还与作家阿城一起，担任过历史剧《贞观之治》的编剧。历史学者亲自操刀编剧，而并不止步于顾问，其中经历让人很是好奇。

现在，在隋唐史方面，孟教授捧出了一部厚重的学术专著。他的老师吴宗国先生也是隋唐史领域专家，孟教授说，他关于武则天的很多观点都是来自于吴先生（页643）。这本书也可以说是给老师交了个作业吧。

一、传记式论文集

《武则天研究》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结构的精巧。

这本书无疑是一本标准的学术著作，本质上，是由20余篇论文结集成的论文集，中国历史学者普遍以这种形式出版专著、汇总学术成果。但特别的一点是，这又是一部结构精巧的类传记式论文集，20余篇论文以武则天的生命轨迹为时间线索，串起武则天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并且旁及与之有关联的时代背景、学术争议、相关人物等等，构成一副主次分明、层次丰富的初唐至武周政治图景。

这一结构设计使得全书更具完整性、动态性，也向学界之外的一般历史读者抛出了橄榄枝。时间线索的醒目存在，为全书可读性增色颇多，只需看一眼目录，便可知武则天一生中的关键时刻与关键问题，波澜壮阔或惊心动魄藏于其中。从网上评论来看，确实有不少非专业读者也读完了全书，这对于一部学术专著来说，即使称不上一项多么了不得的成就，也确实意味着另一种难度。笔者推测，这与孟教授在公共史学普及中的经验有关，或许也因此形成了一种主动意识，将故事叙述的思维渗入武则天系列论文的构思和写作中。

也是因为这个结构的存在，一本论文集里竟然出现了起承转合的情绪递进。高潮无疑是第十五章《武则天称帝》，全书中部偏后的位置。前面铺垫了一系列武则天进阶之路、时代背景、掌权准备之后，武则天终于正式登上皇位，而这一过程也暗藏惊涛骇浪。写法上，在平和中正的叙述风格中，独独这一篇气势磅礴。孟教授罕见地使用了“女皇梦”这种文学化的字眼，接连讲述了“女皇梦”的三步：废中宗、镇兵变、杀裴炎，一位决心已定、万事俱备、大杀四方的女皇形象跃然纸上。这种笔法在全书过半处提了一口气势，也缓解了阅读疲劳。如果是一气呵成的著作，不难理解这种写作安排，但这些论文是十几年中陆续写的，这一篇于2016年在《唐宋历史评论》发表。不知道是因为孟教授写作这一篇时情绪尤为充沛，还是早就做好了详尽的整书谋篇布局。

二、称帝再解释

作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登基之路是如何铺就的？是如何在坚如磐石的体制和传统中炸出一道裂隙的？简而言之，什么是武则天称帝的深层原因，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武则天研究中的核心。在前代学者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意义，甚至溢出武则天之外，被认为关涉唐代历史乃至中古史的一次转向。

陈寅恪先生就十分看重这一事件的标志性意义。他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中的说法是：“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也。”

陈先生在此提出的概念“关陇集团”堪称天才，像一个漂亮的数学公式一般，被后世反复使用。他认为北朝至隋唐，一直占据权力地位的核心人群，均是来自关陇地区。最早是西魏掌权者宇文泰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中的武力才智者，创立霸业，隋唐继承其遗产，皇室及佐命功臣从西魏以来大多是关陇集团中的人物。但一百五十年之后，这一集团已经衰腐，此时武则天又加以打击。所以及至武则天权力上升期，便以自己所代表的正活跃于政军两界的山东集团取而代之。为了维持山东集团的力量，她又采取了一系列重视科举、拔擢人才、改革官制、重塑经济等举措，这些动作的影响回响在后世千百年之中。

孟教授不太同意陈先生这个观点。陈先生提出的“山东集团”，以及后来胡如雷先生承袭并发展出的“新兴地主集团”，使得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的角度理解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斗争关系，成为史学界的常规研究思路（页399）。但孟教授认为，政治权力与具体集团利益的关系，并不能准确地对号入座。陈先生和胡先生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解释，也并不能很好地佐证自己的观点，有时失之牵强。他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胡如雷认为发起扬州兵变反对武则天的徐敬业，属于武则天敌对的大官僚贵族集团，但事实上，徐敬业的爷爷李勣其实是支持唐高宗废王立武的，按说他们家族应该站在武则天一边。对这个矛盾，孟教授觉得不难理解，胡先生是进入了自己画的解释圈套，“此一时彼一时，人际关系发生转变很正常，非要用集团斗争来解释一切，就会造成这样的困惑。（页400）”

