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说一些题外话——尽管我并不确定我能说清楚。我想从一件小事开始。

我们这里有一位教授，他叫Jan de Vries，是近代欧洲经济史的非常有成就的学者。1991年的时候，他出任经济史协会的会长。就任的时候要做一个报告的。于是他就讲，我们对于欧洲工业革命的研究，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其实西欧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在英格兰的技术革新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大幅的提升了。所以，我们高中课本上讲的，技术发展了，生产力提升了，所以生活水平提高了，这种看似是常识的观念其实有着非常大的缺陷。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De Vries教授说：我们应该看到，在工业革命之前，其实发生了一场涵盖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革命，可以叫做“勤勉革命”。简单说，因为一些原因，人们开始主动地、更加勤劳地工作，以期待以此改善生活，正是这样观念或心态的改变，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奠定了劳动力与购买力的基础。我们可以想象，对于非经济史领域的听众来说，这是一个很新颖有趣的模型，如果成立的话，势必会重塑我们对欧洲近代史的看法。然后，De Vries教授告诉大家：

这个勤勉革命的模型，其实来自于日本经济史学者速水融先生。这是他基于对德川日本的研究提出的。

为什么勤勉革命这个模型很有吸引力呢？我想，首先它不同于韦伯的新教伦理，因为这与任何宗教无关，尽管这是一种伦理（Sitte）。相比于那些以宗教观念来讨论日本商人乃至普通人的文化观念的研究来说，这可以自如地囊括日本普通的劳动者。然后，这也不同于Clifford Geertz甚至黄宗智的内卷化概念。内卷化强调了劳动边际效益的下降，更多地指出了某社会的经济困境。速水融所理解的德川日本，未必没有发生内卷化，但他恰恰拒绝了这个概念，而用勤勉革命这个范畴凸显其内在的经济活力，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切入点。

讲这件事情是为了说明什么呢？也许，我们首先可以问：有哪一位西方史的学者——无论其国籍为何，在欧洲史或美国史的研究中说过，“我的模型来自中国史的同行某某教授？”就我有限的知识，也许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关于中国的经济地理研究得到了欧洲史同行的广泛注意。布罗代尔将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而英国中世史的学者James Masschaele甚至把它看作世界中世纪研究中的一个典范。然而，施坚雅的模型来自于德国地理学者Walter Christaller以及他的名作 Die Zentralen Orte in Suddeutschland (1933)。施坚雅的主要贡献在于展示了central place这种理论或模型在前现代世界中也很值得探索。

除此以外，我们中国史中构想的模型在世界史中得到广泛反响的例子其实并不多见。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是她的反面：任何一本世界史中流行的取径、方法，在中国史的书写中迅速都得到了复制或模仿。其中，当然不乏独具匠心的佳作乃至杰作，但还有不少东施效颦、滥竽充数的作品。我印象中有一篇文章讲唐代墓志中的疾病书写。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社会文化乃至文学史视角，然而作者搜集的墓志数量实在很少，大部分笔墨都落在桑塔格、德里达等关于疾病与隐喻的理论讨论。由于作者缺少法国哲学的系统训练，这些理论的探索又很难深入。这样的作品虽然在当下的学术脉络中有一定乃至相当的贡献，但也反映出我们中国史研究中的一些深层问题。我们非常希望介入一些洋气的讨论，但我们很多时候似乎就是做不到。

当然，也许这些年里已经有了不少的变化，如李峰教授对早期中国官僚制（bureaucracy）的研究、邓小南教授对于说法与做法间的探索、卜正明（Timothy Brook）教授的全球史书写等，就其中概念与方法而言，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然而，某种意义上，如果有个问题是“东国儒英谁地主？”回答也许依然是“这个那个日本人”——尽管，相比半个多世纪前，是在另一种意义上的。

回到一开始的话题。简单说，如果中国籍的研究者比外国籍的研究者做得更好，这又怎么样？我在复旦的时候，历史系好几位老师上课都讲过，做本国人做本国史，做得好是应该的，是常态，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相反，如果远远落后于外国，则说明我们国家、社会的一些深层问题。换而言之，即使当前中国籍学者中国史的研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也是回归常态而已。

我们应该问一些更有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无论中国籍、日本籍还是其他国籍的研究者，当他们进入中国史领域以后，大家其实在一个大家庭或者大共同体当中。我们一起阅读中国的史料，一起体会中国历史的经验，我们一起进行一些思考，除了争取为中国史本身做出贡献以外，我们还有一种关怀。通过追溯一部分人群的历史经验，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些视角，为所谓“人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做出我们的思考。于是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共同的中国史研究，就我们人类共同的历史体验而言，做出了哪些贡献？是否为世界史、乃至当代社会科学的探索，提供了些许的养料？相比其他的地域，欧洲、非洲、西亚等等，相比那些地域研究的国际共同体，我们现在处在怎样的地位？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种良性的竞争？这种“聊为友谊的比赛”应该是超越于学者国籍之上的。仅仅因为一个学者的国籍非中国、或其受训练的传统非汉语，就将其树为中国史研究中的假想敌，这是怎一种民族主义时代的落后观点了？

我以前读书，民国的学者要做敦煌学的时候，他们的老师就会痛心疾首地说，这些材料都在国外，这些研究的积累也都在国外。我们要奋发图强，即使那些文物暂时那不会来，我们也要让敦煌学的中心回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们的老师们早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时过境迁，我们这一代中国史的学生出国的时候，老师们就会关照，有空还是学一些欧洲史，看一看他们的方法和视角。事实上，唐史的老前辈张广达先生还提示我们，不仅是欧洲史的研究，还有欧洲社会科学、乃至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研究，都会给我们些许的启发。这里，如果民族主义情节泛滥一下的话，我们现在其实面临的是一种新的挑战。我们还要继续从西方各学科中汲取养分——那种号称争夺学术话语权的观念，只有非常狭隘和糟糕的学者才会相信。但同时，我们在汲取这么多之后，也可以开始思考，我们可以回馈一些什么？我们可以为世界史、世界社会科学的同行贡献一些什么？是不是，当我们老了的时候，西方学者也会这样说：

我的这个模型，其实来自于中国史中这样的研究……

到这里，我觉得依然有必要强调，我们期待这一样一天的到来，并不是因为我们期望中国史这个小团队在一场“奥林匹克”中有了好的表现。因为学术并不能仅仅是比赛，争取做出好的学术并不仅仅是为了去拿一个“金牌”，为自己、自己的学校、领域、国家争取一种荣誉。而有别一种意义在。这种意义在于不同地域、传统下人群的历史体验的彼此分享，泛而言之，是因为一种“文”的精神而我们奋力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