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历史解释能力，能力层次，案例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 7）05―0027―05

鉴于历史解释“是检验学生的历史观和历史知识、能力、方法等方面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新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把历史解释列为五项学科核心素养之一。课堂教学是培育和实现上述目标的现实土壤，以下，笔者就围绕课标对历史解释素养的四个能力层次，从材料教学的角度，谈谈如何借助材料的逻辑编排，在理清史实的前提下，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一、区分史实与解释，能对各种历史解释加以理解和评析

“区分史实与解释”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对学生思维模式的一次洗礼。从史学发展的历程而言，20世纪前，以尼布尔・兰克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派提出了“以事实为中心”的史学理念，雄心壮志要“再现全部历史真相”。但随之而来的，是历史研究中“活生生的实践、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被繁多的数据和抽象的形式化语言掩盖”。穷则思变，20世纪以后，相关的质疑和反思促成叙事主义派提出“以史家为中心的”史学理念――认为史料本身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为了理解历史，必须给历史的遗存“强加某种秩序、提供某些形式、赋予某些模型、确立它们的连贯性，以作为现今已分裂的整个各部分的标示”。由此，历史研究作为思维过程，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解释，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学家的个性化的烙印。

类似的，高中学生的年龄、思维特征，使得他们正处在从“科学主义”向“叙事主义”转变的思维飞跃关节点上。其已有思维发展区，就是“以事实为中心”的历史学习阶段。他们倾向于把课堂的教学内容直接等同于真实而完整的历史，进而认为一个史实就只能有一种解释，由此史实与解释可合二为一、浑然一体、无需区分。其最近发展区，就是要突破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以防止历史知识的简单化、教条化、绝对化。为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具体的学习实践中认识到，史学家本身由于受到时代、经验、理念、材料充足程度等的限制，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尽管史学家们努力避免）来选择历史材料，这使史学家们在解释历史的时候难免会发生偏差。有了这种“以史家为中心”的认识后，学生才会去区分史实与解释，并大胆地对各种历史解释投以审视的目光，进而为开展理解和评析奠定心理准备。

所谓“能对各种历史解释加以理解和评析”，笔者认为，应该是指围绕同一历史事件、现象，存在不同的历史解释，教师要引导学生对不同的历史解释进行理解，明晰各方的“然”及“所以然”。

所谓不同的历史解释，可分为两种。一种只是侧重点不同，即各个不同的历史解释之问，不存在实质的冲突，只是选取了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罢了。在高中历史课堂上，最典型的就是以不同的史观来解读同一历史事件。如关于近代西方崛起的教学，在围绕其崛起的原因进行解释时，不论从唯物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中的哪一个出发，都能给予具有说服力的，至少是自圆其说的解释。

但学生本有的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形成了一种认知障碍，面对多种史观，他们感觉眼花缭乱，不知何去何从。教师的首要责任，是帮助学生们认识到史观作为观察历史的视角、解释历史的模型，其多样性、复杂性、相对性，恰恰有着巨大的价值。借助不同的史观，可以看到同一事实的更多侧面，从而以愈发立体的呈现来更多地逼近历史的真实。

其次，教师要帮助学生界定和理解各种史观，从而在接触史家的历史解释时，能够明晰历史叙述深处所体现的史观，由此，就为理解、评析不同的历史解释奠定了基础。当然，史观代替不了历史解释本身，教师们要引导学生探究史学家是如何将特定的史观应用于史实的观察与解释实践的。特别是对不同的历史解释进行评析时，更要引导学生获取充沛的、多元的材料及信息，以使学生的评析有所依托、持之有据。

另一种是观点的对立，即不同的解释之间，互有出入，构成了实质的冲突。这就涉及不同解释的正误、深浅问题。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分析不同史学家对同一史事的论述，明了各方解释、评判的不同之处，并能从来源、依据、理念、目的等多个方面，解释彼此的矛盾冲突之本质所在。