陈寅恪先生因为上官仪属于关陇集团，主张上官仪是反武则天的。“但新出的《上官婉儿墓志》，证明上官仪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没有受到打击，之后还获得高宗重用。而上官仪在晋王府时代就是唐高宗李治的属官。后来上官仪成为废后风波的替罪羊，并不能因此证明他是一贯反对武则天的。（页400）”在这里，孟教授得了新材料之便。但他似乎也没有考虑到“此一时彼一时”的情况，关陇集团或许并非铁板一块，其中个别人倒向武则天，并不能否定新旧集团对立的事实可能。惜乎孟教授是以个案反驳的方式来论证，没有给出反对“阶级论”的更直接的证明。

关于武则天称帝的深层原因，阶级论只是学界的一种观点。也有学者从性别角度分析，认为北朝女性地位远比中原高，唐朝比较开放，也继承了北朝传统，中原男尊女卑不再那么强烈了，便为女皇的诞生提供了条件（386页）。还有一种观点指向制度，认为是士族门阀消亡，皇帝－士大夫政治重新开始，为武则天称帝提供了制度性支持（页404）。孟教授认为这两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具体原因兹不赘述。

最后再来说说孟教授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武则天称帝本质上是一个政治事件，应该把观察的视野收束到庙堂之上，单纯以政治的视角来分析。武则天的权力首先是唐高宗赋予的，由于对太子不放心，高宗去世后留下的遗诏中，明确“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后来中宗失言，被武则天废黜，此举获得了大臣的支持。新立的皇帝睿宗并不掌权，“政事决于太后”。此时，武则天已经充分验证了自己的最高权力，并且得到了拥护，接着，她便开始着手改朝换代。此时，位高权重的中书令裴炎表现出对李唐家族的忠诚，从支持武则天跳到反对方，武则天则干脆利落地处死了他。此后，武则天利用舆论，大造声势，至天授元年 ( 690) 九月，傅游艺等六万人上表，声势浩大，连唐睿宗都要出来表态，支持武则天称帝。至此，改朝换代一切都水到渠成。孟教授分析，之所以武则天称帝没有得到有效反抗，原因有二，一是年纪已经六十多，很多人并不看好她的身体状况；二是武则天一直没有放弃将睿宗作为继承人，“这就是说，武则天改朝换代，一开始就存在继承人危机，如果还是她儿子继承，那就等于回归唐朝。”

孟教授认为武则天称帝虽然有着社会性因素，但本质上是一场宫廷政治斗争。而发生的一切都与前代后代的政权变更大同小异，至于她的性别，在整个权斗过程中并没有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当她穿龙袍、登龙床之后，朝臣也理所当然地觉得她应该享有皇帝应该有的一切。比如皇帝有妃嫔，女皇自然也该有男宠，陈寅恪先生早已就此作出合理解释。孟教授也重申，“从当时大臣公然为武则天推荐男宠的情形看，他们并不是在为女主的淫乱提供条件，而是在为皇帝制度的完善进行努力，所以才会如此开诚布公，言无禁忌。”说起内宠，孟教授还提供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武则天希望通过内宠制造关于自己的健康神话，显示自己身体康泰，这也是需要用政治家视角去考虑的事，而不仅仅事关私德或体制。

可以说，孟教授是在为武则天称帝祛魅，他主张不要把武则天称帝看成多么深刻的变化，这只是诸多偶然因素撞到一起，便推出了这么一个女皇帝。在唐王朝的制度中，是有这样的缝隙存在的。

三、新材料、新史学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武则天的研究史料，局限于几本传统史书，包括正史《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国家档案《唐会要》等。这些史料被历代历史研究者翻来覆去引用、辨析、利用，从各朝史官的微言大义中，从不同记载的矛盾对立处，解读出不同的观点。孟教授自然对这些史料也烂熟于心，并且使出文本分析的功力，做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辨析。

