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padding:0px;font-size:14px;line-height:180%;clear:both;"align=left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撰写《中国移民史》过程中对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归纳和总结。文献研究仍是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其来源包括：官方史籍的记载、其他古籍中的记载、家（族）谱、地方志等。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中，对间接的记载也应充分重视。文献以外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补充手段，在文献无征的情况下更是唯一的途径。这类研究方法一般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如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等。尽管我们最大限度地综合运用上述研究方法，由于移民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仍会有不少无法了解的方面。关键词中国移民史研究方法手段在中国移民史上人数最多的是两类移民：一类是统治者运用官方的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或者强制推行的，以及在社会的或自然的外力压迫下大规模爆发的。一类是下层民众为了逃避天灾人祸，维持生存，追求温饱而自发进行的。前者不仅数量大，迁移的时间地点集中，而且移民中往往包括大批贵族甚至帝王、官吏、文人以及随同的艺人、工匠、商人、将士、奴婢等，因而对迁入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移民运动在史籍和其他文学资料中留下比较详细的记载，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并且一定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成为研究的重点；如西汉的实关中、移民西北边疆，永嘉乱后、安史乱后和靖康乱后的人口南迁等。后者则是无组织的、零散的、缓慢的，迁移的对象大多是底层的农民或贫民，他们的文化程度低，社会影响小，对迁入地区不会产生急剧的、巨大的影响。这类移民多数不见于史籍的直接记载，数量更不易推断。即使在一些发生过相当集中的移民的地区，往往也只能在地方志中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年代久远的，甚至已经没有片言只语可寻了。如明清时期南方由平原向山区的移民，由内地向边疆的移民。但是这类移民几乎随时都在进行着，由于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的总数就非常大。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山区和其他处女地的开发，大多是由这一类移民进行或奠定当然，我们很难说哪一类移民的意义更重大些，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很难将二者加以区别。我们也不能说对前者的研究已经足够了，但是对后者的复原和研究进行得实在太少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有关学者们的共识。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后者的研究无疑更加困难。而且即使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发现其中的一小部分。可是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就不可能有完整的中国移民史，所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是史学工作者无可回避的责任。

对近代以前的移民过程，要运用文献研究以外的方法加以复原，或者通过实地考察来解决全部问题，大概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仍然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手段。一、文献资料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方面，前人和当今的学者虽然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却并没有挖掘殆尽。一方面，这是由于传统的检索方法的局限，对分散在一些非专门史籍中的资料还没有充分地利用。例如在唐宋人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序跋和诗词文章中就有不少有关个人或家族迁移的记载，是研究移民史的重要材料。另一方面，有些类型的史料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或者人们还来不及加以整理利用，如家（族）谱和地方志等。历史上一些重大的移民运动往往会在官方史籍史留下记载，有的还是唯一见于文字的记载。如传说中的夏都的迁移、商都的迁移就见于《竹书纪年》、《尚书》等典籍，秦汉以来的规模较大的移民在二十四史、十通、明清《实录》等这些文献资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或唯一的文献依据。由于官方史籍大多数是纂修于当朝或下一朝，基本都是原始档案或官方文件的根据，所以所载移民的迁移原因、时间、迁出地和迁入地等一般是可信的。特别是某一次移民的总的数量，除了这类记载外，就找不到其他史料来源了。

如秦始皇迁天下豪富１２万户于咸阳，汉高祖迁齐、楚大族，燕、赵、韩、魏之后及豪杰名家１０余万口于关中，汉武帝时迁关东贫民７２万余口于西北——要是没有《史记》、《汉书》中的记载，现在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研究出这样具体的数字来了。特别是一二千年以前的移民，现在早已无踪迹可寻，在其他古籍和家谱、地方志中也找不到可信的资料，离开了官方史籍就无法查考。但官方史籍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作者所记内容自然以对当时统治者的重要性及有利无害为取舍的标准，因而所载移民一般只包括由官方组织实施或强制实行的，至多只记载了那些得到官方认可的自发移民，而不会包括大多数自发移民。甚至连官方实施的移民也只有十分简略的记载，或者只记录了其中一些片断。如明初的大移民涉及上千万人口和大半个中国，但在《明实录》、《明史》等官书中只有寥寥数段，使后人长期忽略了这次移民运动的规模和范围。其次，官方所载移民情况往往有头无尾，只有皇帝下令迁某地多少人至某地，结果如何？究竟有多少人迁成了？是否真在迁入地定居了？书中再也找不到答案。再次，史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漏脱讹在所难免，不能完全信从。如前面提到的汉武帝迁关东贫民于西北，《汉书》上就多了“会稽”二字，一些学者信以为真，认为西汉时江南已开始大规模输出移民，由此引出一系列错误结论。

