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韩愈讲，“潮之州，大海在其南，群山拥其北”。这基本上概括了潮汕地区的地理特点：三面环山，一面靠海，形成一个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内陆较为封闭且有绵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域内水系发达，冲积形成了三千多平方公里的潮汕平原（潮汕有三大水系，包括韩江、榕江、练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河流，与潮汕人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关联。
首先是对生产方式的影响：尽管冲积平原的土地十分肥沃，但潮汕地区人口众多，这样的矛盾就催生了“种田如绣花”这样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进而培养了潮汕人崇尚精细的文化精神。同时，因为地少人多，人们或是靠海吃海，最终造就了十分发达的渔业；或是漂洋过海地去做生意，最终富甲一方，于是又塑造了潮汕人的重商精神。
其次是造成了潮汕文化内部的分化。现在看，河流是潮汕地区十分宝贵的自然资源。但在古代，则是人们交通往来的障碍。其直接影响，就是造成了潮汕文化内部的分化。举例而言：澄海、潮州作为韩江流域的中心，是潮汕文化的中心区，其语言较为温和柔顺；潮阳、普宁、惠来在练江流域，其口音较为雄浑粗犷；揭阳、揭西在榕江流域，其文化特点介于两者之间，较为中和。
关于潮汕文化的形成，大体有三个来源，经历了五个阶段。这里作个简单的介绍：三个来源，即原生文化（南澳象山文化是潮汕地区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遗迹，距今八千年，与“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文化系统，当时的人们过着极其简单的海边原始生活；包括前面讲的百越时期在这里出现的人类活动，也属于原生文化的范畴）、中原文化（公元819年，唐朝时任刑部侍郎韩愈，因得罪了皇帝被调整为潮州刺史。用现在的观点看，从中央部委的副职改任地方“一把手”，职级虽是平调，实际上位置更重要。但史书在记载这件事情时用的却是“贬谪”，连韩愈都说潮州是“有海无天地”，感到前途黯淡。可见，当时潮汕地区的落后。韩愈在任上八个月，为当地人办了许多大好事，尤其是兴办教育，给潮汕地区带来了许多新气象。这就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和旅外文化（讲一讲海患——明朝的吴平、林凤、林道乾等海寇商人在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打击下，率众远逃安南、吕宋、大年，这些仍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武装集团终于在东南亚站稳了脚跟，成了最早的一批侨民。后来，华侨文化通过华侨对本土的投资、回流，对潮汕本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促进了潮汕本土文化的繁荣和进步）。讲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原生文化阶段、接触碰撞阶段、儒化阶段、海内外移民文化形成阶段和近现代阶段（1860年，依据《天津条约》，汕头开埠通商，潮汕文化开始向近代工商业文化转变。
在介绍这个近现代阶段时，就不得不提到改革开放和汕头经济特区。我的父辈当中，做生意的有很多，他们经商的历程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也经常听他们说起搏击商海的故事，进口车、进口烟、call机，乃至大哥大，是我对于改革开放最初的印象。用父辈的话讲：“那时的汕头真是一片绿。”——这里的绿，是生意盎然的意思。讲的是，在特区创办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潮汕地区开始焕发生机。在政策的鼓励下，潮汕各地的精英大量涌入汕头，发家致富。第二个十年，用父辈的话讲：“还是一片绿。”——这里的绿，是灯红酒绿的“绿”，老版的百元大钞、美金，花钱如流水。讲的是，在第一个十年的成功以及特区政策巨大的利益驱使下，潮汕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使他们变得浮躁轻狂，以致于出现了挥霍的倾向。第三个十年，用父辈的话讲：“还是一片绿。”——这里的绿，是股市的绿。随着中央“807”、“815”工作组的进驻，以及紧随其后的长达八年的重点政策监管的实行，潮汕地区经济环境恶化，大量企业外迁。前二十年聚集的产业链被破坏，潮人精英远走他乡，留下了一个颓败的汕头。今年，有人给市委书记陈良贤贤哥写了一封信，当中写道，“汕头被九十年代迷住了，自拔不出来，至今还留在那个年代”，说的就是汕头早前一蹶不振的状态）。
