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标题：《观点 | “面向21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国际研讨会（二）》

国际研讨会·观点摘录（二）

面向21世纪区域与国别研究

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成功举办以“面向21世纪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世界经验与中国范式”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位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的国际学者，以及国内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共百余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经验。

本次研讨会共产生的60份学术研究报告，内容覆盖世界所有地区与重要国家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经验，包括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学术属性、学科特征、研究意义、现实困境、发展前景、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诸多应用实例，以及与会者对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观察与思考。研究院微信公众号将陆续推送此次国际研讨会的会议综述及嘉宾观点，以飨读者。

区域研究、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

JamsheedChoksy,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系

主任、杰出教授

古时的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伊朗萨珊王朝连接，发展成为一个动态的网络系统。作为最早的全球体系之一，丝绸之路促进了人们之间关于外来生物、货物和知识的传播。丝绸之路现在正在重组，并被改写为中国的“一带一路”。

与丝绸之路一样，新兴的“一带一路”所必须解决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问题——它只是实现全球互联互通之挑战性的一小部分。中国需要克服地区性怀疑，甚或是恐惧和反冲，才能使“一带一路”取得成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最近发生抵抗事件的地区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在这些路线上，中国和印度、伊朗这两个区域大国的竞争和合作也在增加。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必须克服这些障碍，才能使这项倡议取得成功。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面对德国这样的经济力量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对其全球崛起所提出的更大考验。

简单地说，面临的问题可分为以下几类：

1.地理区域、边界、路线、转口；

2.社会语言、种族、身份、交融；

3.信仰、宗教、意识形态、社区；

4.日用品、奢侈品、创意、交流；

5.技术、能源、运输、通信、转让；

6.经济体供需、关税、条约、竞争；

7.历史政治、控制、安全、民族主义；

8.全球化一致性、竞争、后果、反应。

而区域研究正有助于克服以上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共同关键点是人。“人是万物的尺度，”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在公元前5世纪观察到。人类在创造、实现、成功或失败的努力中的核心地位是不能回避的。对于“一带一路”倡议这样的宏伟愿景（尤其是处于规划和决策核心），人们必须具备批判地分析事物来源、区分地方和全球问题，以及评估国内、国际问题多样结果的能力。他们需要具备语言、历史、文化和跨社会技能，这是建立、维护、扩大个人、公司、社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必要时甚至是挑战性关系的基础。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在区域研究的知识领域接受教育，重点是特定的地方和群体；并将其扩展到地区研究，重点是区域的相互联系；这与他们在全球或国际研究中需要的专门知识一样，重点是广泛的系统。

历史上太多文化交流的例子表明，区域研究的重要性早就被认识到了，即使它并未被划分至这种范畴。事实上，区域研究和教育可以在帮助每个国家的部门、官员和公民确定、理解、分析和适当应对国家安全和其他全球挑战方面发挥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现在，随着中国再次扩大其全球足迹，国家对区域研究的重要性提升是正确的。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区域研究实践者通过学习和传播外语、宗教、历史、政治、人类学、国际关系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些学者在大学和政府之间的流动是美国制度的一个标志。这些互动有助于将知识从学术环境传播到决策和政策实施环境，同时将外交官、将军和政客的关切和需求带回学术界。

事实上，在美国越来越关注国内问题，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诉诸军事而非外交来解决国际问题的当下，地区研究教育已被证实的价值仍是被低估了。因此，美国外交官越来越多地躲在有围墙、有守卫的大使馆后面，而不是与外国管理人员，乃至与每个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普通民众——进行互动。从教育角度来看，这一结果对美国大学来说同样具有破坏性。自2013年以来，美国大学损失了大约651个外语课程。因此，美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智囊团的短缺。

当然，对于政治家和政府管理者来说，在决定政策问题时，特别是在预算紧张的情况下，很容易对文化和语言的研究产生缺乏必要性的感觉。然而，一架“捕食者”侦察无人机的成本约为450万美元，仅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进行监视和清除。另一方面，确保了解外国文化和语言的区域研究教育成本约为25万美元，它提供了终身的视角、背景和交流技能。当然，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一支有效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正如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最近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仅靠炸弹和子弹无法制服恐怖分子、流氓政权和敌对国家。这些国家的人民将他们的行为和反应建立在风俗、信仰、历史和语言上，而这些都是外人必须知道的，以便有效地结束冲突，实现持久的和解和自我维持的重建，正如我在《真实清晰世界》中所写的那样。

