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年度工作会议，会议主题为“西方历史理论：观点与流派”，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多家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研讨，并就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西方历史理论对构建中国历史理论的启示、如何推动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艳秋研究员致辞

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董欣洁研究员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杨艳秋研究员致辞。杨艳秋所长首先欢迎各位专家拔冗参会，并期待这场学术研讨会能够为繁荣历史理论研究做出贡献。她接着回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18年的发展历程，认为它的发展得到学界的大力支持，已经成为史学理论工作者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衷心希望学者们继续支持该中心的工作。就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她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一是史学理论研究要在唯物史观指导下重视方法论的构建；二是史学理论研究需要有跨文明的视野，在世界史学前行的版图下进行跨文化研究，正确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中的地位；三是史学理论研究需要有历史理论的视野，要辨证看待西方历史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史学工作者要发挥主体能动性，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贡献力量。

庞卓恒教授

庞卓恒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以“边缘化：怎么从根本扭转它”为题讨论了如何解决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指导地位边缘化的问题。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我们应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内涵，构建适应21世纪需要的哲学社会科学。庞卓恒教授以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Wesen”一词的翻译为例，探讨了马克思思想中对人的本性与人的阶级性的认识，纠正了马克思主义只能讲人的阶级性，不讲人的本性的观点。庞卓恒教授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包含着一个科学的人类本性论。不理解马克思的科学的人类本性论，就不能正确理解人的阶级性。庞卓恒教授还指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要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而阶级斗争只是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具有解释力。

于沛研究员

于沛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20世纪西方史学的遗产”为题，讨论了全球史思潮的兴起与流变。于沛研究员首先讨论了国内外学界对全球化起点的争论，并指出全球化的原点在二战之后。二战后人类历史日益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这成为全球史兴起的重要动因。于沛研究员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认为，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历史是结果。20世纪才形成了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史，以“全球”为研究单位，从全球的视角考察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

何平教授

何平教授（四川大学）以“当代历史研究的长时段转型—文明史研究范式及其重点领域”为题，讨论了西方文明史研究的不同阶段和特征。何平教授认为，文明研究范式，在国内历史研究中是具有很强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国外研究重点关注历史演变的三个方面：1）文明的起源；2）现代文明及多元现代性；3）文明的相遇。这些领域与我们目前关注的一些重要领域，像中华文明探源，阐释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及其形成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等高度重合。文明新的研究范式在更高程度上综合了此前的研究方法，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姜芃研究员

姜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古希腊的宗教”为题讨论了在轴心时代古希腊的宗教。在她看来，古希腊宗教的特点是宗教附属于社会政治，为社会的功能所利用。她认为，这一特征不仅是古希腊宗教的性质，也是古希腊人的价值观念。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宗教只是社会政治的附庸，社会生活才是真实目的。这样一种价值观决定了古希腊人是唯物主义者，同时，也决定了他们的世界观和科学观，决定了古希腊为什么能够产生科学的世界观。从科学的世界观发展出了科学的哲学，继而产生了科学的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等。

徐松岩教授（西南大学）以“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古代奴隶制”为题，回顾国内外学者关于奴隶制的定义。重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他指出占有和使用奴隶以及奴隶制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强调“生产、贸易、财富积聚”的增长是奴隶制大发展的必要前提，而非其充分必要条件，更非其必然结果。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该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进展不大，主要原因是受近代西方古史研究的影响，严重夸大了古代东西方奴隶制的差异性，而理论误判又导致对具体史料、史实的理解和阐释出现诸多偏差，亟需拨乱反正。

邓京力教授

邓京力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宏大叙事的重建”为题讨论了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宏大叙事的研究。邓京力教授认为，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对宏大叙事（或称元叙述）的解构及西方中心论的崩塌，渐趋导致历史书写放弃以现代性为中心的目的论和线性发展观，传统的思辨历史哲学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日益受到批判。然而，宏大叙事却并未因此而终结，全球史、环境史、文明史、星球史等跨区域、跨文化、大历史研究的兴起预示着新的宏观历史的产生，其间也孕育着后人类（非人类中心）、后历史（非过去中心）等重建宏大叙事的尝试。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对于重建宏大叙事的学术价值需要深入挖掘和重新思考。在史学实践层面，宏大叙事的重建对于微观历史书写具有深远影响。

王旭东研究员

王旭东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以“从信息到空间的历史和新历史学”为题，讨论了近些年来信息史学的发展。王旭东研究员认为，21世纪以来，时间、空间和信息是国际历史学界研究历史的前沿领域。以信息史学的视角看，真实世界的“过去”是在逐渐叠加的多重空间中建构的，而这种多重空间建构的实现，则是基于人类信息的外化、固化和数字化进程。他指出，通过对信息史学“人类世多重空间叠加演进模型”的分析，不仅能够以未曾有过的崭新视角揭示并诠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类重大问题的复杂相关性，更有助于剖析阐释21世纪以来的现代化新进程和文明新形态。

