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和梁启超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史学大师，都写过一本《中国历史研究法》。这两人对如何研究中国历史的讲解，启发我阅读关于中国历史类书籍。

钱本是系列演讲集结成稿，成书于1961的香港。钱穆从八个方面阐述如何研究中国史，分别是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文化史。钱穆认为研究历史应该注意历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所以各个分题都是在文化大体系下，侧重点不同的研究而已。

梁本也是多次演讲集结成稿，全部写就于二三十年代（1921年南开大学演讲到1929年口述，补编由于身体原因，部分只有目录没有写完）。主要从历史的意义与范围、中国旧历史学、历史学改造、史料与鉴别的方面研究中国历史。看似没有钱的严谨和明确。实际是要解决的当时新时代如何开展中国史研究的讨论。所以提出了新史学一概念。（附录三即《新史学》）。补编分总论和分论，总论补充了前述的一些遗漏（史的目的、史家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分论补上了专门史如何研究，主要方向是人、事（未写）、文物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方史（未写）、断代史（未写）（没有写的三个，在总论里有概述）。

关于历史人物研究，二人都强调历史人物的重要性。钱穆对人物的研究重点在于人物所处的时代、得志与否、有无表现三个方向研究。伟大的人物一般是处衰乱世、不得志、无表现的人，钱穆认为当下（1961年）是衰乱世（第一遍读的时候，认为钱穆错了，这次再读，结合钱穆当时的处境和大陆的情况，似乎也可以理解钱穆的想法。历史研究不能站在现在的点看问题，要就作者写书的时代背景思考作者的观点），所以鼓励学子正是成为伟大人物的时代，最后引导学子要有远大的志向，能成就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事业。

梁启超则没有对历史人物分类，而是从列传、年谱、专传（以一个或几个重要人物为中心，将一个事件事无巨细的全部保罗进来）、合传、人表（人物不够格见于列传的，用表的形式一起写下来，只有概述，这篇没写全）这五个方面讲解如何研究历史人物。总体来讲，梁启超的研究方法更全面，不会限制研究。

政治、经济、文化被梁启超统一到文物专史中，梁启超认为这三者是人类社会成立最主要的三个要素，政治是社会骨干，经济是社会血脉，文化是社会神经。由于钱穆定位当时为衰乱世，所以对文化看的特别重，虽然从八个方向研究历史，最终还是为文化服务。中国之所以屹立于世界五千年，主要就是文化的凝聚力，在教导学生时，特别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要能够保持对文化的温情与坚守。

拜读两位大师的作品，虽然侧重点不一样，但均为研究中国历史提供了指导方法，对我这样的历史爱好者很有帮助。总体而言，两位大师都强调从大概念的问题上做文章，不要拘泥于一个小的研究对象，注重对史料全面的掌握，才会得到一个较全面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