我们都是相互联系的，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可以创造共同的基础，尽可能避免“血腥和痛苦之路”，这是中世纪波斯诗人如阿塔和鲁米在13世纪哀悼的。因此，参与区域研究的联邦和州机构、大学和学者必须认真为多边关系、国家安全和其他国际挑战作出积极贡献。同样，政府、私人和大学的资助不仅应该维持，而且应该继续激励地区研究的奖学金，使新的途径可以被特许，从而使每个国家、其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特别是世界社会广泛受益。

正如我们反复看到的，通过弥合政治、语言、行为和宗教差异，区域研究可以提供内容和手段来理解看似不同的文化，甚至使其领导人和成员可能设想不同世界秩序的文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区域研究提供了一种知识的源泉，可以结交盟友、传播影响，甚至侧击敌人。

区域研究既是丝绸之路的外交先行，又是丝绸之路的知识体现。它是建立在来自不同民族的知识和理解基础上的桥梁。因此，区域研究必须再次成为各国克服未来地区和全球挑战的教育、外交和安全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未来的问题不仅会通过技术和总体规划来解决，而且可以通过每个行动和反应的核心人物的思想和情感来解决。对语言和文化、社会及其历史的深入了解，对于理解他人和我们自己仍然是绝对必要的。这是区域研究为教育界、政府和跨国组织的应用、外交政策的部署和国家安全的实施提供的启示。

地方主义和文化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息息相关

ManuelleFranck，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

我想向大家介绍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展教学和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回顾东方学的历史内涵，谈一谈东方主义、欧洲中心等内容。区域国别研究和历史研究是与东方主义相关联的，这种研究主要是由霸权或区域强权所影响的，是与历史的数据相联系的。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分化就是一个例证，大家一直认为非洲是一个黑非洲，我们觉得这与我们认为自身有着优越性关系密切。

东方主义的发展是知识形成当中很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了解其他地区的知识，不只是欧洲地区的。实际上，地方主义和文化主义与区域国别研究息息相关，我们在探讨时要考虑概念的主观性和流动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对问题有不同解读。这意味着区域国别研究在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朝野文化的发展，存在不同的研究中心。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不仅想要解决语言问题，还希望能应对和克服现在面临的一些批评，更好地迎接挑战。

现在我想介绍一下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相关研究和政策战略，谈谈我们是如何变革和满足学生需求的。我们旨在训练高水平的学生，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推动区域国别研究中不同维度的研究，比如对中东、非洲区域开展更深入的研究，除了语言学习，还有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内容的研习。

我们学院成立时只教授四种语言，现在已经有一百多种语言了，中文也是其中之一，涉及到一百多种文化。我们希望通过语言教育，使得法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对于这些语言的选择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法国外交的需求，当然我们也希望培养一些高水平的专家。

虽然世界变化很快，形势多变，但我们仍然希望保持语言的专业性，尽管主修某些语言的学生很少，但是我们有很多专家。对于我们这些高等院校的学生来说，如果想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需要掌握这个区域的语言，我们也希望产出这个领域先进的知识，为世界产出独特的知识，并通过整合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专业性。

目前，我们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8000多名本硕博学生，有300多名教师，教授100多个国家的语言和文化，他们的语言水平很高，也开展了专业的研究工作，很多教授甚至来自对象国，能带来所在国的研究传统。我们设有中东、亚洲、欧洲、东南亚研究中心，有一些研究中心是针对某一学科的，并与100多个国家的机构达成了200多个教学研究协议。我们的学生和老师一起进行研究活动，这是为了更好地训练学生，做到因材施教。

