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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爱情故事

朝鲜爱情故事朝鲜是全球化背景下少有的神秘国度。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之下,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实力,朝鲜都没有重要到受到世界的关注。然而政治制度及其执行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力

朝鲜是全球化背景下少有的神秘国度。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之下,无论是地缘政治还是经济实力,朝鲜都没有重要到受到世界的关注。

然而政治制度及其执行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力,一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问题。从1984里的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经典场景的描绘,到Why Nation Fails里提出的论点Variation in living standards between countries are best explained by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especially whether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re extractive or inclusive. 从零星的文革史料到Nothing to envy里描述的二战以后金氏王朝如何在短短几十年内将朝鲜的经济摧毁到崩溃边缘。历史和现代、虚拟和现实,让朝鲜成为了一个微妙的存在:

计划经济被历史证明是不可持续的,但作为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如何应对计划经济的必然失败结果?

在备受制裁、土地贫瘠的国家人民的真实生活现状是怎么样的?

在科技发达全球化势不可挡的今天,朝鲜的政治制度能否持续?

如果能,这种选择权、知情权被剥夺的本身,是否能为作为个体增强幸福感?

我有机会跟一个致力于推动朝鲜经济、文化开放的NGO到朝鲜,在距离平壤1个小时车程的Unjong为当地的100位科学家举行了一场为期一周的Workshop。在这一周内,我们每个人要进行一次Presentation,并且负责一个团队的商业计划指导,在最后一天集体作为评委评选出最佳创业团队和计划。全程几乎没有网络与外界联系,除了在酒店的行动是自由的,其他时间的行程都要听从NGO与当地科技部负责人的安排。我们一行13个人,来自不同行业、国家、文化、年龄,以朝鲜科技部为轴心,通过更真实的方式了解朝鲜自上而下的脆弱、挣扎和奋进。

然而,没有什么比在这样特别的场景下邂逅纯粹、强烈而又转瞬即逝的浪漫更让这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更刻骨铭心的。

一、冷笑话

临行前的几周,我在一个晚上收到一条陌生短信,告知他和我他将和我搭乘同一班飞机前往北京,而且咱俩是同行者中唯一两个搭乘这趟航班人。简单的寒暄之后,得知他叫Kai,是德国人,在新加坡居住多年。出于插科打诨的习惯,我开玩笑地说“据说德国人都不会说笑话”,对方立马回复一句“Hahah, what did Mozart do after he died?” 我深知这应该是个笑话,但是也无从回答,就是顺水推舟地等待punch line,”He decomposed,like everyone else”。

德国人果然不会讲笑话,哈哈。虽然没有头像,但应该还是个挺酷的人吧,我心里默默期待了一下这趟飞机旅行。

临行前一周,NGO组织了一场网络会议,给大家做临行前宣讲。我们新加坡的workshop leaders线下相聚,一起参与了网络会议。也是在那场宣讲会,之前不曾与面的大家也大致了解了相互背景、workshop presentation的主题。同行的有全球知名咨询公司的全球合伙人、董事、悉尼大学朝韩历史系教授、Shell公司亚太区并购部门负责人、日内瓦智库分析师、印度美容行业企业家、高中因黑客辍学创立自己的网络安全咨询公司的技术天才等等,而且有些人也以不同的形式去过朝鲜多次。我也在那时知道,我是整个团13个人中唯一一位会说中文的,且唯一一位女性。

Kai因为当时在德国也就没有参加我们线下聚会,但我也默默记住了他是个神经科学研究博士后,同时也创立了关于地形数字化的一家科技公司,Workshop演讲的课题是关于如何孵化器和科学家创业的。神经科学、创业这些词对我来说都是很炫酷的标签,我依然记得Paul Kalanithi在畅销书When Breath Becomes Air里将神经科学和文学作为探索生死意义的两种途径,而大脑也正是人的意识得以存在的一种有机装置。能将前沿科学研究与非直接相关创业集成在一起的人生经历,一定充满故事。