除此之外，考古出土的新史料，为当代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带来了史书上所没有记载的新信息。这些史料前代历史研究者从未接触过。历史研究也是需要运气的，你生在某个资料集中出土的年代，也许就能轻而易举解出前代学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武则天的研究中，也不乏几件新近出现的史料，孟教授进行了充分的利用，但实话实说，这些史料似乎并没有带来颠覆式的新见解，只是补充了一些人物的传记信息。

比如2013年在西安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考古出土的上官婉儿墓志。上官婉儿何许人也？她与武则天同为唐高宗的“才人”，高宗薨逝后，她们也都成了唐中宗的后宫佳丽，上官氏品级为“昭容”，低于武则天的“昭仪”。《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的说法是，上官婉儿后来实际成为武则天的私人秘书。对于中古史来说，墓志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新史料。尤其是在陕西、河南都城墓葬富集的两省，每当有名人墓志出土，震动立刻从考古界传导至史学界。2013年，考古学者整理墓志后，发表了《笺解——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此后历史学界接力，将墓志与传世文献对照，涌现出一批初步研究成果。

孟教授是怎么利用这块墓志的呢？他的重点不在上官婉儿身上，而聚焦到她的爷爷上官仪。墓志之所以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就在于不仅记载了传主的生平，也记载了上三代、兄弟姐妹等信息，不啻为一部家族简史。上官婉儿墓志长达982字，内容可谓相当丰富，其中也记载了她爷爷的生平信息。将这块墓志与传世文献结合，孟教授厘清了上官仪更为完整的历官情况，新的历官履历再次强化了上官仪与唐高宗深厚的交情。上官仪的命运与武则天有所交缠，武则天政治道路上遇过一次危机，即麟德元年（664）曾发生“废后风波”，高宗差点废黜了她的皇后之位，最后武则天虽然保住了位置，上官仪却因为牵涉其中被杀。上官仪究竟为何必须死，也是后代研究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墓志的内容对此并没有提供新的材料。孟教授借上官婉儿墓志为由头，陈述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他认为上官仪之死是因为唐高宗在反悔废后的决定后，需要找一个替罪的人，就把责任推给了上官仪，而并非是由于上官仪出自关陇集团，所以天然地在集团立场上反对武则天。

总之，孟教授是以一种非常平视的眼光来看待武则天时代，并不因女皇的身份而猎奇化，也不以当代流行的的性别视角审视，只把她当做中国封建王朝400多个皇帝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孟教授最大的对手，其实是历代史官。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历史始终承担着以古讽今的使命，为了警示当下的帝王，史官不止一次地篡改前代帝王的形象和事迹，好为他们的失败找到残暴、刚愎等品性上的根源，而这根源往往出自史官的虚构。于是，秦始皇以凶残的形象留在了汉代《史记》中，以同样的方式，武则天也以一个道德卑劣的形象留在了宋代的唐史和《资治通鉴》里。因为宋代史官希望警示帝王，要避免这种颠覆王朝的剧情再次上演。

孟教授努力地找到不同史书中的矛盾之处，洗去后代史官加诸彼身的莫须有之罪，还原武则天的本来面目。这就是20世纪以来新史学的责任，而传统史学总是要区分善恶，史书中的人物非善即恶，必须盖棺定论，史官掌握着判官笔。当代历史学家则以还原事实为己任，不做善恶评判。正如他所说，“有关武周的历史记载主要来自唐史，文字记载的方向基本是否定和批判。如果说，自我表扬的文字记录表达了一种倾向的话，那么批判文字往往表达了另外一种倾向。作为历史研究，研究者不得不在两种相反的倾向中保持平衡，努力求取历史的真相。（页519）”

不过，对于孟教授的一些观点，笔者认为论证似有力度不足之处。在史书记载未及的地方，孟教授常常以人之常情作为依据作出推测，提出他认为更符合逻辑的看法。但正因为材料的阙如，任何一种推断也只能是推断，以人之常情来论述，虽然很符合心理预期，但并不是强有力的论证。或许这种求结论的心态，也是作者讲故事经验的反射。话说回来，学者有提出任何观点的权利，后人也会对其进行否定、修正或支持，就像孟教授也否定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但并非意味着后者的观点没有价值，他启发了几代人，也将继续启发下去。

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前赴后继中，不断廓清着历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