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4月19日电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岳兵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发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种粗线条的学术史漫谈》。

刘岳兵认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自民国时期以来，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长足的进展。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概念与方法，特别是对其研究现状与课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总结，以具体事例说明处理好本学科研究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重要性，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学术史整理等，对于促进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展望未来，强调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仍然是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当务之急。

刘岳兵在文章中指出，中日文化交流史，又称中日文化关系史。周一良先生有一本《中日文化关系史论》的著作，书名虽然叫做“中日文化关系史”，但其中所收篇目也有以中日“文化交流”或“文化交流史”为题的。其“前言”开宗明义，指出:“《中日文化关系史论》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历史、文化、政治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交流”与“关系”两个概念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正如刘德有所言:“中日关系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无论如何，“文化”、“交流”、“关系”是该研究领域三个最基本的概念。“交流”，给人的动态感更强一些，如交际、流动、流布、移植、影响等。而“关系”，可以是动态的，交流本身也是一种关系，也可以是静态的；可以包括如“交流”那样以共时性为出发点的相互或互动关系，也可以包括通过历时性的比较而得出的有意义的相应关系。这种相应关系虽然不一定都是本然的史实性的“历史关系”，但其作为研究者所挖掘出来而带有主体创造性的“逻辑关系”，也可以视为广义的“交流史”的研究对象。“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常常是紧密联系的，“比较研究”只要可比性论证得充分，其创造性的逻辑关系具有真理性，它就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史实，作为历史研究者参与历史创造的见证。交流史的视野与深度如果因此得到拓展，这样的比较研究成果是完全配享“文化交流”之名义的。

严绍璗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的视角来探讨中日关系与交流史，其力图从理论与方法上有所创新的努力，是值得关注的。到21世纪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还有一个常常见到的新概念，那就是所谓“他者认识”。中国人研究日本文化，要重视同中求异，重视寻求日本“固有精神之所在”，周作人早在60多年前就有过这样深刻的反省。只有“在同中求异，或至得其大异者”，东亚人的相互了解才能“比西洋人更进一层”。这一思路，对于我们研究日本、中日关系和中日文化交流，无疑大可借鉴。

民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在当时和现在的中国和日本都被视为经典著作的，首先当然要算是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这里更想要提一提民国期间的梁盛志和后来的梁容若，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梁盛志的著作《汉学东渐丛考》（中国留日同学会，1944年）的主要内容经过汪向荣整理收入署名为“梁容若”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该书198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汉学东渐丛考》之“弁言”可窥本书之大概及作者的研究态度无论是从其史观还是其研究者的勤勉、严谨、谦逊的学风、规范的学术写作，在今天都仍然是值得学习的。该书除了于史料发掘、遗物考证方面有其独创之外，且“鉴往知来”，在史迹疏跋中也自有作者一种所“信”的寄托在。

由汪向荣选编的《中日文化交流史论》一书，不仅从大处可见著者对中日关系脉络的把握，而且在一些细微处也显示著者深厚的国学素养。《中日文化交流史论》的出版，还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汪向荣在该书的《后记》中充分肯定本书的意义，指出：“在中日关系史这一学科作为历史科学的分支而起步时，本书的出版将作为其标志而载入史册。”同时汪向荣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与翻译的关系，其作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方法论的论述，也同样将载入史册。他说：“研究从属于当前政治，而不是学术性的探讨，使过去中国对中日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都和政治相呼应，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学术，以致进步不快。要使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脱颖而出，必须先消除这种原因，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强调了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的重要。同时，关于研究者的立场问题、研究与翻译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中日关系史跟其他历史学科一样，都必须是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研究的学科，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日本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中日关系史并不一样，结论可以相同，立场和观点却不会一致。因为这样，过去中国也翻译出版了一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但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研究。这是我在研究中日关系史方面的基本论点，虽然半个世纪来经历的道路坎坷不平，可是我不想，也不会改变我年轻时的论点。”