以上，是第一个大部分，主要还是介绍塑造了潮汕人性格的这些环境因素，穿插讲了一些潮汕文化的沿革和发展，回答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如何”这个问题。
潮汕人善于经商，被称作“东方犹太人”。潮商与晋商、徽商、甬商（也就是宁波商帮），并称“四大商帮”。潮汕人强烈的商业意识和逐利精神，得益于其悠久的商业传统，根源于潮汕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我从小就被教导：“买卖算分。”意思是做生意一定要精打细算，一分钱都不能马虎。很可惜，我一直学不会，连到菜市场和大妈砍价都觉得不好意思。当然，这是题外话。但“买卖算分”后面还有一句，“相请无论”。意思是，朋友之间请客送礼要大方，不能斤斤计较。这就反映出潮汕人在追逐利润的同时，实际上也充满了仗义之心，是利义并重的。这是我要汇报的第二个观点。
潮汕人，是被公认了的十分会赚钱的一个群体。早年，泰国皇室的车辆号牌是可以通过捐献得到的，当然价钱不菲。这个号牌有很多特权，比方说，汽车可以由警车开道，直接开到飞机底下。我祖辈的远房亲戚，早年一穷二白过番到了泰国，最后做生意发家成了土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他邀请乡里人到泰国旅游。他高大上的衣食住行，特别是这么一辆挂着皇室号牌的车，给亲戚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穷小子通过做生意在异国他乡实现逆袭，这是我身边的事。当然，比他富得多的潮汕人有很多，代表人物有李嘉诚、马化腾、黄光裕、龙光地产的纪海鹏，以及前面和万科的王石斗智斗勇的宝能投资集团的姚振华，都是潮汕人。
潮汕人的商业传统最早可追溯到汉，当时的潮州实际上是北方与越南联系的中继港。到宋朝，在官府对贸易扶持政策的刺激下，潮州的商业更加发达，这时候主打陶器出口贸易。进入明代，由于朝廷实施海禁，漳州、泉州的商人们失去生计，开始向外转移商业贸易。而此时，潮汕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上产量巨大的稻米、陶瓷，成了漳州、泉州商人转移的目的地。南澳、樟林、东里、海门、靖海等，迅速成为出洋贸易港口。后来，随着政府的打压，这部分从事走私贸易的商人渐渐武装起来，最终发展成了海寇商人。结局正如一开始所讲，这部分海寇商人后来被迫转移到东南亚，并站稳了脚跟，成了华侨。1860年，汕头开埠通商后，潮商迎来了辉煌期，影响迅速扩大。
潮汕地区绵延两千多年不断线的商业传统，塑造了潮汕人敏锐的商业意识（聚集在经济热点地区、聚集在最赚钱的行业），帮助他们在商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商业传统也有其负面效应。在重商文化长期的熏陶下，“给钱办事”、“办事收钱”的“潜规则”就容易大行其道。比方说，几年前，我到医院做个小手术。出发前，我看到母亲在悄悄地准备红包。她要干什么，我想不用我说，大家都清楚。我试图制止她，但她说：“图个心安。”后来，医生也收了红包。他是个好医生，我想他也是想让我心安。当然，那是十八大之前。实际上，我母亲这种“送礼图心安”的心态很有代表性。
白岩松讲：“中国的腐败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惊心动魄’。如果都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谨小慎微、周密计划，才能进行腐败，说明腐败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但事实恰恰是，就在某一个很平常的下午，很平常的工作往来中，腐败就轻易发生了，然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它的真正可怕之处，就在于这种轻易性和随意性。”
我想，悠久的商业传统在潮汕地区的负面效应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讲完“买卖算分”，再来讲讲“相请无论”这部分。
潮汕人重情，待客之道因而也特别周全。有句潮汕谚语：“客来主唔顾，便是衰家厝。”意思是，有客人来了，主人不管不顾，那这个主人家注定是要颓败的。有客人来了，酒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喝，但无论客人什么时候来、呆多久，茶水必须奉上，或是单枞，或是铁观音，或是大红袍，功夫茶自然是少不了的。冲泡功夫茶有一套标准流程，总共十八个规定动作，每一个步骤都有一个十分文艺的名字，光是把水倒进茶壶里这个步骤，潮汕人就赋予了它两个名字“悬壶高冲”和“玉液回壶”；洗个茶杯，我们叫“若琛出浴”。这样的命名无疑增加了冲泡功夫茶的仪式感。而潮汕人重情的特质，又通过这种仪式感相当强的待客方式得到强化。