例如，关于二战后美苏两国从盟友到对手的转变原因，有教师呈现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第一种，将转变归咎为苏联政府，认为正是苏联的文化传统，其外交上的不妥协性，以及其成为美国最主要对手的事实，是转变得以发生的主要原因。第二种，将转变归咎于美国政府，认为正是美国对世界各地的经济渗透，全方位包围苏联的企图，称霸世界的战略目标，才是主要原因。学生在概括材料内容的基础上，分辨了各自的不同。并通过对来源（美苏两国的历史学家），依据（两者文化传统，国家性质的不同），目的（论证己方措施的正义性、合理性）等角度，看到了双方其实都在维护国家利益的追求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本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双方虽然都得出了美苏必然走向对抗的结论，但显然在分析的过程中，都夸大对手的威胁。由此，帮助学生认识到，虽然特定的历史解释不一定是正确的，但透过不同的历史解释，通过对比和分析，恰恰能够“不断接近历史真实”。即美苏由盟友变为“对手”的主要原因，正是两者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家利益的冲突，随着两者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而急速加剧。

二、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有理有据表达自己的看法

要想客观论述、有理有据，就要求教师提供足够的、合适的材料，预设好学生思维推进的逻辑路线。如在教授“新文化运动”时，以往，教师们会在指认其历史贡献之后，涉及其全盘化的局限性。但2016年的江苏历史高考卷第22题，恰恰抓住了高中教学中的这一偏颇之处，要求学生抛弃原有的认知定势，根据所给材料，论从史出地得出如下史论：即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们，既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积极有益成分，不能全盘否定，又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封建落后因素，不能全盘肯定。

实际上，单以论从史出的角度看，无论是绝对否定也好，批判^承也好，都可以找到丰富的材料证据进行论证。在这里，因为存在大量的例外，运用例证法是无效的。这无疑让学生们陷入了历史的迷雾中。但是，这看似让教学面临尴尬的地方，正是客观、合理的历史解释得以形成的契机。

如有教师让学生思考，胡适等学贯中西的思想先驱，是否真的会犯连高中学生都能指认的思维片面化、绝对化的错误。当学生从常理出发，觉得应该不会后，教师导入3则材料。材料1涉及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判；材料2涉及胡适对传统文化中积极合理内容的赞扬；材料3涉及胡适对自身看似矛盾的态度的解释：“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一种‘隋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中的倾向……全盘接受了，就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中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若我们自命做领袖的人也空谈折中选择，结果只有抱残守阙而已。”

教师要求学生整理材料，并运用自身关于传统文化和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知识，对“全盘西化”提出自己的解释。通过概括、归纳等认知梳理，学生指出材料l是胡适面向大众的宣传，材料2是胡适私下的真情流露，材料3能说明胡适把“全盘西化”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真正目的在于建立健康积极的中国的本位文化。

之后，教师引导学生依托材料2对“惰性”一词进行解释。学生意识到，惰性在此并非贬义，其实质是指一种文化中优秀的、普世的内容，自有其坚韧的生命力，人为的批判否定是扼杀不了的。明了这一点后，学生就能推断出，对传统文化的“绝对否定”，与其说是态度，不如说是方法。是一种筛选的方法，筛选出那些坚韧的、优秀的内容，同时淘汰那些迂腐愚昧、落后于时代因而一触即溃的内容。

进而，学生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胡适等思想先驱，对中国传统文化其实有着深厚的学养，对其蕴含的种种优劣之处也有足够清楚的认知，并且也认为“全盘西化”存在片面性和极端性，但一则认为只有主张极端，才能在实际上“化”得恰到好处，二则也是出于当时“启发多数国民之自觉”的迫切需要，所以最终采用了“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通过上述解释的生发，在学生们眼中，思想先驱们的决绝就不再是漫画式的幼稚。恰恰相反，他们看似激烈的、形式主义的简单绝对，背后其实有着超出常人的认知甚至文化自信。在看似敌视、对立冰冷面具下，跳动着的，是一颗颗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理解、体认的赤子之心。当学生们得出如上的看法时，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对思想先驱的评价，无疑更客观、公正和积极了。

值得一提的是，学生们的历史感悟不止于此。课堂上，现代化史观的引入，帮助学生们认识到“全盘西化”之所以引发思想混战，很大程度上在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地，但确实又是错误地，把西方的现代化历程的“殊相”错误地等同于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共相”。若从现代化的角度，从社会历史发展进步的角度审视，随着社会存在领域的革新，作为思想文化上层建筑的传统文化自然有一个“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的洗礼，这便又上升到哲理层次，从唯物史观角度进行了深刻的解释。

从史料教学的角度看上述案例，我们发现，要想让学生达到这一层次的要求，教师要做的，就是在呈现和解读史料时，要将它们置于一个预设的理解框架之中，进而以立意、聚焦、思路引领等方式，帮助学生形成对历史的理解，并赋予历史性的存在以新的意义。总之，教师要帮助学生在一定的史观、理论指导之下，发挥理解历史的主动性。