张旭鹏研究员

张旭鹏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统一”为题，讨论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80年代以来，为了克服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式运用，史学理论从历史理论中分离出来，但是同时也将历史理论推向了史学研究的边缘，历史理论更多被视为历史哲学的同义词。近些年，面对现实社会中的一些新问题，国际学术界也开始有学者重新关注历史理论。在近期的《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都有文章讨论历史理论。如对于大历史、星球史等问题的关注也可以看做是历史理论研究的一种回归。

李友东教授

李友东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以“近代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历史进步’观探析”为题，讨论了近代西方自文艺复兴至一战前后，‘历史进步’观在西方历史理论中的发展。他认为这个发展过程大致包括几个阶段：初期是对古典史学的“进步与堕落”循环观的改造，并借用了中世纪史学的整体人类观；理性启蒙阶段，则确立了以理性、文明程度为衡量标准的进步尺度，并依托国家和民族来实现；浪漫主义时期，则出现了辩证进步观，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进步观，强调进步的复杂性和必然性；到十九世纪，则出现了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的种族历史进步观。总体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推动下，西方历史理论的历史进步观既呈现了连续性、多样性的特点，但也存在进步内涵日趋狭隘的弊端。

王邵励教授

王邵励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以“20世纪西方学界历史解释经济视角的生成与演变”为题，从经济史发展的视角讨论了历史解释的转型。他认为，对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观察及经济活动历史作用的评估，构成20世纪西方历史解释的重要视角与话语传统。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危机，提出了经济史的时代之问。各具特色的经济史学派，造就了二战之后西方学界的经济史学盛景。60年代之后，传统经济史发生转型，但经济史没有消失，它所倡导的对宏观历史进程中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地位的追问及经济与其他社会要素通盘考察的思维，不断贡献于层出不穷的新史学领域，最终融入了对历史社会进行系统解释的总体史。

张作成教授

张作成教授（东北师范大学）以“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的主要议题、趋向和启示”为题，借助Citespace分析近年来刊发在《历史与理论》和《重思历史》的文章，展现当代西方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趋向。张作成教授运用Citespace分析了从2021年至2023年10月31日期间刊发在《历史与理论》上的集体项目“历史性未来”（Historical Futures）成果109篇，以及从2015年至2023年10月31日期间在《重思历史》中所刊发的346篇文章。张作成教授根据这些量化结果研究认为，当代历史理论研究是跨文化的、无问东西的，融合了中西方的文化与史学资源。当代历史理论研究注重历史本体反思，同时吸纳了认识论、叙事研究层面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当代历史理论研究的跨学科性，尤其体现在关注和运用自然科学界的学术话语和理念。

孙岳教授

孙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以“人人来做‘大历史’，群策群力有作为”为题，探讨了近年来大历史的发展。孙岳教授认为，近年来大历史的发展并不令人满意，部分原因在于它未能得到足够多高质量的学术批评。他呼吁来自各不同文化/文明及不同学科的学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大历史建构，尤其是从各自文明的视角加以建构。孙岳教授认为，大历史的核心是研究居间宇宙的人类，一切历史可以从知、爱、律、序这几个核心观念的展开。

顾晓伟副教授

顾晓伟副教授（中山大学）以“西方历史理论的源流与当代突破”为题，以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结构性关系和历史学互动为线索，梳理了西方历史理论的源流，并提出当代的突破点。在他看来，伊奥尼亚地区的historia与埃利亚地区的sophia之间的冲撞，开创了西方古典史学理论探讨史学之真的先河，而犹太民族的创伤记忆和生存危机，则催生了犹太-基督教历史理论追寻历史之用和意义的极限。西方历史理论的当代突破，源自叙事主义的困境，一方面是在自然主义的延长线上探讨史学之真与客观性的知识论问题，并彰显出实用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另一方面是在历史主义的光谱上追寻历史之用和意义的存在论问题，并开拓出历史现象学路径的新局面。

汪丽红副教授

汪丽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以“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结构的帝国转移”为题，讨论了西方历史书写中四帝国说的流变。她认为，包含普世统治权转移（translatio imperii）的“四帝国说”作为一种世界历史叙事结构早已被历史编纂学抛弃，然而作为流传近千年，被让·博丹认为“很难根除”的西欧认识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它无疑渗透了西方的历史认识结构，也纠缠着西方现代政治思想。因此需要重新审视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结构的“四帝国说”，探讨其以“霸道”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认识，基督教以其普世性否定又建构的民族性，理解前现代西方现实政治秩序与个体精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当两者断裂之时，便是波考克所谓的“马基雅维利时刻”，而进步史观的突破没能彻底解决四帝国说的基层逻辑，即线性史观内生性的问题。