潮汕人重义，体现在热衷公益和慈善。我的外婆，现在上年纪了，身体经不起折腾了，广场舞不跳了，也不买菜了，但有两个地方是每隔一段时间一定要去的，一个是佛堂，去跟佛祖汇报思想，一个是善堂，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当然体力活是干不了的，钱倒是给了不少。我的父母，业余时间参加义工，或是去敬老院照顾老人，或是穿着个蓝背心去山上捡垃圾，还拿个小喇叭呼吁游客爱护环境，同行的人各行各业的都有，每次回来都是一身汗，但我看他们乐在其中。当然，这样的公益行为，相比起富商们捐资建学校、建医院、修公路等，可能连小打小闹都算不上。但就是想表达一个中心意思，即使是最普通的家庭，对公益的这种热情也是十分高涨的。
2007年，“广东十大新闻人物”中，有一位化名“关微”的汕头商人。他从2002年起，连续五年，总共为“希望工程”捐款72.5万元。07年，恰好是“希望工程”十五年，《南方日报》发起“寻找‘关先生’”活动。但直至今天，关先生依然没有露面。但他的善举仍在继续，目前已经累计捐款超过两百万。“关微精神”已经成为扶危济困、乐于助人的潮汕人精神的标志。
李嘉诚讲，“人要去求生意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如何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这是李超人的生意经，其实也反映了潮汕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做人要有助人之心和信用之心。换句话说，就是“有德才能有得”，即使有时因为时运好而先有所获，也必须想方设法回馈社会，平衡义与利，使获利行为在这样的平衡中实现可持续。潮汕人普遍把关公当财神来拜，也正是这种“获利必须基于忠义”的集体意识的集中体现。
我在查阅资料试图了解这种心态的成因时，反复地看到一个说法，讲潮汕地区是“先有社会，后有政府”，历来属于“强势社会、弱势政府”。弱势政府难以很好地承担诸如办学、救贫济困、医疗、公共设施建设，甚至是公共管理这样的社会职能，这部分空白就被强势社会自发地填补，表现出来的就是潮汕族群一直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上述的公益举动，根源也许就在于此。
当然，潮汕人作为一个重商的族群，是十分讲究信用的。比方说，改革开放后不久，普宁流沙的服装批发市场就以信用著称。那时从全国到普宁流沙服装批发市场的商人只要打张白条，就可以将整车的服装运往全国各地，等货卖完了再回来付款。当然，潮汕地区也一度因为利益的驱使出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直到现在还在偿还旧账。但经过这些年政府所主导的整治，投资环境正在慢慢改善，一度被妖魔化的形象也正在慢慢扭转，我们讲“筑巢引凤”。现在巢正在慢慢筑起来，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汕头人，十分期待家乡重振雄风。
以上，是第二个方面，主要是介绍潮汕人成为其为“东方犹太人”的凭借和依托，同时也是澄清大家对于潮汕人重利轻义的一些误解。
潮汕人是一个有着浓厚宗教精神的族群，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祭祀神明。这当中，除了佛、道、基督以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地方神明和祖宗崇拜，这些共同构成了潮汕人的民间信仰。有学者在深入观察之后，将潮汕地区的这种民间信仰归入“泛神阶段”。专业术语很多，我的理解就是：一个家庭，可能同时祭拜观音、地主老爷、天公、关公、妈祖、月亮等多个神明。就是这么个泛神，就是说宗教的排他性在这里并不突出。
潮汕地区的祭祀日很多。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判断哪一天是不是祭祀日，到外砂、新溪、周厝塭转一转，看有没有人焚香烧纸基本就知道了。不久之前，领导看到单位外围在放烟火，问我是不是赶上了祭祀日。我当时问了家里的老人，她说不是。后来了解到，实际上那天是乡里在迎老爷。老人受过高等教育，但终究逃不脱祭祀这些事情，几十年下来也算是行家了，连她都搞不清楚日子，潮汕地区祭祀活动之多可见一斑。当然，今天不是来宣传潮汕人拜神的。