第一次见到Kai是在飞机舱即将关闭的前几分钟。当一批批的乘客离开候机室之后,才看到一个穿着个棕色T恤和土黄色的休闲裤高个子白人进入候机室,脖子上挂了个铁三角耳麦,漫不经心地单肩了个包,跟我挥手致了一下意。与想象不同,他刚刚抽完烟,周身萦绕着淡淡的烟草味,他说话慢条斯理,声音很低,常常嘴角上扬露出卡萨布兰卡里男主Rick的微笑。看得出,他比我年长不少,褪去了年少轻狂后沉淀了一种淡淡和沉稳,却有种商业人士少有的洒脱和不羁。

因为我的座位比较靠前,身边的旅客表现出对换位子的勉强之意,他也完全没有要尝试的意思,所以6个小时的旅程我也独自安然度过了。

二、北京 北京

我们到北京是晚上11点多了,11月底的北京的夜晚有种凛冽的诗意和魔幻的色彩。在出租车上,车窗半开着,风声很大,那晚北京的夜色有些魔幻色彩。一方面是一种物是人非时光荏苒的感慨。上一次来北京是8年前的一个实习项目,上下班挤着公交车,工作生活洋溢着全国各地北上青年怀揣希望和梦想的意气风发。北京又有着一种北漂能感受到的文化特质,对可能性和文艺气息的憧憬总在内心深处骚动和暗涌,现在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但更多的是一种旁观者的心境。

另一方面,驰骋在社会主义制度集大成者的高速公路上,想着我明天将与一个完全陌生的团体,启程前往的朝鲜,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极端国家,会是怎样一种对比和距离呢?

隔着一个座位的距离,他穿着一件T恤岿然不动,我裹着风衣瑟瑟发抖。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聊着对这次旅行的期待,吐槽着新加坡人对于海南鸡饭的执念,我时而给翻译一下传说中帝都的哥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评论。他也不疾不徐地聊着他10年前在上海留学生公寓的美好回忆,偶尔点到他前任在四川旅行时在竹林里迷路的经历。

这种车载旅行竟然成为我们在未来6天最主要的交流方式。这种不近不远的距离,看同样的风景,聊着天马行空的思绪和佚事,竟然如此轻易地打动了我。后来想起来,一个会聊天,会说冷笑话,经历过不同文化的白人男子,在新加坡怎么会没有经历过所有该经历的呢?而我也一定是在晚风和霓虹中晕眩了,才天真地将“前任”等同于“故事”,而不是“预警”。

从北京出发的前一天,我们所有同行的人在北京相聚了,白天去朝鲜大使馆办理相应手续,为第二天启程做些准备。晚上,我作为唯一的土著,用大众点评找了一家中国特色的小资餐馆,携各国友人饕餮一把,几杯江小白和燕京下肚,再加上对未来旅行的期待,大家都有点飘。灯红酒绿开放多元的北京是链接他们comfort zone与另一个“极端世界”的缓冲地带。我们找了一家酒店附近的酒吧,我帮着那几个老外与热情的酒吧小妹开玩笑、带他们尝试本土化的山寨鸡尾酒,听兼职白领驻唱歌手用噪人的音箱效果演绎他选秀归来的北漂梦。

不会抽烟的我,第一次尝试了像口香糖大小的尼古丁含量极高的口服式瑞典烟Swedish Tobacco。10秒左右的时间足以让我神志恍惚,头晕目眩,我的反应让大家笑作一团。昏暗的酒吧灯光散落在弥漫的二手烟雾上,我隐约看到迷雾后Kai炽热而深邃的目光。

三、大同江上边的日出

在朝鲜的行程紧凑而规律,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去Unjong经济特区给科学家完成workshop,每个人都有要依次进行1个小时的主题演讲,并负责一个固定团队的商业计划展示的指导。每天早上8点出发约9点晚餐结束后回酒店,为第二天的课程与当地的组织者沟通。人身“自由”仅限于在酒店、大巴车以及餐馆,以及一个“特权”:每天集合前任何时间,我们可以去宾馆外面的大同江边呼吸一下真正的新鲜的自由的朝鲜的空气。

