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20世纪初，随着朝鲜汉籍陆续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陆续展开，孟森、吴晗等史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1949年到1992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大陆学界对韩国史学的关注较少，中国台湾出版了一批韩国史学史研究成果，延续和拓展了相关领域。1992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等领域都有一批学术成果问世。回顾百余年来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点：论文较多，专著较少；专题性、叙述性的评介较多，全面系统的论述较少；对韩国汉文史籍的关注较多，非汉文韩国史籍甚少；自说自话的论著较多，与韩国学术界的对话较少。针对这些问题，还需做更全面的努力，以推动韩国史学史研究。

关键词：史学交流；史学比较；韩国史学史；中韩关系史

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非常深远。朝鲜半岛在史书体裁、修史机制等多方面模仿中国史学，形成了发达的史学文化，留下了《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等诸多汉文史籍。随着中朝与中韩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平稳发展，学界对中韩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及韩国史学史研究，都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迄今尚无专文就其研究状况进行评述。因此，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的相关成果略加梳理，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1992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本文以1992年为节点，先纵向讨论20世纪初到1992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对韩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及主要成就，再横向探讨1992年以来相关专题的研究状况，最后分析其特点与问题，以期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1992年中韩建交前的相关研究

1902年，梁启超《新史学》刊行，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学术转型的标志。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史学史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不过，中国学界对中韩史学比较和韩国史学史议题的关注，始于对这一领域相关史书、文献的利用，最初并无明确的学科意识，多强调朝鲜史籍对中国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尽管如此，许多早期研究实际已囊括了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编纂学、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官制度等内容，因此20世纪初中国学界对朝鲜史籍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清末民初，“排满”风炽，推动了学界对明清史籍的关注与搜集。章太炎、张继都曾向朝鲜士人搜罗“关系明清大事”的史书。20世纪30年代初，《李朝实录》影印出版，该书传入中国后，很快引起中国学界特别是明清史学者的关注。孟森撰成《明元清系通纪》，吴晗辑录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对学界影响甚大。魏建功亦将客韩期间购得的《皇明遗民传》影印出版。朱希祖、蓝文徵、姜蛰盫等都关注过相关朝鲜史籍，魏建猷、谢国桢、蒋逸雪、王崇武等针对朝鲜文献展开了专门探讨，当时的中国学界已充分认识到朝鲜汉文史籍的重要性。

1949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界出现了一些关于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的论著。除此之外，较少涉及中韩史学交流和韩国史学的研究，而港台学界成果迭出。朱云影在《中国文化对日韩越的影响》中指出，韩国史学在史书体裁、修史制度、褒贬书法等多方面受到中国史学的深刻影响。李光涛在整理和研究朝鲜文献上用力甚勤，成就卓著，先后撰成《记朝鲜〈宣庙中兴志〉》《记〈李氏朝鲜实录〉》等论文。同时，在他出版的《中韩民族与文化》一书第二编即以《李朝实录》为依据，介绍了朝鲜王朝编修的36种史书。80年代，宋史学者宋晞系统研究了正祖时期（1776—1800年）成书的《宋史筌》，撰写多篇论文讨论朝鲜文献《江汉集》。王民信、何冠彪、杜维运等考察了《檀君世纪》《皇朝遗民录》《东国史略》等朝鲜史书。同时，《韩国学报》《中兴史学》等刊物上译介了一些韩国史学论著。1979年，韩国留学生权重达在台湾政治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系统分析了《资治通鉴》对韩国史学的影响，该文是较早研究中国史籍在朝鲜半岛接受史的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2年中韩建交后，学界对韩国史学的研究日渐繁荣，中韩关系史、朝鲜史和域外汉籍研究领域均出现许多重要成果。首先是对中国国内图书馆所藏韩国古典文献进行整理、介绍，如黄建国、金初昇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李仙竹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代朝鲜文献解题》等。另有，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黄纯艳《高丽史史籍概要》、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入门》等综合性研究论著。

