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庆云

2021年度，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并得以稳步推进，有力促进了学界对通史理论方法的探讨。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通过所刊《史学理论研究》设置通史理论相关议题，凝聚全国历史理论研究人才，积极引领并推动了史学界对中国通史重大理论问题、对中国历史宏大叙事的探讨。一段时间以来史学界重专题轻通识、重实证轻理论的风气悄然有所改观。

社会形态理论与通史编纂

一段时间以来，史学界有人指责社会形态理论是机械的历史决定论，更多人对社会形态理论持漠然视之的态度。2020年11月10日，“第二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在四川成都召开，论坛主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建构与创新”。此次论坛对社会形态理论研究的呼吁，得到学界积极响应。历史理论研究所所刊《史学理论研究》于2021年第2期设置“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早期社会性质研究”圆桌会议专栏。这一组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夏商周社会性质加以探讨，既有一定共识，在具体认识上也存在分歧。徐昭峰、赵心杨认为，夏代为共主制下的族邦联盟，商代由于大部分的族邦已进入国家阶段，故其政体可称之为共主制下的邦国联盟。夏商时期的政治制度是独特的贵族“共政”政治。萌芽于夏而盛行于商的是册封制而非分封制。谢乃和则认为，夏商周三代社会形态均为封建社会。封建虽以封建亲戚和封邦建国为主要表现形式，但天然与土地、人口等经济要素相联系，其实质是用政治权力对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奴隶社会问题无疑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焦点，而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的关键内容，最终集中于殷商是否属奴隶社会这一问题。任会斌认为，目前我们更需要在史实基础上的扎实实证研究，避开程式化、概念化的影响，利用文献、考古材料，不拘泥于定量定性，以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国际化视野，客观全面审视殷商文明究竟建立于怎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之上。

宁镇疆从周代低贱阶层入手探讨周代社会性质，他指出：周代“至尊”与“至贱”之间的“上下之际”，既是“职事共同体”，同样也是“礼俗共同体”，礼俗活动中对于“至贱”者同样不乏顾念与体恤。李学功认为：中国先秦时期，家族公社与农村公社实际是合一的，形成的是以血缘的家族组织为躯壳，以“公”“私”二重性的村社结构为内容的混合物——族社。在希腊，刚进入国家阶段，血缘纽带就基本断裂；而在中国，血缘的底色却始终强固、持久地存留着。因而族社是了解、把握古代中国，乃至整个除希腊、罗马古典世界以外的广大地区社会性质的关键所在。

《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组织笔谈“唯物史观与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王伟光强调：“三种社会形态说”与“五种社会形态说”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二者相互包容。马克思主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并不否定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特殊性，不否定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也不否定可能出现的某些历史倒退等偶然情况。吕薇洲、刘海霞认为“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说，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面说明了社会形态的衔接顺序，两者之间既存在差异性，也具有一致性与互补性。谭星认为“三形态”说以人的发展状况为标准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却忽视了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的生产方式对宏观社会性质的决定性影响。如果取消“社会性质”，就抽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课题组研究撰文指出，“封建”具有普遍性。中国和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个并置的文明系统，中国和西欧都存在过封建社会。由于自然和人文条件的不同，中西方的封建社会在其本质与基本面貌相似的基础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但这只是在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亚类型而已。

新编《中国通史》须以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杨艳秋撰文指出：通史编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考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这也是有效解决中国通史编纂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准确呈现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和演进规律的根本途径。在运用社会形态理论指导通史编纂的实践过程中，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实际相结合。二是关注社会形态理论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三是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杨艳秋：《通史编纂要坚持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评论》2021年第2期）。运用社会形态理论来考察研究中国历史，不能机械套用，要避免曲解和认识偏差。一是要辩证看待分歧。二是要提倡唯物史观的科学继承与发展创新。三是要加强对世界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分析（杨艳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史学》，《史学集刊》2021年第4期）。

关于中国通史理论解释架构的探讨

赵汀阳提出“天下体系”，力图构造一种大历史观，还在扬弃互相交流模式和中心向外扩展辐射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旋涡模式”，对中国文化凝聚力、向心力、内化力作出了独到解释。在他看来，“中国旋涡”的核心内容并非物质资源，而是中原文明精神文化资源——汉字、思想系统、周朝创制的天下观念等。程广云认为，赵汀阳的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构存在内在疑难：其一，公天下和家天下的界限未予澄清。其二，旋涡模式在解释中外互化上令人信服，但在解释中国历史内部动力结构上却有不足；解释“合”与“治”时有效，在解释“分”与“乱”时无效。需要补充一种对冲解释模式。他提出板块模式——“板块”指文化板块、文明板块，如齐鲁、荆楚、燕赵、吴越、巴蜀文化板块。“文明板块”之间只要相互碰撞，引发动荡，就会消解旋涡（程广云：《天下语境内的中国叙事——评赵汀阳的“天下体系”系列》，《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1年第2期）。