对于初到平壤、初识的其他团队成员,我每天都在经历一种超现实的经历。

这种超现实来自于时代穿越感,我仿佛置身于六七十年代年代的中国,且进一步被同行的外国旅伴所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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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街道冬景

冬日的平壤大街小巷,目之所及都是伟大领袖金日成、金正日和金正恩的雕塑、画像、题词,人们大多穿着深色军用大棉袄,推着自行车,整洁中透着肃杀。任何的介绍都是以对伟大领导人的敬语开篇,以对社会主义热爱和感恩为基调。

我无从得知,时至今日,朝鲜社会是否依然如建国初期根据政治忠诚度划分森严的等级,终生制的等级决定家庭成分、工作岗位、教育资源、经济生活水平等等。但可以确定的是意识形态永远高于一切,其最核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主体”juche,即每个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外面的世界无需嫉妒。这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渗透在工厂、酒店、餐馆、实验室任何机构内,且有专门的会议室进行教育和学习。全国依然处于高度封闭和高度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就业、住房都是分配,工资也大同小异,不需缴个人所得税。但自上而下地进行这一些一个谨小慎微的改革实验,比如有极小部分人是可以间接全国局域网以外的互联网的,建立经济特区鼓励个体创业,虽企业为国有但运营结余缴税之后就由个人分配,新设国际大学可聘请外教教授英语、科学等专业。

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文革、大饥荒年代的我来说,现在得以一种观察者的角度见证着国家机器的坚不可摧以及顶层设计的重要性无疑是震撼的。这种震撼来自于深知国家机器的注定落后却又在短期内无可改变的失落感。

每每听到旅游景点导游慷慨激昂地赞颂伟大的领导人,介绍明显有悖于科学常识、历史真相的时候,我都会为人民被剥夺了之情权而深表痛惜。同行的旅伴虽都来自“民主国家”但有几位在过去曾多次随团前来访,他们感受到的是朝鲜在过去开放的步伐加快、私营企业(如餐馆、商场)增多。和他们深入讨论之后,我发现这种痛惜是多么越俎代庖。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当赞颂领导人可能只是一份工作,他们生活中的某个部分只是当个群众演员。哪怕他们真的相信这些教育,哪怕他们像信仰宗教一样相信金氏王朝,可能都不重要,因为信或者不信,都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质量,人终究是人,国家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探究自己所能够探究的。

可能相比这些普罗大众,最纠结痛苦的是那些受到过不同教育、见识过多元观点却被迫在顺应体制为体制效力的凤毛麟角,但愈是痛苦则愈可能在体制内香消玉殒成为既得利益的牺牲品或工具人。

然而与Kai的交流也仅限于不经意的相遇时的small talks和偶尔的目光相遇和快速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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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思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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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工厂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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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工厂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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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会议室

第二天的晚餐是在布局和中餐馆类似的大圆桌,圆桌上有玻璃的大转盘。Kai和另一个瑞士外派来新加坡工作的大叔Alain分别坐在我左右。席间我几乎都在Alain聊天,我们从欧洲民粹崛起聊到新加坡的“伪民主”和实用主义,他也兴奋地跟我分享他每年一次的独自旅行的见闻和体悟。Kai则在一旁静静吃饭,间或逗趣儿似的把在他的随身笔记本通过转盘转到圆桌对面的他室友Ben,传起字条儿,偶尔俩人发出乖张的笑声。过了一会儿,Kai又当着大叔Alain的面把本子放在我的餐盘旁边,转身出去抽烟了。我表面上强作镇定继续和大叔持续着原有的话题,微笑点头地看着大叔,但此时我只能看到他嘴唇上下咬合,脑中响起了周杰伦《印地安老斑鸠》,内心万马奔腾地想要掀开小本子看里面的留言。

本子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一行字“Do you want to have a walk with me tomorrow morning?” 下面画了两个打钩框,分别对应地写了Yes和No。我拿起了笔,把walk圈了出来打了个问号,佯装看不懂他的拼写,并把本子默默地放回了他的桌子。当他满怀期待地翻开笔记本看到的是我不置可否的标注,一脸受伤地表情拉着我,又问了我一遍,我耸了耸肩推脱说我早上起不来,让他去我朝鲜主办方能不能晚上自由行。