二、中韩建交以来的专题研究

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建交，给中国韩国学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研究也迎来了飞速发展。就有关研究专题而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韩国史学史专题，二是中韩史学比较研究专题。二者虽然不能截然分开，但仍有比较清晰的界限。

（一）韩国史学史

魏晋至隋唐时期，受中国史学影响，朝鲜半岛已设立修史机构，并纂修了一些史书，形成了丰富的史学文化。目前学界针对朝鲜—韩国史学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管见所及，仅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一文，将朝鲜古代史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三国时期是朝鲜史学的发生和建立阶段，统一新罗时期是发展阶段，高丽时期进入繁荣阶段），进而依次梳理了各阶段官私史学的成就。该文是较早对朝鲜古代史学进行分期和宏观考察的论文。此后，对朝鲜古代史学各发展阶段的研究相继展开。

1.三国时期与统一新罗时期的史学成就。据《三国史记》载，新罗曾设立机构撰修国史，高句丽有史书名《留记》，《日本书纪》多次征引《百济记》《百济新撰》等史书，可见朝鲜半岛在三国时期已有系统的历史记录。相传新罗崔致远也撰有《帝王年代历》。但三国、新罗时期文献资料多已失传，客观上限制了学界对这两个时期史学的探索。

徐健顺依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文献对早期史书的引用、记录和朝鲜半岛早期史书的成书状况进行了辨析。同时，学界针对尚有文集传世的崔致远也多有研究。李东辉讨论了崔致远作为史家的历史观，王匡廷、刘洪峰分析了崔致远《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在唐罗历史研究中的价值。除此之外，杨昭全考察了新罗名僧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及其史料价值，拜根兴强调了罗末丽初金石碑刻对研究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史料价值。

2.高丽王朝的史学。高丽王朝（918—1392年）建立后在编修历朝实录、纂修前朝史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学界对此给予充分重视。杨渭生探讨了高丽时期史籍聚散、修史机构、史官任命、史料搜辑等官方史学活动，以及当时主要官私史书的史学特色。李凤圭考察了高丽时代官方的设馆修史制度。

由于高丽时代官修实录等资料已失传，金富轼（1075—1151年）奉命编纂的《三国史记》成为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官修史书。与此书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刘永智、李春祥、王小甫、苗威、李大龙、李磊等纷纷撰文考释《三国史记》的内容、编纂方法、历史观等。

一然（1206—1289年）是高丽忠烈王时期的著名僧人，所撰《三国遗事》整理了以檀君神话为首的很多口耳相传的故事，为研究朝鲜上古史及三国时期的佛教文化和民间信仰提供了宝贵资料。陈蒲清、李春祥等人对《三国遗事》展开研究。总体来看，学界倾向于否认一然在《三国遗事》中所载檀君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但也注意到该书在保存上古史、佛教史、文学史等方面史料的贡献。2003年，孙文范主持校勘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出版，为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

此外，杨渭生、张碧波等对李齐贤、李奎报等高丽史家的著作及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崔岩、刘畅从史学与政治、社会互动的角度考察了高丽时期史学活动所体现的政治文化意涵。

3.朝鲜王朝的史学。朝鲜王朝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史学遗产。曹中屏把朝鲜王朝的历史编纂分为本朝史的官方编撰、前朝史与本国古代史的编撰、野史、本朝法典、地理学书籍的编撰等五部分，对当时的历史编纂活动进行了系统梳理。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是当前少见的以朝鲜史书为对象研究朝鲜王朝史学史的论著。该书详细考察了朝鲜王朝初期成书的《三国史略》《高丽国史》《东国通鉴》等史书的编修过程、资料来源和史料正误等问题。

郑麟趾（1396—1478年）等编纂的《高丽史》，是朝鲜王朝初期成书的纪传体官修正史。《高丽史》因其史料价值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针对该书本身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崔岩考察了《高丽史》在修史模式、体例编排、历史观念等方面所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王小盾、康鹏围绕《高丽史》的编撰刊印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孙卫国考察了《高丽史》对元朝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魏志江、陈卓对《高丽史》的版本进行了考察。由魏志江主持的《高丽史校注》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王霞分析了官修编年体史书《高丽史节要》的成就与价值。