三、能从历史表象中发现问题，对历史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解释

所谓历史表象，就高中历史教学而言，主要是指教材在历史叙述中承载的历史事件。由此，从历史表象中发现问题，在课堂上更多地表现为通过教师“教材问题化”的努力，将静态的教材打造为问题的素材。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历史事件的关系网络上缺失的史实，历史逻辑的发展网络上缺失的环节，正是发现和提炼问题的绝佳之处。当学生致力于填补教材的空白、史实的空缺、逻辑环节的缺失时，其孜孜以求的，其实就是对已知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

如就《百家争鸣与儒家思想的形成》一课的教学而言，教师们往往先完成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背景条件梳理，再讲授各位思想家的思想主张，最后指出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期间很多所谓的问题探究，只是提供一则则彼此孤立的文言文材料，让学生从中概括、提炼出一些作为背景条件的史实，或作为思想主张的观点。这其实只是培养和考查学生概括的能力，其中并没有涉及多少真正的因果关系梳理，也就不存在有含金量的历史解释。

实际上，本课的教材存在一个重要的史实空缺和逻辑环节缺失。即在教学中我们虽再三强调“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都未明其所以然。或者说，单单教材中涉及的历史背景、思想主张，都无法论从史出地，逻辑自洽地得出这个结论。

就“解放”一词而言，指的是“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在这个历史阶段，是何物（确切地讲是何种思想理念）对人们的思想施加了“束缚”呢？教材各部分都没有涉及。那么课堂教学中，政治、经济、文化（重点是教育）背景所涉及的一系列巨大变革与百家争鸣这一思想解放事件之间因果关系，就存在着史实和逻辑的缺失。

有鉴于此，笔者引入3则材料。材料1是人教版历史必修一《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中的“历史纵横”一栏，对西周的礼乐制度进行了介绍。材料2是对礼乐制度历史地位的说明：“礼乐制度则从精神心理方面，达成了一种相对的秩序和认同。实际上，宗法制与分封制只是规定了周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格局，礼乐制度才是治国之道。礼乐制度是西周稳定二百余年的奥秘。”材料3是《论语》中的“礼崩乐坏”和《庄子》中的“道术将为天下裂”。学生通过阅读理解第1、2两则材料，产生两点认识，一是礼乐制度极富人文精神，无所不包，等级分明，并由此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二是礼乐文化作为与之相应的精神、思想、知识，是西周贵族教育的核心，具有必须遵循的权威性。

由此，学生推知上文所谓的思想束缚，实际是指礼乐制度及礼乐文化。再结合教材所述的历史背景，便能发现正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一系列巨大变革，无情地宣告了以维护原有旧秩序为己任的礼乐制度的失效，同时也就宣告了礼乐文化之权威性的丧失。材料3正是印C了原有权威性文化的失效、祛魅、遭弃。历史发展至此，又必须要有新的思考、思想，解决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从而，才有诸子百家背离礼乐文化，从各自的立场、利益、理念出发，围绕治国平天下，提出各有特色的学说主张。

必须指出的是，此种教学设计，其目的绝不是简单的查漏补缺，而是通过因果关系的扎实梳理，让学生真正把握本课的重难点。由上文可知，它使学生在明了背景条件的“然”之后，更明了了条件之为条件的“所以然”。又如本课的重点之一是孔子的思想。我们既强调思想解放，又强调孔子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则孔子就具有了创新与保守的两面，两者如何共存，必须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学生们在上述探究的基础上，发现孔子之创新，恰在于他针对旧礼乐文化的流弊，增加了新内容以补救。特别是提出“仁”的重要性，认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因此其创新与保守是可以兼容的。与此同时，“仁”之所以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也就得到了明白的解释。

四、能够以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加以看待和评判现实社会与生活中的问题

如果说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要通过对已有历史的解读，孕育出历史智慧，以形成、提供一种特殊的视角，来涵养出“全面、客观、辩证、发展”的眼光，以更有效地审视现实生活、解决现实问题。实际上，也只有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才能真正激发起学生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学生们带着切身的问题、困惑去历史中寻找启发、寻找借鉴，才是有价值的历史学习。

