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3日-1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及冯其庸学术馆共同举办的“文献·文本·文字：中西古典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无锡冯其庸学术馆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北京服装学院、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西安碑林博物馆等多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的三十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在开幕式上，国学院常务副院长乌云毕力格介绍会议宗旨时说，“大国学”是冯其庸先生留给我们的重要的国学思想遗产，在大国学理念下，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矢志于传统国学和西域史地的教学与研究，积累了很多经验。为了推动“国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学院还借鉴古典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历史文化。本次会议，充分体现了冯其庸先生所倡导的大国学研究思路，同时又有新拓展，尝试在中西古典学的对话中进一步推进多学科的融合深度，拓宽国学研究的学术视野，提升国学研究水平。

开幕式现场

与会学者主要来自文史哲三大不同领域，围绕着“中国古典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这一具有包容性与思想性的的议题，结合最新文献材料和研究成果，对中西古典学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进行了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度对话。

本次会议共分七场。前两场为青年学者论坛。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共七位博士发表了自己的论文，论文议题涉及《史记》等传统典籍、六朝文学作品同时还涉及到梵语语法等内容，展现出青年学者扎实的功力与广阔的视野，与会各领域的学者对于七位博士的论文进行了深入点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一向重视对于年轻学者的培养，也希望利用各种机会为校内外甚至国内外青年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本次青年论坛就是为了促进新老学者互相交流而特别创设的环节。

次日，共举行了五场学术讨论。与会学者针对古代民族语言、宗教美术、历史地理、古代文学、古代汉语、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等学术主题进行了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乌云毕力格的开场发言，梳理了蒙古语“Qotong（豁通）”一词的历史含义及变迁，乌云毕力格指出，在现代蒙古语里，Qotong（豁通）一词指回族。但是，该词的词源和词义并不明确。在考察蒙古与西域历史关系的基础上，他通过梳理13-18世纪蒙古文、托忒文、满文和汉文文献与档案文书相关记载，利用语文学研究方法考察出“豁通”一词是蒙古语Qoton（“豁团”）的变化形式，“豁团”意为“城子”。卫拉特蒙古人以”豁通”泛指天山南路绿洲各城的突厥语族穆斯林群体，意即居住在城里的人们。清朝对穆斯林群体的称呼则沿袭元明旧称“回回”、“回子”，满语音译而用之。18世纪后半叶，在陕甘回民暴动期间，清廷下令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应对回民暴动，文中以“回子”“回回”称陕甘回民，蒙古人则用指回疆维吾尔等穆斯林的称呼”豁通”转指陕甘回民，从此“豁通”成为回族的专门称呼，而不再指回疆突厥语族人群。“豁通”名称的演变反映了明清时期内地和西域关系以及该时期民族关系与文化交流的情况。

乌云毕力格在文章中所利用的语文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是与会学者一致认同的古典学研究应该采取的路径，而他所涉及的蒙古文、托忒文、满文和汉文文献，也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历史的真实必须建立在材料的贯通上，除了汉文史料，民族语史料的重要性也应该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加强第二学术语言的学习与训练将更加有利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深化与世界化。

与乌云毕力格的发言相呼应，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巴哈提·依加汉对于中亚与清朝之间的察合台文书流通情况作了详细分析。他说，随着清代档案的逐步开放，一批有关十八至十九世纪“西域”与清朝关系史的非汉文文献得以发现，其中包括哈萨克、浩罕甚至卡拉卡尔帕克等中亚突厥语族群及其政权与清朝之间用察合台文写成的书信和公文。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这些历史文献具有澄清史实、填补历史空白的独特价值。毋庸置疑，这些文献乃是研究中亚突厥语言历史和文献制度史的重要史料；它们也从各个方面生动地呈现了这些中亚族群及其政权与清朝交往的缘由和期望；这些文献及其相关史料中承载了大量传统史籍中不曾提及的有关中亚与清朝关系的故事。同时，从地方衙门到朝廷都曾用察合台文书写公文的史实说明：乾嘉时期清朝所奉行的包容性语言政策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尽管清朝利用察合台文与清属回疆及浩罕、哈萨克等中亚诸族来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且这一过程受到过诸如边境政策及民族迁徙等因素的影响，但需指出：因为有清朝的有意经营，察合台文不仅成为清朝在回疆六城之地传达其统治意志的有力工具，它也成为清朝与中亚其他突厥语族及其政权沟通的重要媒介手段。