同时，朝鲜王朝还纂修了本朝实录和其他诸多官方史书，形成了庞大的官方修史体系。《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了朝鲜王朝近500年的历史，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层面。早在民国时期，学界已注意到其价值。21世纪以来，孙卫国考察了《明实录》与《李朝实录》的异同，并对《朝鲜世宗实录》展开个案分析；郭江龙的博士论文《朝鲜前期实录研究（1392—1608）》，细致爬梳了朝鲜前期太祖至宣祖十四朝实录的纂修情况，并从实录纂修与政治斗争相互交织的角度，考察朝鲜王朝《成宗实录》的编纂和改修问题。

实录之外，万明、孙卫国等对朝鲜王朝的《时政记》《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同文汇考》《仪轨》等官方史籍进行了探讨。张光宇《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1776—1800）》详细考察了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成就。

朝鲜王朝中后期，私家史学逐渐活跃，出现了众多史家和私撰史书，柳成龙、成海应、李德懋、安鼎福、李恒老等是其代表人物。魏志江探讨了柳成龙所撰壬辰战争史书《惩毖录》的史料价值；郑诚就《惩毖录》的版本进行了考察，并整理出版了点校本。此外，王元周关于李恒老《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的考察，杜慧月对《东国史略》的研究等，皆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王朝还编撰了大量中国史书。孙卫国最早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在《朝鲜王朝所编之中国史书》一文中，统计和分析了此类史书，并具体考察了李玄锡《明史纲目》、成海应《皇明遗民传》等书。这些朝鲜史书中，以《宋史筌》研究者最众，除宋晞的系列文章外，还有杨渭生、卞东波、姜锡东等人的成果。《小华外史》《续明史》等史书也得到初步探讨。

4.韩国近代史学。民族主义史学是韩国近代史学的主流。赵轶峰详细梳理了韩国历史编纂学中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演变历程，深入分析晚近以来西方世界朝韩历史编纂学研究的特点。王元周探讨了韩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史学、在野史学等历史观对中韩关系的影响。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申采浩和朴殷植。朴龙根、李相益、李春实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申采浩民族主义史学的特色。朱政惠分析了爱国史学家朴殷植的史学著作和思想。在韩国近代史家及著作的研究中，曹中屏关于崔南善的研究，崔惠珠、羽离子针对金泽荣史学的专门研究较有代表性，从个案角度丰富了对近代韩国史学的认识。

5.现当代韩国史学。目前，国内学界对现代韩国学界史学动态的关注虽然相对较少，但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如，李宗勋考察了韩国的高句丽研究及其史观，白永瑞评述了韩国的中国认识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基本概况，李荣昊、金锦子分析了韩国学界“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赵宇然、朴灿奎考察了韩国所谓“在野史学”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同时，国内学界也译介了一些韩国学界的史学史研究成果。

（二）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

朝鲜古代史学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刻影响，更离不开双方长期、广泛的史学交流。目前，学界针对中韩典籍文化交流已展开了相关研究。杨渭生、张升、杨雨蕾、黄修志、季南、申慧青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孙卫国积极倡导中韩史学比较研究，所著《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一书，分析了《明史》《明实录》《明纪辑略》、王世贞著作之东传朝鲜及影响。此后，他继续进行《皇明通纪》《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东传朝鲜的研究，推进了中韩史学交流的研究。在宋元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的众多史书中，以《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影响最大。继韩国学者权重达之后，杨雨蕾对两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此后，围绕《史记》《陆宣公奏议》《少微通鉴节要》《资治通鉴节要续编》《大明会典》《明史》等书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史，学界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周海宁的博士论文则从整体上分析了中国史学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的影响。

1994年，韩国学者李润和出版《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从史学史角度揭示了中韩两国近代史学在萌芽、成立、发展等过程中的异同，开中韩史学比较研究之先河。1995年，朱政惠发表《关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讨论了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现状。乔治忠、孙卫国撰文强调在东亚视野下开展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