主要还是介绍潮汕人敬神传统的根源在哪里。在前期查阅资料，包括聆听一些潮汕文化讲座时，很多学者都提到了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对于潮汕人心态的塑造。这里我先把结论抛出来：潮汕地区敬神的传统除了沿袭了百越时期土著人的一些做法之外，最重要的根源还在于潮汕人安全感的高度缺乏。
前面讲到，潮汕地区偏居大陆沿海东南一隅——天灾很多，地震、台风、旱涝，等等，在座的各位都有切身的体会。此外，还有出海时常常遇到的恶劣天气。这些自然现象，在科技发达、防护设施完备的今天，尚且使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潮汕地区的先民来说，灾难性可想而知。人祸也不少，举个例子：因为三面环山，在古代，面向内地的交通闭塞。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接收来自内地、来自中央的消息很迟滞。南宋覆亡前，曾以潮汕地区为最后据点负隅顽抗。当其他多数地方已经接受了改朝换代，并臣服于新统治者时，潮汕人还搞不清楚状况，给这个即将灭亡的政权以大力的支持。作为惩罚，元人后来在潮州屠了城。明末清初也是类似的情况。另外，正如刚才所讲，政府在潮汕地区一直是个比较弱势的存在，难以承担像维持治安这样的公共职能。这就造成了山贼海盗的猖獗，潮汕人好不容易攒点钱，很快就被洗劫一空。天灾人祸交织作用，一点点销蚀了潮汕人的安全感，我们的先民只能寄希望于神明庇佑，各种祭祀活动应运而生。潮汕人拜神时，表现出了十分鲜明的实用性——拜关帝求财，拜雨神求雨，拜风伯是为了不受台风所害，等等。诸神各有分工，人们各有所求，所以才有这么多不同的庙宇和祭祀活动。这些神事实上构成了潮汕人共同的信仰。这种共同的信仰在形成后，又渐渐地把潮汕人聚集起来。于是，就形成了宗族。宗族的形成，使族人的身家性命得到了保护，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共同的信仰。而这种信仰，又通过特定的仪式代代传续。（举例：澄海盐灶揪老爷视频）
看完之后，恐怕又有很多人在想：“你看，潮汕人就是这么迷信。”我认为，在缺乏相关背景知识支撑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失偏颇的。刚才讲到，潮汕地区历史上人祸很多，山贼海盗倭寇，层出不穷。潮汕人为了保全身家性命，形成了宗族，进一步又形成了不同姓氏的宗族联盟。盐灶是古港口，他这个村落也是顺着这个轨迹发展起来的。“揪老爷”的参与者，都是各宗族身强力壮的男丁，这种充满血性的竞争，要求他们必须有勇有谋，无疑是培养尚武精神、训练强大武力的有效形式。同时，各宗族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在过程中得到了充分显现。人多势众的宗族，联盟的话语权自然在握，利益格局也就完成了界定（以男丁的多寡强弱来决定话语权走向，实际上助长了重男轻女现象）。这样带有竞赛性质的游神活动，一个明显的好处就在于减少了领导权转移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乡斗的恶劣现象。
敬神传统，除了是连接潮汕人的精神纽带之外，客观上，也塑造了重义守信的商业品格。在潮汕人眼中的神灵，就像活生生的人一样，需要物欲的满足。于是，在求神灵庇佑时，潮汕人总会许诺，如果愿望达成，将会以某种形式来表示感谢。潮汕人的这种承诺虽然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但一经承诺就一定会不折不扣践行。我父亲有个朋友，几年前在衡山求神灵保佑他孩子能考上重点大学。这里插一句，他的行为实际上也体现了潮汕人实用主义的特点。他去南岳，并不是因为信仰南岳，而是别人告诉他那里很灵，至于祝融庙里的祝融是谁，很可能到现在他都不知道。后来，果真如愿。今年，他说什么都要带着他的孩子去趟衡山。不为别的，就为了去还愿。一诺千金的宗教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潮汕人。因此，潮商特别重视口头承诺的约束力。有专家认为：这是潮商一诺千金的思想根源。
以上，是我介绍的潮汕人的第二个特点，敬神。实际上，潮汕人的敬神传统十分复杂。我作为一个潮汕人，在面对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时，经常也感到十分迷惑。前面这些，只是我学习之后梳理总结出来的一些要点，是“阉割版”，而且很片面。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有一堂讲座，叫《民间信仰与潮汕文化》，讲得更系统、更专业，也更深入，有兴趣的同志可以看一看。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潮汕人“人情至上”的特点，穿插探讨大家眼中潮汕人的“排外”到底是怎么来的。潮汕地区，素来是个人情至上的社会。外地人到这里生活工作，如果领会不了“熟人”这个词，与本地人交往必定会感到阻力重重，并在人情至上的大氛围中产生强烈的异乡感。这种异乡感表现出来，就是觉得“潮汕人很排外”。