对于新发现材料的敏感性是与会学者的共识，针对华建光在发言中所分析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所收录的《诗经》材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吴洋专门写作了文章讨论。吴洋在发言中指出，刚刚出版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包括了《诗经》六国风诗中的全部或部分诗篇，其中保留有大量的异文和一些前所未见的“逸句”，这些对于《诗经》研究意义非凡。他通过分析《葛覃》、《螽斯》、《汉广》、《驺虞》、《硕鼠》等五首诗，指出“安大简《诗经》”为今传本《毛诗》的文本和传统解释提供了版本依据，这包括“归宁父母”、“螽斯羽”、“不可休息”、“驺虞”、“硕鼠”等诗句。他还认为《硕鼠》的重文符号为理解《毛诗》与三家诗的诗句差异提供了线索，而《驺虞》一诗的“逸章”很可能保留了原始《诗经》的面貌，为重新认识“逸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出土文献对于学术研究的促进作用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某些求新求快的风气使得出土文献的研究不够充分，未解决的旧闻题经常被刚发现的新材料所掩盖，为了充分发挥出土文献的作用，来自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杨小亮在本次会议中讨论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睡虎地秦人家书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张明东则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山东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出土的邿子姜首盘重新做了研究，他指出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出土的邿子姜首盘是邿子姜首以她和丈夫邿公典的名义铸造的铜器。邿子姜首是女子称谓，邿是夫国名，子是一种身份的体现，姜是姓，首为名，从铭文特征及墓葬习俗看姜首应是齐女，夫妻共同作器而女子在前的情况相当罕见，可能与《春秋》记载的邿国内乱历史有关。铸器时，邿公典可能不在长清邿国，此后也未能返回。从仙人台墓地也可以看到，邿子姜首单独葬在邿国公墓，未能与邿公典合葬。邿子姜首或许是邿国成为齐国附庸后的实际主政者。邿子姜首盘对于研究当时齐国与周边小国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在重新发现和评估传世文献方面，本次会议也新见迭出。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陈伟文对于《诗经》学上一部重要著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书》进行了深入讨论，他指出宋代以来主流学者皆认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著述时代是三国吴时，但宋代的陈振孙即曾指出宋代流传的陆玑书引用了晋代郭璞的《尔雅注》，通过仔细考证，陈伟文发现不仅宋代流传的陆玑书征引郭璞注，而且唐代、南北朝所流传的陆玑书也都征引了郭璞注。此外，陆玑书还常常对郭璞注作补正，可见陆玑书的著述时代不可能是三国吴时，而应是东晋中期以后。从陆玑书中提及当时“官园”所种之柜树（木蜜）是从江南来者，可知官园必在北方，因而陆玑书当撰于北方政权。陆玑书提及的北方地域，征引的北方方言，远多于南方，也可相印证。陆玑书提及“恒农郡”可能是北魏避拓跋弘讳更改后的地名，因此，陈伟文推测陆玑书的著述时代可能是北魏。

来自陕西碑林博物馆的王庆卫则对西安碑林所藏梵语陀罗尼经幢进行了重新研究，他指出该经幢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中国和尼泊尔文化交流的象征，故多命名为“中尼合文陀罗尼真言经幢”。他通过对经幢刊刻内容的分析，以为当称作“梵文真言陀罗尼经幢”，该经幢在唐建中二年（781）刻立于大兴善寺，其性质和尼泊尔没有关联，而应该与不空碑同属于不空三藏卒后的礼仪性纪念碑。后来随着会昌法难和唐王朝的灭亡，到了北宋初不空碑辗转入藏西安文庙，而经幢则移到了韩建修筑的开元寺内，直至千年之后二者才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重新团聚。

