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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都是基于统治者的意志与国情要素，借助于相应的法令、礼俗等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确保社会机器的正常运转，在维系统治者的掌控秩序与劳动者的生产、生活秩序中扮演着非同寻常的角色。前人有言：“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1}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Douglass C．North）亦称：“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P．225—226）。一个好的制度不仅可以轻松自如地维系统治秩序，还能激发人们的创造潜能，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发展。当然，任何一种制度在推行一段时间之后，又容易聚集与分化一些利益要素与利益群体，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拷问和演绎人性的弱点。古往今来，无论是强权在握互相争斗的统治集团，还是怀抱报国之思高谈阔论的知识群体，人们一般都把守制与改制看得很重，还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惜动拳用枪，这与制度本身的重要性与利益要素的粘连性密切相关。那些疲于生计的芸芸众生却往往处于被动态，面对统治者编织的制度之网，他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力，就只好去祈祷一个好天气和一个好皇帝，不到走投无路是不会铤而走险的。

社会制度的常规性与重要性决定了制度史研究的基础性，后者既需要查阅大量的档案文献，探本溯源，甄别沿革，来不得半点取巧与马虎，还要根据制度文本在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具体运用．追问因由，区分得失，不为文本所遮蔽，不做文本的顺臣。南宋之史家马端临云：“然则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诗》、《书》、《春秋》之後，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後之执笔操简牍者，卒不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後，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馀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萃为一书，然後学者开卷之馀，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於理乱兴衰，而略於典章经制”{3}，良为憾事。现代之史家吕思勉在《中国史籍读法》{4}（P．79）一文中，则把马端临所说的“理乱兴衰”视作“动的史实”，把“典章经制”称为“静的史实”。在他看来，“历史上一切现象，都可包括在这两个条件之中了。”钱穆虽不曾将“理乱兴衰”看得那么重要，但也把制度史研究与历史地理研究一同当作“历史学的骨干”，称为历史学的“两只脚”。1941年3月23日，钱氏在珞珈山麓主讲“中国政治制度史导论”一课，他的开场白就指出：“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就是制度。中国历史内容丰富，讲的人常可各凭才智，自由发挥；只有制度与历史地理两门学问都很专门，而且具体，不能随便讲。但这两门学问却是历史学的骨干，要通史学，首先要懂这两门学问，然后自己的史学才有巩固的基础。”[1]钱氏的一席话就影响了在场听课的学生严耕望，使他铭记在心，为着探寻与构建那“两只脚”而终身不懈，成就一代史学巨匠。

可见，制度史的研究不仅很重要，而且有难度，若非执著向学、迎难而进，不能为也。5年前，王彦章博士在浙江大学随我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期间，就主动提出以“清代奖赏制度”为题，启动自己的学位论文，而不是避重就轻，敷衍塞责，其勇于吃苦的挑战精神俨然西溪校区的一道风景，因而获得论文通讯评审专家与答辩委员会的首肯。

清代的典章制度在中华两千余年历史演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了范围广阔、程序严格的制度体系，可谓集前朝之大成，它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皇朝，不仅在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行列中是最为成功的，即使比较汉族主政的皇朝，也毫不逊色。倘若冷静地梳理这些制度，可望有助于把握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衍变脉络，重新审视某些叙说视域与历史必然性的认知空间，进而更好地解读清史。清朝同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皇朝一样，也躲避不了由盛到衰的历史魔杖，至于撞上“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则属于清朝的专利，它是在西方列强的炮轰与商战的持续吹打下颇不情愿地跌入近代社会的。惟其如此，它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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