现举两例学生置身其中、欲求解决的问题。一是雾霾问题。对问题的关心以及相关知识的普及，使学生们都知道雾霾的产生与钢铁、煤炭、化工行业的排放有着直接关系，也知道雾霾治理的关键之一是这些产业的去产能。但媒体上既讲勇气又显难度的“壮士断腕”“凤凰涅”，相关从业者“你们要呼吸，我们要吃饭”的论调，使很多学生都认为，雾霾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其关键是去产能将导致大量失业，从而使得问题因陷入两难而无解。因此，萌生的是无计无力的悲观感。

果真如此吗？笔者在教学两次工I革命时，就以此问为导入，在激趣的同时，也为教学提供了立意。在梳理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成果后，教师引入史实，让学生知道飞梭的发明人凯伊因被追杀而仓皇出逃，珍妮机的发明人哈格里夫斯的家被人捣毁，科特莱特拥有的400多台蒸汽机的织布厂被人纵火烧为废墟。让学生思考这些伟大发明遭到敌视和反对的原因。学生思考的结果是，因为纺织业的手工从业者们，害怕新发明的运用已经和将要带来的失业。之后，在教学工业化促成的城市化进程加快时，教师呈现关于失业率的表格数据，据此，学生进行了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纵观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整体地看，尽管技术不断进步导致不少原有产业部门衰落，但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带来失业的上升。带着疑惑，学生们借助书本知识和所给材料尝试进行原因解释，最终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不但能催生新兴产业（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劳动力需求，还能带动收入和最终消费的增长，并由此增加对劳动力的额外需求。

由此，学生能够明白，如果说雾霾是经济发展的副作用，那么其解决最终也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并且一定是质的发展。国家层面高度重视，社会层面成为热点的“中国制造”产业升级问题，也从历史角度得到了合理性、必要性的论证。治霾的历程虽不能一蹴而就，虽伴有阵痛，但它绝不是无解的，大可不必悲观。而同学们也意识到如果自己努力学习以致学有所成，能贡献于“中国制造”的产业升级，也是在为雾霾的治理尽一份力。

另一个是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当今，传统文化的复兴日见其成，西方文化的传播也日见深入，与之相关的辩论和诘问也日见增多。如何处理好几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时代话题。我们要孕育的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是否能在争鸣之中诞生呢？这个问题，也能够通过合理的历史解释找到启发和智慧。

笔者在教学《百家争鸣》时，除了强调相互诘难、批驳的“争鸣”之外，还让学生接触如下材料：庄子对孔子的愿望与执著表达过尊重。孔子曾向老子请教。荀子的学生中有的成为法家大师（李斯、韩非子）。法家思想的基石是荀子的“人性恶”。墨子本来是儒家门生，墨家的献身精神对后世儒家也有影响。

在此基础上，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得出如下结论：诸子的思想、观点、立场和方法是不同的，这就是“多样”。他们的问题、态度、愿望和目标，则是相同的，即都在面对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都在认真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也都希望天下太平。既然他们的愿望和出发点是真诚的，那么其他各派中凡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只要有利于更合理地构建自身的学说体系的，就大可以“拿来主义”，而不必故步自封。

正如“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一样，对历史事件的评价，长时段的审视更有意义。当我们站在当代，回头远望那段历史，温习那一系列伟大的思想，感受中国博大精深，生命力旺盛的传统文化体系，我们更能肯定当时那种彼此的诘难和吸收的伟大意义。

这就提醒学生，既然诸子百家的思想可以求同存异，彼此借鉴，当代中国人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化，更可以从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实际出发，取我所需，而不必人为的厚此薄彼。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尽我们所能，认真学习、感悟古今中外的文明智慧，充分吸收其营养，进而将他们有机结合，有机统一起来。统一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重新崛起，统一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认为课标关于历史解释能力的四个层次要求，可以归为两个类别，一是学生能够理解、评析不同史家（或者不同视角）的历史解释；二是学生能够开展自己个性化的历史解释。由此而言，总体的培养思路应当是要求学生先了解、熟悉、领会史家提出历史解释的途径、形式，以及形成历史解释的方法、立场、史观，然后在模仿与借鉴的练习中，逐步形成自己的历史解释，学会用合适的途径和形式表达，用科学、专业的方法阐释历史问题，并有自觉的价值立场和史观追求。要实现这些目标，离不开教师精心的设计、得法的引导、正确的示范以及材料引入上的逻辑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