另外，我们致力于在研究中解决文化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问题。我们不断促进教学和院系之间的合作，比如我们不仅有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还希望将这些研究放在东亚研究的视角之下。我们还从不同领域和视角针对冲突、移民、宗教、环境等重要全球性问题开展研究，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不断提高研究质量，主要朝着两个方向努力——发扬语言和文化的传统优势，培养国际关系和商贸活动中的多语言、高水平人才。实际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是很重的任务，单个学科的科研压力是很大的，何况我们还要推动学生具有跨学科的科研能力。

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还是一些研究联合体的成员，我们设立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科研项目，尤其希望能够进一步推动阿拉伯语、医学用语等等研究的发展。虽然今天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的挑战，但我们也认为区域国别研究对象的确定不应该仅仅取决于政府或机构的资金支持导向，因为这些资金支持有可能只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我们应该更多地采用语言和文化取向，进一步扩大我们所教授的语言种类范围，更好地发展区域国别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现状

唐士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各位同仁下午好，我非常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在区域与国别研究方面做出的一些工作。刚才的嘉宾在讲他们区域研究的悠久历史的时候，我才猛然意识到区域研究比现在很多的社会科学建立都要早，我们当然是一个后来者，没有那么多经验可供传授，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可能更多还是从政治学上做研究，与建立在语言文化基础上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有所不同。我主要介绍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介绍我们学科的发展历史；第二个部分讲一讲学科的布局；最后谈一下我对学科基础和方法论方面的思考。

首先是学科历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身是成立于1964年的北大国际政治系，是一年前周恩来总理主导并且向中央政府提出的《关于加强外国工作的报告》以及后来毛泽东主席批示的直接结果。之前我们没有国际关系的研究部门。实际上同年，在北大除了建立了国际政治系以外，还成立了外国哲学研究所、亚非研究所和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当时中国有三个高校成立了国际政治系，分别是人大、复旦和北大，他们之间互有分工。北大国际政治系的重点研究领域是亚非拉民主运动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但是一直到1972年才正式设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教研室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严格来讲，国际政治系建系之初的研究既非严格意义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亦非政治学的研究，而是针对某种政治和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历史研究。但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与国际共产运动史都有它们的特定地域性，因而不可避免地，某些共同地域产生了历史、文化乃至经济政治的共性，所以这种研究也体现出某些区域研究的特征，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本身体现了国家间的明显差异，所以区域国别性质的研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由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北大政治系正常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一直到1970年开始征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时，教学科研工作才有所恢复。国际政治系真正得到发展要到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20世纪80年代国际政治系学科布局初具规模，设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政治学、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文化传播六个教研室。在此之后国际政治系经历了一系列的分分合合，有的单位并进来，有的单位又从国际政治系分出去。比如说1987年政治学专业独立建立了系，后来又成立了政府管理学院；2001年原来的国际文化传播与交流系和校内其他单位一起建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政治系教学和研究进一步集中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方面。

1996年国际关系学院的建立对于北大国际问题建设是一个跨越性的事件，国际关系学院是与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亚非研究所合并而成，成立之初是三系三所的结构，即国际政治系、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以及国际关系研究所、亚非研究所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在以后的发展中除国际传播与文化交流系独立建院之外，国际关系学院又建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比较政治学系和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硕士专业增加到8个，博士专业增加到6个，教学研究以及国际化办学水平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其次是学科布局。国际关系学院目前教学和研究大概分四大块。第一块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包括区域和国别、政治与外语以及比较政治学。第二大块是国际关系，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第三大块是一些功能性研究，包括和平与裁军、环境政治、非传统安全、民族宗教、移民难民等等问题。第四大块就是公共政策研究，包括国际法、国际组织、全球治理等问题。就区域与国别研究情况来看，我们以前习惯于反过来，把区域与国别研究叫做国别与区域研究，现在就按照咱们这边的通例，还是称作区域与国别研究。关于这方面，在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之前，国际政治系在苏联、东欧、东亚和东南亚、拉美、美国和西欧等方面就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也发表了一些研究的成果，特别是日本研究，因为得到日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资助已经初具规模。国际关系学院建立以后由于亚非研究所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成立，亚非问题以及美国问题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当然客观的说，并入国际关系学院对亚非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可能产生了一些影响。我感觉到亚非研究所的老师对更传统的原来的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研究方法更感兴趣。但是并入国际关系学院以后，因为国际关系学院的主业毕竟是偏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而且学院是一个教学单位，所以，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原来亚非所的教员不得不调整他们的研究方向，改变他们的研究方法，老的研究者相继退休，那些基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国别学的研究以及从文化角度开展国别研究的研究方向有点衰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目前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已经涵盖世界各大洲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日本、东亚、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欧洲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研究、非洲、中东和西亚研究等等。我看到下面的嘉宾当中有很多是我的同事。我们现在开设的涉及到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本科课程有18门，包括美国政治与公共政策概论、美国政治经济与外交、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欧盟概论、英国经济政治与外交、俄罗斯政治与外交、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与外交、非洲导论、非洲经济增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东亚政治经济、伊斯兰世界政治发展、中东政治经济与外交等等。我不厌其烦的念这些名字，是想让大家从课程名称当中看出来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传统，比如说政治外交研究等等，同时有一些新的研究的视角和新的研究纬度也加入进来了，比如说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公共政策等等。