与对于文献的具体考订不同，来自中国社科院的刘明在发言中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针对传统的古典文献学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学科的困境和危机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应从话语体系和叙述视角两方面，重新审视传统文献学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理念。以汉魏六朝别集中的陶弘景集为例，他认为应该借鉴西方书籍史的理念，将别集的生成和传播釐分为作者、制作者、读者和文本的层累性四个界面。他希望以坚实的文献工作为基础，运用书籍史和阅读史的方法继续开展唐前别集的研究，期待对于该时段的文学史料学或集部文献学建设有所助益。

刘明的发言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大家针对中西古典文献学的现状、方法论意义乃至走向都表达了各自的观点。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郭志松（Asaf Goldschmidt）则从汉学家的角度对于古典文献的处境进行了另一个层面的讨论。郭志松以医学名著《伤寒论》为例指出，公元11世纪，北宋政府主持刊刻并且发行了一批医学图书，在这些图书中包含有不少具有数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医学典籍。这些历史悠久的传统医学典籍，在当时医生的医学知识系统中已经非常生僻。尽管这些典籍的名字耳熟能详也经常被提及，但是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当时的医生们并没有读过它们。这就像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熟悉古希腊的知识，但是很少有人真正接触或者阅读它们。这些新刊刻的医学典籍进入地方，传播越来越广，同时还被列入新建立的医学教育体系的课程当中，在当时中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医学环境。宋代的医生们不得不应付这种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医学知识和诀窍，这些知识大体上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医学认知。而宋代的医生们如何应对重新进入宋代医疗系统的古代典籍，如《伤寒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郭志松的发言就揭示宋代医生如何将《伤寒论》中所记录的临床经验运用到当时的医学实践中，同时又是如何通过文献训释将当时的医学知识与《伤寒论》中的描述相互结合。这是历史情境中的古典文献学的一次经历，与现实情况下古典文献学的讨论交相辉映，引人深思。

本次会议还针对历史地理和宗教美术展开了专门讨论。中国人民大学的特尔巴依尔考察了准格尔时期阿尔泰乌梁海游牧地，他指出阿尔泰乌梁海人经历数次迁徙，部众离散众多；与此同时，有不少额鲁特人、图瓦人、特楞格特人、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被安置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新光则考察了魏晋迄隋唐文献中有关“实中”与“实中”城的记载，检讨过往对“实中”城本义的分析，认为“实中”城邑形态应指内高外低，城中平实，小而坚固的城池，使用时间起魏晋迄隋唐。他认为，鉴于史料有限且该词具有较强时代属性，若无考古或其他资料支撑，应以相对保守的态度，从“实中”词义本身出发来探究其作为城邑的原来形态，切忌望文生义，亦需避免过度解读。

来自北京服装学院美术学院的魏丽则对中世纪东西方宗教绘画的绘制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她以敦煌北朝时期的千佛像和说法图佛像为观察对象，对画工在绘壁之前所使用的不同形式、不同作用的辅助线痕迹进行了复原和归类，还原出画工绘制佛像时所使用的比例格的基本形式，并以此推测古代画工如何借助辅助线来完成标准格式的佛像绘制，还原出敦煌艺术背后的系统、合理的工作方法和行之有效的组织结构，展现出敦煌艺术成果背后的内在规律和成因。相较于敦煌，魏丽又进一步对比了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希腊在中世纪拜占庭基督教壁画艺术创作中所使用的比例格，来探讨敦煌壁画中比例格的特点与大致来源，通过对比东西方工匠们在比例格具体使用方法上的差别，进一步拓展了对古代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理解深度。

次日论坛

与会学者合影

本次会议，不同专业和领域的学者们围绕“文献、文本、文字”，就中西古典学研究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和讨论，精彩纷呈，亦不乏激烈交锋。来自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刘明认为，传统的古典文献学一定程度上存在学科的困境和危机，如何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展研究边界，是目前文献学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之一，借助本次会议大家可以进行跨语种、跨民族、跨学科、跨文化的比较与交流，这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推进很具启发意义。

会议结束时，乌云毕力格院长总结道，这次会议为古典学研究的方法和走向提供了一次宝贵的讨论机会，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学者们都从他人的研究中获得教益，而大家所认可的语言学、文献学方法，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将努力为中国古典学的进步以及中西古典学的对话与交流做出贡献。他表示，希望明年能在无锡再举盛会，继续围绕“文献、文本、文字”，探讨古典学视角下国学研究的方法和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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