此外，还有一些个案比较研究。李润和分析了儒学在朴殷植与章太炎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崔玉山比较了申采浩与梁启超历史主体认识及“新国民”构想的异同，张晓宇考察了中国现代历史意识及其与日韩学界的差异，皆值得重视。

三、分析与展望

以上对20世纪以来中韩史学交流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进行了梳理。经过长期探索，中国学术界在相关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针对目前研究现状，笔者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始于利用朝鲜汉文史籍讨论中国史相关问题，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呈现出多学科的特色。早期以中韩关系史、东北史、断代史研究者居多，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蔚然成风，许多学者从文献学角度讨论了朝鲜史书和中韩史学交流的相关情况。这些研究成果在纵向上覆盖了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直至现当代的史学概况，在横向上涉及文献的史料价值、历史编纂学特征、史家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等诸多问题。这些丰富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第二，随着史学史学科日渐成熟，许多史学史研究者倡导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工作。由此，中韩史学交流和韩国史学史已成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截至目前，已有大量学术积累，特别是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日渐增多。其中，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中心，不少研究生从事韩国汉文典籍、韩国史学史和中韩史学比较方面的研究，已成为中韩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要阵地。

然而，中韩史学交流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现有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为主，系统性研究专著相对较少。由于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是从中韩关系史或相关断代史的视角出发，对朝鲜史籍或史家进行有限度地研究，缺乏对朝鲜史学的宏观把握和系统考察，研究成果也较为零散，且很大一部分为介绍性论著。专著仅有杨军的《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等少数几部，迄今尚无一本系统的朝鲜史学史专著，这应当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二，研究成果不均衡。现有研究集中于《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宋史筌》等一些重要史书和金富轼、郑麟趾、申采浩等史家身上。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探讨十分贫乏，仍有大量课题尚待挖掘，尤其是对韩国非汉文史籍的关注极少，亟待补充。

第三，韩国学术界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论著。通史性质的史学史专著有金哲埈《韩国史学史研究》、申滢植《韩国史学史》、朴仁镐《韩国史学史大要》等，关于朝鲜时代的有韩永愚《朝鲜前期史学史研究》《朝鲜后期史学史研究》、赵诚乙《朝鲜后期史学史研究》，关于近现代史学的有赵东杰《现代韩国史学史》、李万烈《韩国近代史学的理解》，关于中韩史学交流的有姜明官《朝鲜时代书籍与知识的历史》等。这些著作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在专题和个案研究方面，吴恒宁对《朝鲜王朝实录》的研究，金庆洙对朝鲜时代史官制度的考察等，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此外，《韩国史学史学报》自2000年创刊以来，刊载了大量韩国史学史和中韩史学交流的论文，值得关注。然而，国内学者往往通过译著、译作的方式了解国外特别是韩国学界的研究现状。目前，上述诸书仅朴仁镐一书译为中文，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学者吸收利用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无法与韩国学者进行有效对话。

有鉴于此，今后应当在如下几方面推进中韩史学比较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

首先，韩国传统史学发达，留下了大量汉文文献，其中尚待挖掘的史书仍有很多，应扩大研究范围。文献资料的出版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学界关于朝鲜—韩国史学的文献积累日渐丰厚。《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域外汉籍珍本文库》《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等大型资料的搜集和编纂，成为本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的坚强后盾。

其次，在拓宽研究广度的同时，还应力争在研究深度上有所突破。针对韩国史学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相关史书、文献史料价值的挖掘上，还要从史学史的角度深入总结史家、史书蕴含的编纂思想、历史观、史学思想等，进而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实现对研究对象多角度、立体化的审视和考察。

最后，中国学界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加大对国外学术作品的译介力度，同时研究者也应着力提升自身外语水平，更好地吸收借鉴韩国、日本、欧美学者的相关成果，加强和海外学术界的交流，推动中韩史学比较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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