然而,结果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他在酒店走廊分岔口再次用深邃的目光看着我的,邀请我早起散步时,我再无处躲闪,默默地点了个头。他竟然欣喜得像个高中生跳起来,尝试去触碰天花板,满脸阳光的笑容,嘴里喊着“I have a date” 就跑回了他的房间。

第二天约定时间到的时候天还蒙蒙亮,我挣扎着从床上起来赴约。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已经在大堂里等候多时了,手里拿着一件民工风格的防风衣。他帮我穿上他的大衣,轻轻蹲下帮我拉上拉链,带上帽子,为我推开酒店大门。一股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但我却丝毫没有感到冷。

他的大衣很大很长,完全覆盖了我的手,也盖过了我的膝盖,我想我当时一定特别滑稽。我们就这样,沿着酒店门口的大同江并排走着。

夹裹着水汽的风从江面上吹过来,清新又凛冽。岸边晨练的朝鲜人们对我们报以友善的微笑。那天多云,没有惊艳的日出,只有如波光粼粼的江面上偶尔掠过几只飞鸟。走着走着,他一手插进口袋,另一手拉起我的手臂搀在他的臂弯里了。他摸摸我的头,又露出了卡萨布兰卡里Rick式极度自信的微笑,继续漫步。

远在中国,我家门口也有何其相似的一条江,十几二十年前,我和爸爸妈妈也经常一家人晚饭后在江边夜色中散步;远在纽约,2014年冬天我曾在Hudson River上旁和一个最重要的朋友指点江山、雄心壮志地要在纽约规划着未来。而此刻,同样的冬季、同样的江涛,不同的我,不同的国家和制度,不同的陪伴。恍惚间,世界仿佛是连通的,幸福仿佛是普世的,这个民族所经历的种种内忧外患在此刻是显得多么虚无与遥远,此刻我浸润在岁月静好里。

我不记得那个早晨他说了什么,我只记得那个早上我几乎没有说话,默默希望时间能静止在这一刻。直到现在,每当我从新加坡的公寓远眺,看到小区门口那条蜿蜒悠长的河流,我依然能感受到那天清冷的晨风和暖暖的臂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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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江边错过的日出

四、青涩的情色

自从看了日出以后,我们每天都会默认在车上坐倒数第二排,我坐窗边,他靠走廊。有时外面冷,回到车里也需要一段时间恢复体温,他就会把那件黑黄色大衣脱下来盖在我身上,并把手伸进大衣里,握着我的手,帮我取暖,相依无言,却温暖无限。

车上的旅途就成了每天最静好的时光,窗外一遍遍开过的阳光和煦的大道,他会给我带上他的耳机,播放他喜欢的另类摇滚,Radiohead,Oasis,Nirvana,或是不知名的德文歌。他会说起他的家乡是著名gummy bear Haribo的产地,秋天的时候孩子们会跑去田园里采栗子以换取Haribo创始人老爷爷给的因变形而不能出售的gummy bears,他会说起在荷兰自己种魔幻蘑菇卖钱,他会说起他小时候经历的战争在士兵枪口下保护他姐姐和妈妈,也会说起他在中国留学生宿舍风生水起的男扮女装的告别晚会party小品。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时间坐下了听一个人讲一些“不重要”的小故事了,而且任何小故事都能被他讲得信手拈来,跌宕起伏,好像我也置身在人烟稀少的欧洲田园里看着这个男孩子叛逆、随性、成长、离开。

一如德国全民免费的教育、没有优劣之分的学校竞争机制,他的人生态度也异常淡然。他大半辈子都呆在象牙塔里,研究脑神经科学,并依此周游列国。用脑神经科学分析所需编程技能写写软件挣点小钱;因为热爱攀岩使用无人机,创了家无人机数据分析公司,现在下面管了10多个全职员工,虽然至今依然不断pivot 商业模式,但依然乐在其中,觉得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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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Kai家乡风靡全球的Gummy bear

