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力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本专辑为适合微信编辑需要，文章推送顺序与刊物发表顺序稍有不同，以刊物为准

匆匆将《枢纽》翻过一遍，能感受到作者学术性格里所带有的历史哲学取向深深地印刻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但它基本上还是一本历史类著作。因为它并不直接面对和处理隐埋在历史认知方式或历史叙事内里的理论基础问题，而只是调动各种理论去呈现中国如何一路走来的3000年历程。专业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可能对它会有一种“另类”的感觉。恐怕那主要是因为从600多页厚的这块“大砖头”里，你很少读得到对细部或者细节问题的考证、分析与讨论，而这恰恰是一般历史学者赖以构建其历史叙事框架的基础性工作。不过以这一点作为理由而拒绝本书，其实是很不适宜的。

一部注重于提出新视角以及由此产生出的新见解，但并不以提供使高度专业化的史家感到新鲜的细部资料信息为其旨归的史学作品，是否有它存在的价值？

以《时间日历》而闻名的戴维·克里斯蒂安，在他较早出版的《俄国、中亚与蒙古地区史》上卷中，已经展露出他到后来变得愈益舒放雄雅的写作风格。他写道：他的书所依靠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专家们撰写的第二手著述；尽管阅读和引用了大量优秀的专门性著述，专家们仍能很容易地从其中发现，还有些该参考的书未被参考，而有些不该引述的书却受到格外青睐。克里斯蒂安强调，虽然有诸如此类不尽人意之处，越过细节研究的大尺度历史叙事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虽然“像这样一部书，充其量只能将诸多领域中较好的概述性研究综合起来，尽可能不忽略太多的细节性研究，也不增添太多的新错误”，然而“我希望为放过对细微差异的追究或误读某些细节而冒的风险，能够因为换回了一种得以呈现一个清晰故事的观点而获得弥补。而这样的观点，也许可能揭示出某些甚至被大专家们都一向忽视的大趋势或者规则性”。我所以如此详尽地转录这些粗看近乎夫子自道的话，是因为把它们当作衡量施展这部书的认识起点，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当今编写大部头中国通史的流行做法，多是集合一群断代及专门史方向（如科学技术史、思想文化史等）的专家，在大纲节目和字数分配的约束下分头撰写，再由主编作程度不同的修订统稿。

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往往属于“解说型叙事”，即在各自认领的部分中挑出“最重要、最需要交代”的各项基本内容，设法把它们组织在一个言说系统里予以介绍。再把这些自成系统的部分略经修剪后合并在一起，便可以由部分相加而合成全体。“解说型叙事”的好处是：它以因事设目为书写原则，所以大凡应该提到的，都不会遗漏；由于分工动笔的作者多在相关领域里各擅所长，所以积聚在书里的各方面历史知识往往比较具体准确。但是它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部分相加不等于全体。正如把一系列与人、事、典章、地理相关的辞书条目合并在一起，不可能就自动地呈现出一个时代的历史，把以各王朝为中心的、成于众手的各朝断代史合并在一起，也难以形成具有真正通贯脉络的通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变迁的时段与节奏，未必全然与王朝变更的节奏两相符合。按朝代来划分历史书写的单元，很可能恰恰就活生生地切断了中国在经历若干长时段变迁过程中的内在脉络。

与上述“解说型”的叙事模式不同，施展采纳的则可以说是问题导向的“分析型”叙事。全书紧紧追随着作者的问题意识，环环相扣地逐次展开，因此得以在六七百页的篇幅内始终保持某种连贯的气场和叙事进路，从而赋予本书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

根据我的阅读印象，本书作者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在今日中国的历史空间范围里面，众多不同的人群、不同文明或文化，是如何在数千年间相互遭遇与反复碰撞的过程中，造就出一个规模远超于汉文明的中国的。我们知道，中国最初由汉文明所孕育，但是这个由汉文明孕育的中国，最终却超越了汉文明，而形成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那么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展开、演进的？

二是，一个日益扩大的中国，将会如何在与近现代世界的遭遇和碰撞中重构自身，完成“‘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粗心的读者，也许会对这样的提问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并进而误判本书的解答是在“重复一个众所周知的故事”（to retell a well-known story），甚至把它看作只是对既有的标准历史叙事的阿意附和，最多不过是标准历史叙事“2.0版”，或其更学理化的华丽铺陈。但这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耐下心来细读本书而产生的不准确的看法。其实作者的意图，正是要针对这两个并不算太新的问题，给出自己带有原创性的回答。作者对两项问题的回答，其实都内在地指向同一个认识支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即“中国需要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它对内要超越汉民族主义，对外则要从世界历史的普遍主义出发来思考问题。

本想围绕这两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粗浅的读后感。然而因为受一向从事的专业所限，想来想去，发现自己对后一个问题殊少把握。所以只能着重谈谈前者。在对书里的一些基本见解从事演绎性的分析时，我所表达的意思或许已不完全是本书原义。

该书力图矫正标准中国历史叙事把传统中国国家建构的历时性变迁描写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生与发展之单一进程的重大偏差。作者用“特殊帝国”命名孕育于汉文明的专制君主官僚体制，而以“普遍帝国”来命名采用多元化治理体制的国家建构模式。因此，书里称试图用西汉体制去囊括匈奴版图的武帝朝汉帝国为“普遍理想激荡下的特殊帝国”，称“超越中原与草原”的唐王朝为“普遍帝国”，不过又说它尚“未获得自觉”，称普遍帝国的“精神自觉”韧始于辽，又称元和清为成熟的普遍帝国。尽管用语有些不必要的艰涩，但是作者要说的意思是清楚的。