人情社会的形成，与宗族有关。宗族是乱世中潮汕人自我保护最可靠的力量。随着财力的增强，宗族逐渐代替政府发挥了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的功能。潮汕人对宗族的依赖程度由此不断加深，宗族观念也在持续强化。宗族传统被华侨带到了国外。由此成立的各种华侨组织，在帮助他们抗击当地政权和西方殖民者的剥削压迫，以及应付与当地土著的冲突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扩大了潮汕人的影响力。这种“聚集以求生存和发展”的观念在经年累月中，逐渐成为潮汕人的天性。加之潮汕人深知人脉资源对于经商的重要性，以及受到自古以来潮汕地区人多资源少的矛盾的影响，为了汇聚更多生存和发展资源而讲究人情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人情社会到底给潮汕地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是公职人员执行力差。学者陈晓东讲，“法治社会的前提假设，是公民社会。但在熟人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浓厚的人情关系，因而政策执行、公职人员执法都会受到人情关系的阻挠。”潮汕地区公职人员因为人情关系而导致执行力不强，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司机在被交警查处时，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找熟人说情，而交警呢，也经常会接到领导的“人情电话”。前任市委书记到任后定下了规矩：“交警查酒驾一律不许带手机。谁说情就撤谁。绝不留情。”字字铿锵，这正是对潮汕人情社会弊端的宣战。
其次是容易使外地人产生被排斥的心理感受。其实很多潮汕人都不认为自己排斥外地人，因为实在没有排斥的动机，说白了，就是排外没有好处。那为什么外地人来到潮汕地区后普遍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一方面，人情社会之下，各种机构办事常受到人情关系左右。换言之，关系网是在人情社会中办成事、快办事的关键。比方说，到医院拍片子，按照流程，可能需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出结果，但是如果你在医院有熟人，也许一个小时就能完事。本地人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找到熟人。但是外地人与各种机构打交道，由于他们处在关系网之外，一时还进入不了熟人社会，只能公事公办，偏偏前面又有很多有熟人的人插队，因此，就会感到困难重重。这时候，外地人被排斥的心理感受就产生了，尤其是在看到来得比自己晚的人，出片子的速度竟然比自己还快的时候。另一方面，与语言也有关系。潮汕方言属闽南语系，与普通话的差异很大，外地人很难学。对于部队来说，一则没有这个语言环境，二则没有讲潮汕话的需要，所以官兵就更难学会。加上潮汕话充斥着大量的潮汕典故，使得潮汕人偏爱讲方言，也使得不熟悉潮汕文化的外地人学潮汕话变得更难。此外，潮汕话里有很多事物，难以用普通话准确表述。因此，除非是要讲给外地人听，否则，潮汕人一般会用潮汕话交流，这时常让在场的外地人感觉很难融入。
关于潮汕文化精神，我也是看到这个提问之后，才真正地进行了学习。过程中，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走访了一些前辈、聆听了一些讲座，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素材。有的，是之前一直身处其中，却从未仔细思考过其成因的，比方说潮汕人家家户户拜的这个地主老爷到底是怎么来的？有的，则是自己先前闻所未闻的，比方说潮汕地区“大社会、小政府”的传统政治格局对于潮汕人生活态度的塑造，等等。于是，越学就越觉得惭愧，觉得自己身为这个族群的一员，对于这个族群是怎么来的，竟然是如此地无知。由衷地感念能有这么一次机会，让我得以回头看看潮汕的先人们所走过的这些路。由于时间有限，今天我向大家展现的潮汕人，其实是非常片面的，不及沧海一粟。但我在取舍素材时，坚持把潮汕人义利并重、敬畏神明和人情至上这三个特点，作为我介绍的重点，一是想澄清大家对于潮汕人的一些比较典型的误解，二是这三方面的特点确实与我们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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