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 胡如雷,山西省定襄县人,生于1926年。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现任(1983年)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唐末农民战争》等书,以及《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关于隋末农民起义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由我写这个题目的一篇短文,自己感到很为难。好在这些年来自己走过一些弯路,这些教训至今记忆犹新,向青年同志们谈谈,也许略有裨补。 治隋唐五代史,首先要用主要的力量大量阅读史书和可作史料的其他古籍。关于一般典籍,已有专家介绍过了,我就不打算在此重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汗牛充栋的古籍中必须划清精读和粗读的范围。我觉得《资治通鉴》、《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亦称《五代史记》)和《大唐六典》是应当精读的基本史籍,其中尤其是《资治通鉴》一书,更应当经常反复地读,案头不可一日或缺。在精读上述基本典籍的基础上再涉猎一些诗集、文集和笔记之类的书籍。象《通典》、《册府元龟》、《唐会要》、《五代会要》、《唐律疏议》及《唐大诏令集》等书,如一时无暇通读,但起码也要经常翻检,熟习各书的体例和大体内容,以便在进行考释和从事专题研究时知道到哪一本书的哪一门中去查找史料。

没有对上述有 关史籍的基本掌握,不但无法研究隋唐五代史上的重大课题,就是想诠释几件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也会感到无从下手。 隋唐五代历时三百余年,而唐代就占二百八十年,所以阅读上列几部精读史书,重点在于精读两《唐书》和《通鉴》。为了读好这三部书,应当首先了解一下这些书的主要史料来源。唐代最主要的历史原始记录是“起居注”。皇帝左右特置起居郎(有时称起居舍人),每天把皇帝的言论、行事如实记录下来,就是所谓“起居注”。史馆根据“起居注”中的原始记录加以整理、编纂,写成“国史”和历朝“实录”。五代人修《旧唐书》、北宋人修《新唐书》和《通鉴》时,就是主要从唐朝“国史”和“实录”中搜集史料的。今人除能看到温大雅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外,已读不到唐朝建国后的“起居注”。除《韩昌黎集》保留《顺宗实录》五卷外,其余历朝“实录”和“国史”已全部散佚。既然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这些比较原始的史料著作,知道这些情况还有什么意义呢?答复是肯定的。今人虽然看不到历朝“实录”和“国史”,但却能从古人的记载中知道各朝“实录”的编纂人以及编写和修改“实录”的大体情况,这样就能根据编写者的政治态度、党派立场、政治斗争的演变来判断这些需要精读的基本史籍在哪些问题上有所回护,在哪些地方 歪曲了史实,对哪些历史人物进行了过份的溢美或有意的中伤。

唐代“实录”只到武宗一朝,宣、懿、僖、昭、哀各朝“实录”均非唐人所撰,系宋代人宋敏求所补写。了解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为什么《旧唐书》一书前半部比较精详而后半部舛错特别多,为什么《册府元龟》一书大部照抄“实录”,而宣宗以后用贾纬的《唐年补录》补足。 为了弄清唐、五代、北宋修史时隋唐二代史料在当时保存的情况,不妨参考一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和王尧臣等人所编的《崇文总目》,知道一点古籍著录的情况是非常必要的。其中尤其是《读书志》和《书录解题》二书,在中国古代目录学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此外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也都是这一方面必读的史书。 我在开始读史书时,只是片面地留心搜集史料,而对史籍本身注意得很不够,更谈不上进行研究了,后来才在这方面有意识地进行补课。因此,青年史学工作者一开始读某一部史书,就要注意前人对这一部书有哪些研究成果。譬如读两《唐书》时,不但要参考赵翼的《廿二史箚记》和《陔余丛考》、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及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等书,而且要读近人岑仲勉先生的《唐史余沈》等书。此外如吴兢的《新唐书纠谬》和赵绍祖的《新旧唐书互证》也应该加以 参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更当着意吸取,不能有所忽略。除接受前人研究古籍的成果外,自己还应当继续发现和力求掌握各部史书的特点,只有尽量做到此点,才能在选择运用史料方面有所准绳。譬如隋唐之际的很多跨代人物,在《隋书》本传中一般只写到隋亡,入唐以后的经历就只能到两《唐书》中去查找了,这就是《隋书》的特点之一。另外,《隋书》各志本来是《五代史志》,记载内容远不止有隋一朝,实际包括了北齐、北周、梁、陈及隋各代的史实,有时甚至远溯晋代。读《旧唐书》和《新唐书》,应当每纪、每传、每志都两书对照起来钻研,掌握各书的优点与缺点。譬如《旧唐书》多照抄“实录”,虽然修史的人加工较少,但保留了史料的原始面貌对我们却非常有利,尤其重要的是许多诏令、奏疏、书信都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对我们使用史料可以说是利莫大焉。修《新唐书》的欧阳修是宋代的古文家,由于过份强调“事增文省”,所以很多有价值的诏令、奏疏、书信或则被完全删去,或则被略写得面目全非。李密讨隋炀帝檄文是一篇农民起义的重要文献,在《隋书》和《新唐书》的《李密传》中均付阙如,只有在《旧唐书》中全部保留下来了。再如《新唐书》过份强调“文省”的结果,甚至连很多必要的年月也都失载,而我们运用史料却首先就重视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在这一方面就只能求助于《旧唐书》和 《通鉴》了。

当然《新唐书》列传也不是全不如《旧唐书》,如《黄巢传》就是新胜于旧。此外,《新唐书》的“志”一般说来都优于《旧志》,尤其是《兵志》部份为正史的首创,更具有突出的地位。读《旧五代史》首先应知道这是清朝人的辑佚之作,并非完整的原著,所以不免有“割裂淆乱”之弊。欧阳修后来修《新五代史》,着意于运用“春秋笔法”,对史实记载不甚经意,尤其是篇幅不足,史料有限,所以今人治五代史,主要只能从《旧史》搜集资料了。司马光著《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取薛史,不据欧史,恐怕是有一定道理的。《通鉴》一书的特点之一是附以《考异》,司马光在《考异》中不仅进行了大量的考辨,而且引用了很多后人已无法看到的典籍,这些资料是非常珍贵的。此外,胡三省的注也有很高的价值。因此,读《通鉴》不能只重正文,必须同时细读《考异》和胡注,有的时候,我简直还把《通鉴》当作工具书使用,譬如两《唐书》的记载有难懂难通之处,一查《通鉴》相应部份,不仅文义大白,而且有时能够发现两《唐书》的脱误。有些偏僻的古地名在一般工具书及《地理志》上无从查考,不知相当于现在的何处,一查《通鉴》胡注,就知道在元代的地名,然后根据元朝地名按图索骥,就知道是现在的什么地方了。因此,掌握了一部史籍的体例特点,是妙用无穷的。 研究隋唐五代史,还需全面掌握近世权威史学家的研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