第三个方面其实是我们的思考和困惑，关于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问题。对于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等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问题，我们的学术自觉应该说经历了一个过程。由于国际政治系的前身是北大政治学系加之国际政治系，国际关系学院的主业是外交和国际关系，而外交和国际关系的主体是国家，所以一直以来人们都把国家作为理解国家行为国际问题研究的出发点，这也就意味着政治学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视作了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基础。另外，由于早期国际政治系有相当部分的教员具有历史学的学科背景，历史学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学院相关研究重要的学科基础，并且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我们经常说国际关系学院的基本特色或者国际关系的长项是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我想主要一部分的理由也是来自这样一种历史情况。

除此以外，国际关系学院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可能受到两个传统的影响，一个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与方法的影响，所以强调经济基础对国家内外政策的决定作用，另一个有可能受日本政治外交史方法的影响，刚才我念这些课程的时候大家可以听出来，都是某个国家的政治外交或者政治经济外交，强调政治和外交之间的关系。到2008年的时候，为了呼应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展开了各种学术活动。时任院长王缉思教授和我主持了一项题为“30年世界政治变迁的研究”的活动，内容涉及世界各个地区和各个国家对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阶段性的总结以及成果的展示，这个研究成果已经公开出版，而且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另一方面，通过这项研究我们的一个基本发现是：学院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包括国际关系研究的政治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王缉思教授经常提到一个比喻，国际关系只是冰山浮出海面的那个角，我们要真正了解国际关系，就要了解冰山在水面下的主体部分。主体部分是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些困惑。按照我们传统的理解，水底下的部分就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思想以及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等等，对于了解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可或缺，所以我们将政治学系独立出国际关系学院并建立比较政治学系，这样的目的是加强学生比较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训练，同时也加强学院老师们政治学的素养。

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对军事、政治因素的强调，从某种意义来讲也可以说是由传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政治和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当中起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在冷战结束以后，影响或者主导国家行为和国家间关系的相关因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时国际同行的研究也有所调整。国际关系学院非常关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全球化的进程，世界经济和国际发展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影响等等。所以这也是我们在1999年新建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基本的考虑。我们去年新建立国际组织与国际公共政策系主要是出于在学术上应对全球治理重要性的不断加大。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环境、资源与能源问题、民族宗教问题、难民和移民问题等等也都成为国际关系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一些重要的纬度。从这样一种发展态势来看，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政治学基础虽然很重要，但是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因素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从国际问题研究的角度进行区域与国别研究，到底更多的是一种偏向政治学专业的学术研究，还是建立在不同学科专业知识基础上的综合研究？作为一个教学单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方法论基础和基本的知识结构，而使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的是，从国际关系学院的角度来说，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可能美国和日本研究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即便就对于美国和日本的政治理解来说，我们还远远谈不上深入、透彻，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研究又从何谈起？

最后，希望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成立，能够通过进一步整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的资源，在提升北大整体的区域与国别研究水平的同时，也能够在学科基础和方法论的探索方面取得一些重大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