中国历史上实际上存在两种不一样的国家建构模式。一是以专制君主官僚制为架构的“小中国”模式；另一种模式在治理汉文明地区时承袭了专制君主官僚制，但对广大的非汉族地区采取的是因地制宜的多元化治理方式，这是建构一个多民族“大中国”的模式。

若用后见之明去体察前人说的话，那么至少雍正皇帝早已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了。他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汉族的小中国；所谓“塞外”，最与拉铁摩尔所谓“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相接近。两者相加，于是才有“大中国”。顺便说说，最近“边疆学”的讨论变成了一大热门。但是人们说来说去，却都对“中国边疆”的地域范围到底有多大的问题不置一词，遂使讨论有言不及义之嫌。在我看来，上述“大中国”与“小中国”之间的非重叠地域就是中国的边疆。就此意义而言，中国边疆最根本的属性，就不能不以它的民族性来界定。

“中国”直到清末为止所拥有的两个不同含义，也反映在西语单词Chinese的两项不同释义之中。它既表示“中国的”，也可以意指“汉族的、汉文的”。康熙帝提到黄河河源时说：“蒙古谓之‘敖敦他拉’（蒙古语Oton Tala，译言星星川），西番谓之‘梭罗木’（藏文作mTshoSo lo ma，mtsho译言湖，so lo ma语义待考），中华谓之‘星宿海’。”他又论“岷山导江”的形势说：“此诸水在东南诺木浑乌巴什（蒙古语Nomuqan Udasi Dabagha，译言‘圣王乌巴什山’，藏语作Ldang la，即今唐古拉山东）大干之内，源发于西番，委入于中国也。”《西域图志》论西域音乐云：“回部（指新疆维吾尔地区）地近天方，本精音乐；龟兹五旦七调，又与中华五均七音之旨相吻合。”上引各段文字中与蒙古、西番（即西藏）、回部互为区别之“中华”或“中国”，其意皆指小中国，即大中国之内的汉族与汉文明覆盖地区也。

这里还有一个难点，在书里不能说已经完全被成功地突破了。作者的本意，是想写中国国内各个文明和各个人群互相碰撞，最后撞出一个“大中国”的历史。在很多时间节点上，中国往往分成为非同质的好几个大版块。这些板块各自的历史，可能有不尽相同的时空变迁节奏。但是到底如何表现它们在互相间的遭遇和碰撞中被逐渐“团拢”为一个共同体的历时性过程？本书把自三代之后直至清代奏响“大陆普遍帝国的绝唱”之间两千七八百年的历史进程，放置在三轮“历史大循环”中予以解说。根据作者的见解，三轮大循环先后造就出三大社会形态，即“封建社会”“豪族社会”与“古代平民社会”。

我觉得作者写着写着，就把基本上是聚焦于汉地社会所经历的历史形态变迁，误当作展演在今日中国全境范围内的一个整齐划一的故事来讲述了。试问藏区“雪域”社会或新疆绿洲社会也是遵循这条“大循环”的路径走过来的吗？那么大漠南北的蒙古社会又怎么样？西南的“赞米亚”地区，乃至白山黑水的东北又怎么样？为追溯一种被逐渐包纳于同一个超大型共同体之内的多种文明或文化间的“共生关系”史或曰“共享历史记忆”，究竟应该采用何种更具普适性的尺度来区分它的阶段性，并且概括它们各自的特征？这的确是一个十分有挑战性的问题。本书已试图直面这一问题；但要能比较完善地解答它，还有待于来日。

历史学无法以假设作为出发点来展开。“假如”晚期中华帝国不曾与近代西方相遇，那么十九世纪的帝制中国也照样会步入它的“余晖”时代，或者说也注定会迎来它的“晚期”吗？无论历史学把自己修炼得何等“科学”，只怕仍然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所以本书将十六世纪以往的中国，置入业已“内在于世界”的背景之中，去考察它的现代转型问题。西方的影响，因此不再是一种假定可以排除的因素，而是现实中作为既成事实已然存在的重要变量。

你可以说，历史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小世界。但对中国滑入全球化近代社会的轨道，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会过分。在作者的观念里，那更是使中国从瓶颈式困局中获得“已无法内生性地完成”其突破的一次新机遇，推动它“在血汗和泪水的共同熔铸下”，在对抗中融入“本质上属于全人类的现代经济与现代政治法律秩序”。这是古老中国在全球化形势下“自我实现的必须途径”。

“融入”于是就成为本书下篇的主题词。既然叫“融入”，其基本意思当然就不是指另起炉灶，经营一个等候别人来“融入”的对抗性国际秩序体系。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需要在与世界的深刻交往中，在世界秩序从安全、经济等多个层面对于国家主权的穿透中，逐渐体会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但融入当然也不意味着将现存秩序体系视为既有、既定的，从而只能削足适履、纯然消极被动地使自己去适应于它。尤其对中国来说，它的规模“大到成为国际秩序当中的自变量，无论是强是弱，其存在本身都可以某种方式定义国际秩序”。在这个意义上，“未来的世界秩序是由中国加入这个秩序的过程所定义的；未来中国的成长也只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和应当做的，乃是带着主体性在参与世界体系调整重塑的同时，融入这个必将从多主体性“最终进入一种去主体的主体间性”状态的世界体系。

“融入”一语是整本书的“文眼”。古人说，“文眼不高则境界浅”。是则本书境界之深沉，盖因其文眼之高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