然而，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如汪向荣在《后记》中又提到的那样：“学术研究不可能和政治没有关系，学者也并不生活在真空环境中，因此说要学术研究完全不受政治影响是不可能的。”他说：“不过总还有人把学术研究和政治区别开，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和支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研究受政治的影响，汪向荣早年求学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1944年就出版有《中日交涉年表》，对于丙午（1966）之痛的记忆，从其所记述的“所存图书资料，包括所有笔记和全部卡片，均已毁于丙午”、“丙午以后十年中，没有可能接近日本书刊”等文字可见一斑。在海峡的另一方，1967年台湾知识界因“梁容若事件”即所谓“文化汉奸得奖案”闹得沸沸扬扬，对此大陆学界虽然很少有人提及，但是由一次学术评奖而引发包括胡秋原、徐复观等文化名人参与的“中国文化与汉奸”、“文章与气节”、“文学与政治”乃至“民族思想与历史文化、国家生存的关系”的大讨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然有不少值得反思的地方。仅就刊登在1941年由日本的国际文化振兴会编、日本评论社出版的《日本文化的特质——纪元二千六百年纪念国际悬赏论文集》上的梁盛志的获奖论文《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而言，可以讨论的地方也不少。但是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无论这次悬赏论文征集活动的评委是谁，作为当时日本文部省、外务省、情报局等政府机构协助下进行的一项国际文化活动，如该活动的主办方所总结的那样，是为了达到“汇集世界的声音来高呼‘拯救世界之道在于日本精神的实践，世界新秩序的根底必在日本精神!'”的目的和政果。日本当局不仅在1938年发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动员日本国内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而且力图动员全世界可以动员的力量来为其宣扬日本文化服务。无论给这种活动涂抹上怎样的文化或学术的色彩，都无法掩盖其服务于侵略战争的本质。

第二，无论是以何种方式或渠道参加这次征文活动，文章获了奖、作者领了奖，作者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署有自己名字的文字负责。无论作者的主观意愿如何，这一行为在客观上的效果可以说是服务了那场侵略战争。如果没有这种觉悟，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糊涂。

第三，从该获奖文章中言及“通晓（中日）两国语言文章的人每日增多，著作者一旦拿起笔就会立即影响两国关系，对此要如何以虔敬之心从事才好”来看，作者在当时应该是具有这种觉悟的。就是说，作者当时是意识到自己的言论的效果的。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对获奖文章本身进行分析。总的感觉是，作者在“衷心祈愿日本文化升华为世界文化”、理解“建设东亚的新秩序”的前提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对中日双方提出了劝告乃至批评，甚至对“日本人在私生活及社会上都有秩序、政治上公明这些方面极少影响到中国”表示遗憾。其对日本在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与制度上的批评、对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缺陷及“支那通”缺乏历史素养因此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批评，以及对中国人在日本研究与理解方面缺陷的批评都很有针对性，在现在看来甚至也不失其启发意义。但是，这已经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了。

近代中日关系非常复杂、敏感，在这一研究领域，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也是如此，不能不谨慎从事。作为研究者不能在政治上犯糊涂或犯错误，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

20世纪80～90年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水平，可以由两套在日本学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的丛书来代表。这就是80年代末在东京六兴出版社出版的13卷本“东亚中的日本历史”丛书和90年代在中日两国分别出版的十卷本“中日文化史交流大系”。前者由王金林出访日本、在日本学界雁过留声之后，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协助下，引出一队展示中国日本史研究的整齐雁阵，飞越中日历史的天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纪念的风景；后者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编辑、撰写而成，因此“文化交流”的意义与形式，可以说体现得更加充分。

新世纪中日关系、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盛况，表现在通史性著作、史料整理、文献学研究及各种比较研究与专题研究都成果斐然。严绍璗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全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在其个人而言，积20年之功而成此巨著，不仅可以成为他的“墓志铭”，而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中也的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许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使其更加完善和丰富。可喜的是，这种完善的工作已经开始有人在切切实实、扎扎实实地做了。比如黄仕忠所著《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就专门有一节为“《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散曲戏曲部分正误”。黄著对《书录》第三册中的“散曲之属”与“南北曲之属”进行复核，发现不少问题。其提出的问题，作为一种方法和态度，不仅对于我们完善和丰富这个里程碑而言，就是对一般的文献学、书志学，进而一般的历史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王晓秋，2012年出版了一本《东亚历史比较研究》，该书的前言《历史比较研究的意义和方法》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很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值得一读。他说:“历史的比较研究并非随意把两个历史现象拿来就可以作比较研究。它必须要遵循可比性的原则，也就是一般应属于同类型或同层次的历史现象才可以作比较，比如同样是改革、革命、农民战争，或同样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等，或者至少是比较的双方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或关系。因此在运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时，一般首先要确定可比性的主题，然后分别研究可比各方的特点、过程和根本属性，再比较其异同，从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进而寻找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本质和规律。”“东亚各国的历史既有许多共同性，又有不少差异性，还有不少关联性，从中可以找到大量比较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东亚各国文化学术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外交、国际关系等方面现实的迫切需要。”这些话，简明扼要，已经把道理讲得很通透。