第五天晚上,为了庆祝整个workshop的顺利举行我们去了一家特别隆重的餐馆——鸵鸟餐馆,餐厅被是包场的,最前端有舞台和拱形装置,俨然是专门用于举办婚庆或其他大型活动的现场。那天晚上朝鲜的组织者们和我们团里的几个朋友都载歌载舞,觥筹交错,十分尽兴。

期间我去了趟洗手间,在餐厅的门口,我看到Kai移靠在窗边。他没有在抽烟。

窗开着个缝儿,吹得我因酒精作用而燥热的脸颊一丝丝的清冷。我走到他旁边,望着窗外,淡淡地说,又在找地儿抽烟吗?他突然抱住我,在我耳旁轻声说“No, I’m waiting for you”.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句带着体温和朝鲜啤酒的回答,每一个音节。

恍惚了几秒后,我立马推开他,要知道,那就在餐厅门口,里面随时都会有人出来,被看到那可就尴尬了。我俩依次回到座位上,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我知道该发生的都会发生。

在酒店分别前,他约我之后在四楼人烟稀少的酒吧见,如果酒吧有熟人就见机行事。

等我整顿完毕,到四楼酒吧之时,他已经在选择了一个隐蔽的角落,和吧台的服务员隔离一个半镂空的墙,点了一瓶啤酒,默默抽着烟。等我坐下,没有任何言语,他很自然地低头开始吻我。

头顶的灯光照得我眩晕,隔着墙我都能感受到被服务生围观的可能性。

就这一次,就当是在这个禁忌的国度放纵一下好了,我默默对自己说,就沉沦在无声的长吻里,一分,一秒。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他伏在我耳边低声问“Do you want to order anything?” 我摇摇头。

“Shall we make a move?”去哪里?能去哪里?硕大的平壤,硕大的酒店,除了我的房间,根本没有私人的空间。我没有做声。他拉起我走出了明亮的酒吧,沿着台阶顺势向下。

昏暗的台阶上,走道的沙发上,都是缠绵。平常只要走几分钟的路程,我们嬉闹了半个多小时。我起初想着等留到新加坡再走一步看一步的底线在一串脚步声中溃不成军。我们像做了恶作剧担心被发现孩子,匆忙逃进了我的房间。

当门关上的一瞬间,万籁俱寂,只有我们呼吸声。他用力地进入我,持久而激烈。期间他要喝水,也生生地灌进我嘴里,喷了我俩一身。我们就在大笑中休憩、入梦。那一夜,我忽然不知身处何处。

自此之后,我们每天白天就这样人前小心翼翼地扮演没有越界的好朋友,夜晚在我房间里翻云覆雨,干柴烈火。完了就躺在狭小的硬板床上,喝同一杯水,抽同一支烟,聊聊一天的见闻趣事,团里每个人都那么可圈可点的性格鲜明,也都成了我们的谈资和笑料,真是像极了高中宿舍里熄灯后的夜谈。

有一次晚上在餐馆里吃完晚饭等大巴的时候,Alain兴起人物合照,他和其他几个朋友和我合照之后,Kai一把搂过我是要过来和我合照,引起一大片起哄,特别像是回到了高中时代谈个恋爱被同班同学的抓包的车祸现场。至今我也没有敢去问Alain要那张合照。

五、曲终人散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我和Kai还有几个聊得来的朋友转战了酒店里的所有的酒吧,一直聊到凌晨3点多。Ben说起了他和他分居两地的妻子和孩子,淡淡地说着家人可能2020年 9月在澳洲团聚,说着他想要2020年开始和他的同事一起趁学校假期来朝鲜长期“支教”,教他们编程、英语。

在Shell 十多年从事能源并购领域的Phillipe说起了他多次来朝鲜的感慨。他曾经多次和主办方聊起如何有效改善当地能源基建(规模化光伏发电、联系中国以外光伏供应商曲线卖给朝鲜等)但都没有实质性进展。他也说起了他在原始森林里露营经历的真人版“阿凡达”,与他的“森林女孩”的浪漫爱情故事,这个森林女孩注定成不了他现实生活中的太太。而他太太现在正在欧洲投行经营蒸蒸日上的事业,而他自己则将被派到上海开始Shell和中国政府合资和机构进行新能源投资项目。