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统一政权和地方政权。贾益撰文指出：“多元一体”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民族政权的局部统一为更大范围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各政权之间的密切互动形成了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观念方面的趋同和互补。政治组织方面，入主中原者或归附中原王朝者，皆取中原之法以治之（贾益：《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思考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与“大一统”》，《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高福顺认为，辽宋夏金时期，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多政权分庭抗礼的分裂形态，但是诸政权都未脱离华夏认同这一政治和文化前提。辽宋金均自居华夏正统，进而谋求政治上的华夏一统（高福顺：《辽宋夏金时期内聚性不断增强》，《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陈彩云认为，元朝多个族群被纳入统一疆域之内，其民族关系比之前代更加复杂，但元朝对迁居无严格限制，民族杂居的程度前所未有。多民族共居的局面，使得元朝民族观念较为开放包容，辽阔的疆域成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陈彩云：《元朝强化了中华民族一体格局》，《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

孟子有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考察历史长河的发展演变，也需要着重关注其中波澜壮阔的大关节、大转折处，这也是通史编纂及通史理论体系建构中关注的焦点。“唐宋变革论”由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二战后宫崎市定等人加以发展。“唐宋变革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影响相当深远。成一农指出：“唐宋变革论”只是一种具有强烈主观性的历史认知，而不是既定的历史事实，因此更应当讨论的是隐藏在“变革论”背后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认知（成一农：《跳出“唐宋变革论”——兼论当前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厦门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李华瑞明确指出：“唐宋变革论”只立足于所谓“中国本土”，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局限到江南一隅。事实上宋朝只是唐朝政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唐宋变革论”的视角遮盖了中华民族及其疆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从政治动机来看，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温情”入侵中国张目（李华瑞：《走出“唐宋变革论”》，《历史评论》2021年第3期）。

明清鼎革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王朝更替，且与欧洲、美洲正在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局有重要关联。赵轶峰撰文指出，明清鼎革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农商并为本业的一次持续繁荣。晚近学术界深化了对明清鼎革在全球历史大变迁角色的认识，同时也夸大了明清鼎革的国际性，一定程度消解了明清鼎革作为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环节的性质。在现代化全面支配全球历史以前，世界各地间存在联系、互动，以及生产力水平等方面的可比性，但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的差异远非仅用生产力水平比较可以说明，所以“合流”“分流”之类话语，在未澄清比较视角与尺度的情况下，也易于引起误解（赵轶峰：《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兼谈“十七世纪危机”“大分流”“新清史”》，《古代文明》2021年第1期）。

通史编纂的理论方法

断代史的研究和编纂，也需要通史思维。断代通史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结合，兼具通史和断代史的特性，仍然需要通贯的视野，纵线上下贯通，横线关照整体全面，在此基础上实现“会通”。虞和平对中华民国通史编纂体系作了系统回顾与检讨。他认为：通史编撰与专题研究不同，它必须要有一个切合研究对象特点的总体观，还必然会有一个服务编者所处时代和国家需要的历史观，即所谓的“本朝史观”“本国史观”。作为断代通史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和编撰，是对中国传统修史理论和方法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中华民国史是断代通史。通史要会通古今，既要代代相因，又要面面俱到；断代史则要会通一代，虽不须代代相因，但须贯通一代，究及前代，顾及后代，更须面面俱到。因而编纂民国通史的基本要义，不仅要揭示其整体面貌和变迁脉络，而且要揭示其特殊现象和时代特性。因而只有单一主线是不够的，更需要突出其主体特征，即：短、乱、洋、新、近。既重视客观存在的历史总体现象，又服务时代和国家的需要，是编撰民国通史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重要问题（虞和平：《中华民国通史编撰体系的回顾与检讨》，《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研治和叙述中国共产党党史，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通史思维进行历史叙事。夏春涛撰文指出，百年党史是前后接续贯通的一个整体。如果具备通史思维，则党史与近代史、民国史有紧密关联。因而“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华民国史。研究民国史，要与中共党史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相结合，不能将彼此切割开来。”（夏春涛：《从中国近代史看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沈成飞认为，正确看待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曲折性和递进性必须基于大历史发展视角，以通史思维坚持发展叙事意识（沈成飞：《以通史思维研治新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研究》2021年第4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国通史编纂的影响受到学者关注。有人认为，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时，在历史科学理论和编写方法方面，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重要理论资源和参考对象，并以其为参照构建中国通史编纂体系，影响了此后国内史学界的中国通史书写模式。笔者认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党史和革命史领域，其对通史编纂的影响不宜夸大。真正对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产生重大直接影响者，当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等名文。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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