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文明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是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中走到今天的，世界是在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中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美丽、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的必由之路。”强调“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是我们必须把握好的一个重大课题”。与文化交流相关的研究课题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的比例也在增大，希望大课题能够真正出现大成果。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近年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成果，其中有两件事尤其值得称道。

第一，是2006年由中日两国领导人就启动中日两国学者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达成共识之后，双方组建了研究团队开始进行研究，就所确定的共同研究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到2010年1月公布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这份“根据政府间协议共同进行历史研究的成果”于2014年由中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日本的勉诚出版社出版，其意义如中方首席委员步平所言：“关注中日关系发展的读者可以同通过双方学者的研究结果进行分析比较，更加深入到历史问题的深层，使得双方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相互理解得到提升。”相信这两卷研究报告（古代史卷和近代史卷）不仅对于促进今后中日相互理解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而这一事件和文本也为交流史和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文本。

第二，朱舜水研究的集大成者、台湾大学教授徐兴庆在出版了资料集《新订朱舜水集补遗》（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和专著《朱舜水与东亚文化传播的世界》（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年）之后，又在日本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的大力协助下，组织大陆和台湾学者从2012年开始实施“水户德川家旧藏?儒学关系史料调查”计划。据报道称，在2013年9月5日晚于该馆举行的史料调查报告会上公布了所发现南明政权鲁王1653年给朱舜水的敕书。作为此调查计划的成果，已经出版了两册《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即第一册《朱舜水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和第二册《德川光圀文献释解》（德川真木监修、徐兴庆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并且以徐兴庆和辻本雅史为责任编辑在2014年9月发行的《季刊 日本思想史》第81期出版了题为《朱舜水与东亚文明：水户德川家的学问》的特集。这些资料与研究成果不仅对于推动中日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它本身就是海峡两岸和日本方面文化交流的宝贵见证和重大收获。民国时期梁盛志批评梁启超的《朱舜水先生年谱》“详略失宜”、“择焉不精”，且谱中对许多“注意舜水事实者所欲之问题”，“或语焉不详，或略未涉及”，并分析其原因在于“作者于其著述之流传，未事考索，仅据最晚出之中国刊本，则亦未审也”。最后在文章的结尾感叹：“以著者之博雅，并久寓日本，而本篇之凭藉乃如是贫乏，亦可异也。”朱舜水，这一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领域中备受瞩目的人物，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之后，其新的全集与年谱的面世或指日可待了。由此联想到，这一领域中还有多少类似的大大小小的课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努力挖掘。

实际上，笔者是不太赞成轻言交流或比较研究的。因为交流或比较涉及的对象就不止一方，尤其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文化之间，甚至东亚或更大范围的交流、比较研究，如果不将关系各方都搞清楚，所见就容易流于表面，比较也难以深入。尤其是翻开中日两国的历史，里面存在着太多似是而非，也存在着太多揪人心肺的片段和点滴，如果没有冷静的理性和足够的定力，甚至健康的心智和温厚的涵养，就擅议交流、比较，往往容易剑走偏锋，甚至误入歧途。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最大的课题仍然是史料的整理和史实的挖掘与考辨的问题。史实清楚了，道理终究自然会明白。发掘未知史实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辨析许多常识中的史实性错误，尤为不易。澄清史实本身，当然不仅需要“与史料肉搏”的考据的硬功夫，也可见“著书者之心术”即研究者“史德”之高下。“秽史者所以自秽，谤史者所以自谤”（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史德，载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19页。），是否已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某种外在目的或现成理论所动，不可不时时自省。至于当前我们的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不足，要对此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分析，或许需要有一个参照系——如台湾地区、日本甚至西方学界的相应状况——来比照观察才更有说服力，这个工作在这里只能留作前景展望中的课题了。

在展望前景的时候，笔者想到的首先还是沉潜下来，回到各自的原典、回到彼此的原典。请允许抄录一段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前辈学者周一良的告诫，来与大家共勉。他这样说：

“有志于研究两个国家关系的历史或者文化交流的青年，我觉得应当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对两国之中的一方（当然能够对双方更好）的历史或文化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或素养。只是在有了这样一个基地或说据点的情况下，再来探讨这一国和另一国的历史关系，研究这一国和另一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相互影响，才能够比较具体深入，言之有物，才能探索出相互关系（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中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如果不深入某一方，浮在两国具体历史之上来侈谈关系或文化交流，恐怕是不容易取得好成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