每个来朝鲜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不如意。他们想要的是自我的救赎还是对这个国家的救赎?如果谈不上救赎,或者这只是在现实之下难得能实现“理性主义”的一个乌托邦。

我们聊到最后一家酒吧也要歇业便悻悻各自回房间,终于,我们还是要分离,要启程回到“现实”。当天凌晨的飞机,我和部分朋友回北京,Kai和剩下的几个朋友前往金刚山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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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酒店的酒吧

Kai来到我的房间,看着我收拾完行李、洗漱完毕。第三次,我们在狭小坚硬的床上翻云覆雨。张爱玲说通往女人灵魂的通道是阴道。我隐约觉得一旦旅程结束,哪怕我们都在小的30分钟车程就能横穿的新加坡,我们都不会有再见。

我故作镇定地问他,回了新加坡他怎么打算。

他打开窗,赤裸着上身,点了一支烟。烟头的微火忽明忽暗,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幽幽地说,Have you ever got into trouble because of your personality? I get that a lot. I can see you are smart and you have strong opinions. We had a great time, but we met on a special occasions, you know?

我们回北京一行出发得早,登上了大巴,他赶来和我们在车门口告别。我习惯性地坐在倒数第二排窗边的位子,只是我的旁边再也不会有那个会给我盖上大衣,把耳机戴好,偶尔可以给我偷偷给我靠一下肩膀的男子了,再也不会了。

我听到有人敲窗,凌晨微露的晨曦中,车窗外的Kai冲我挥挥手,笑的很自然和洒脱,就好像我们几天前在机场初见时一般。

大巴缓缓启动,沿着大同河一路向机场开去。我看着窗外的熟悉而奢侈的日出,天色渐亮,突然全亮了,但那天没有太阳,我看着河岸的主题塔,看着我们在那天日出时走过的路,看着江岸上近日反复经过的纪念堂、国家图书馆、笑容灿烂的领导人的画像时,突然觉得一种恍如隔世的孤独和无助感占据了全身。

Yes,we met on a special occasions. 然而人生中的哪一场相遇又不是呢?我以为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六、自我和解

回新加坡后,我和Kai自然地又见了一次,我们都还没有从这场特别的旅行中缓过神来,适应忙碌高压的“正常生活”。那一晚我们就和正常的约会一样,吃个饭,喝个酒,在惬意的晚风里手拉手走过新加坡熟悉的大街小巷,聊聊在这个繁华又安逸的城市里林林总总角落里自己的琐事,感慨一晃眼在新加坡都呆了五六年了。

这五六年间,我经历了家庭变故、工作变迁、情感的起落,看着身边的朋友来来去去,起起伏伏,进入人生的下一阶段,而我却在一步一步逼近而立之年时依然漂泊游弋。

年轻的时候总想着按照精英的路线奋斗,30岁时一个人生的小巅峰,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应该都有一个稳定良性的轨迹,期间也暗自羡慕那些不走寻常路有故事的同学们,现在回望自己的人生,没有犯什么大错,没冒什么大险,但所谓的“小巅峰”看着近在咫尺但又远在天边。内心总有一种时刻能喷薄而出的热情但在新加坡这小富即安的阳光下轻易消解。年少时想要改变世界的憧憬也只能以类似朝鲜的这种短期的旅行来实现了。

现在想来,人生最重要的技能大抵就是内心强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不是一种犬儒式的妥协或是麻木,而是在了解了人生的不可控和不可得后,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通过自律做认为对的事情的一种生活状态。

与其说我被Kai所吸引而建立情感依赖,不如说我因为自己人生不得志而羡慕他这样不为世俗成功所限定而潇洒自如地按自己的人生节奏安逸而毫无羁绊地前行。

世界太大,人会迷路,要么庸俗,要么孤独。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想一去不回的冒险,想着远方住着另一个自己。

但谁的人生不是一场一个人的朝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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