这些古籍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虽非官方史籍、却是以官方的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而编纂或撰写的，这类书的价值与官方史籍的价值是相同的。唐以前的官方史籍传世不多，这类书就更加珍贵。有的虽然仅存残卷甚或片言只语，但还是能证实某一方面的问题。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注文中有一些类书中所引的佚书，往往包含了重要的史料。第二类是已经著录的出土文献，如古代的墓志铭、神道碑、碑刻、石刻、题记文字等，相当大一部分已在出土后被收录进有关的著作。有的原物早已不存，但却留下了拓片或传抄的文字。有的原来仅见文字记载，以后又为新出土的原物所证实。如在鄂伦春旗嘎仙洞发现的鲜卑石室中的石刻文字就与《魏书》所载基本相同，这就证实了《魏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为确定早期鲜卑人的活动范围和以后的迁移路线提供了很可靠的根据。这类记载的价值与出土文物基本相同，尽管其中难免有一些文字错误，也可能有个别伪作，但绝大多数可当作第一手的史料。第三类是或多或少记载着与移民研究有关内容的各类古籍，如公私文件、日记、行记、游记、奏章、传记、神道碑、墓志铭、诗文、书信、序跋、题记、歌谣等。由于内容非常分散，获得有用的资料就如同沙里淘金，往往翻遍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二句话。

但正因为作者当时并非有意作正面或全面的记载，所以倒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某一个侧面的情况。例如某人的传记中讲到他何年何月从何处迁至何处，很可能正好证实了某一次移民中的重要一支；一份奏章中报告的内容，可能就是一次移民的具体原因；一种游记记录的某地人文景观，足以证明该地移民的重要地位；等等。当然这类记载也有其局限，如诗文内容往往多夸张，行记、游记所记可能出于道听途说，传记、墓志因扬善隐恶而失真，诸如此类必须在运用中加以注意。在现存的超过４万多种家（族）谱中，每一种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 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成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因 为普通的一家一姓的迁移，对社会固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自然不可能有载 诸史籍的价值；但对于该家族的后裔来说，却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即使对 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 之粗略，缺乏具体而详确的叙述，更没有定量分析。究竟有多少人？从哪里迁 到哪里？迁移的路线有哪些？多少人定居了？多少人又返回或迁走了？移民的 成份有哪些？等等，大多是找不到答案的。

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 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 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 家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 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 一部分家族的确是有过迁移的，但为了把他们祖先的迁移史附会于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大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所以具体的 迁移时间、地点就不一定正确。由于这些移民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人们往往会 对这些家族的来源深信不疑。但因为这些家族的祖先实际上并不是那些移民运 动中的迁移对象，所以如果轻信了这些家谱中的记载，就会影响我们对移民的 历史的正确复原。例如，不少客家人的家谱中都有本族的始祖是东汉末年或永 嘉之乱后从北方迁至今闽南、赣南或粤北的，国内外的客家研究学者大多都以 此为根据肯定这是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移。但如果我们对公元２世纪末至４世 纪的北人南迁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当时南迁的浪潮所及还离闽 南、赣南很远。

即使有一些零星移民迁至这一带，也不足于形成一个能使自己 长期不被周围土著居民融合的独立群体。事实是，客家人的南迁并形成一个不 同于土著居民的群体并没有那么早，客家家族谱中关于始迁祖的记载并没有可 另一些家谱中所载始祖的迁移时间并没有错，但地点和原因却不一定对。这是由于有些家族始迁到某地的祖先当时既没有社会、经济地位，更没有文化，有 的甚至还是以罪犯的身份被强制迁去的。到了有条件修谱时，一个家谱一般都 已支派繁衍，人丁兴旺，并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有的还成了书香 门第、官宦人家，子孙们即使对祖先的来历弄不清楚，也不能在谱上出现空白； 或者知道祖先是如何迁来的，却不愿意留下不大光彩的记录。常用的办法，一 是根据当地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将本族的祖先当作其中的一员，一是将迁入时的 目的或身份改得尽可能地体面。例如，苏北地区不少家谱都说祖先是明初由苏 州或苏州阊门迁来的，其中大部分就不一定是事实，有的可以肯定不是来自苏 州，而是迁自江南其他地方。主要原因是当时朱元璋的确曾从苏州迁过一批富 户到苏北，这批人虽然被迫迁移，但毕竟有经济实力，文化水平也较高，自然 成为苏北地区移民中的上层和主流阶层。

迁自其他地方的零星或贫穷移民，当 即既没有必要也不敢冒称来自苏州，但到他们的子孙发达后修家谱时，无论是 弄不清祖先从哪里来，还是故意回避，写上祖先由苏州迁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 了。又如一些家谱称始迁祖是在明初“奉旨分丁”、“奉旨安插”，或者是来 某地当官、驻防的，实际上可能朱元璋根本就没有下过这样具体的圣旨，这些 始迁者也不是什么官员或将军，所谓“奉旨”无非是流亡到此开荒定居后得到 以上两种情况尽管在具体情节上有出入，该家族是移民后裔倒是事实，所以只要认真分析，再结合其他史料，还是可以大致弄清历史真相的。但第三种情况 就根本不存在迁移的事实，家谱中的记载千万不可轻信。这主要发生在南方或 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当地一部分 少数民族家族也发达起来，但在封建社会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要取得与汉 族同样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少 数民族家族，就通过修家谱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如谪居的官 员、从征的将士、流落的文人等。由于这也满足了汉族官员和士人的民族优越 感，所以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如从唐朝后期起世居贵州的杨保族，到明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