庞国庆副教授

庞国庆副教授（南开大学）以“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多元历史理论探析”为题，探讨了11-12世纪拜占庭帝国历史理论的多元形态。他认为，首先，拜占庭人相信历史事件的发生由上帝的旨意支配，表现为拜占庭人认为历史始于上帝创世，并从基督教神圣经典中找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其次，拜占庭人在审视历史时强调罗马史观，将其他族群统称为蛮族，将自己的历史视为罗马帝国历史的继续，并从罗马帝国历史的比较视野中探究帝国当前的衰落趋势。此外，拜占庭人还相信存在占星术、预兆、魔法等神秘力量在推动历史的发展。

李任之博士

李任之博士（清华大学）以“什么是‘思辨的历史哲学’—思想史角度的思考”为题，讨论了历史观念如何参与到一个社会中关于宗教、社会以及地缘政治的讨论中。他认为，由英国哲学家沃尔什提出的“思辨的历史哲学” 这一概念长期为学界广泛接受。但是，沃尔什的定义带有强烈的黑格尔主义色彩，无法反映16-20世纪欧洲历史思想的丰富性，例如自然法学者有关人类 “社会性” 的讨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 “推测史学” 等。有关人类时间、历史过程和历史目的的思考、构想和概念化，并不局限于建构宏大的体系，还体现甚至暗含在不同维度的观念和不同类型的作品中。

金嵌雯博士

金嵌雯博士（北京师范大学）以“海登·怀特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辩护”为题，讨论了怀特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理解。她认为，海登·怀特思想中颇具思辨成分。在“元史学（metahistory）”里，除了分析历史话语的结构外，怀特根据转义的不同发展阶段，勾勒了启蒙时代末期以来，历史意识由反讽状态，确立为真理形式，最终重新陷入反讽状态的过程。在晚年，怀特对思考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关系充满兴趣。在怀特看来，历史意识天然地渴望在混沌的过去中寻找秩序，在时空中展现连续中的变化和变化中的连续；内含于叙事的“喻象—实现”模型有效地帮助历史赋予过去与现在以一种谱系式的意义。在对历史意识反讽状态的担忧中，在对过去与现在辩证式谱系关系的强调中，怀特努力证明，历史学建构意义的工作是正当的。

阿慧博士

阿慧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古代犹太人自发建构的历史理论：希伯来文献中‘普遍历史’的书写”为题，首先论及了怎样在古代史的语境下定义“历史理论”的问题。她认为可将“历史理论”宽泛地理解为对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思考，从而考察古代犹太人自发的、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所感所思。接着她从不同希伯来文献具有的写作共识与区别两方面，讨论了如何由“普遍历史”的书写，进入古代犹太人建构的历史理论研究。最后对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吴英研究员

吴英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以“唯物史观的四种解释体系”为题，介绍了目前有关唯物史观的四种解释模式，即前苏联由列宁、布哈林予以系统阐释，由斯大林做出经典概括的强调阶级斗争动力作用的解释模式；第二国际由考茨基、梅林、拉法格等予以阐释的强调经济决定作用的解释模式；由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作为创始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强调上层建筑、尤其是意识形态作用的解释模式；以科恩、威廉姆·肖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做出辩护的解释模式。中国并没有自己有关唯物史观的解释模式，这是构建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巨大障碍所在。因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唯物史观解释体系是理论工作者的紧迫任务所在。

会议闭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吴英研究员做会议总结发言。在会议总结中吴英研究员指出，这是一次真正高端的学术研讨会，以“西方历史理论：观点与流派”为主题，老中青三代学者奉献了一场学术盛宴。在学术研讨过程中，老专家的厚重、中年学者的扎实、青年学者的灵动都表现无遗。像庞卓恒先生强调马克思主义在实现中国化的同时实现时代化的紧迫性；于沛先生强调我们研究西方史学的目的不是亦步亦趋的追踪它的前沿发展，而是要服务于我们自己的史学发展等等。吴英研究员预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历史理论研究将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在后现代主义的废墟上恢复宏大叙事的研究已经成为中西方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共识。在复兴历史理论研究上，中西方史学界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本次学术研讨会就是一次对中国学界有关西方历史理论研究的集中展示。他最后强调，发展新时代的历史理论研究，既需要借鉴西方历史理论研究的积极成果，同时也要关照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更需要中国的历史理论研究者发挥主体能动性。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理论体系是中国史学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