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怎样研究历史

——读《逊志斋集》

王春南

方孝孺不但是理学家、文学家，而且是历史学家。我们现在看到的方孝孺《逊志斋集》，是后人多方搜罗朱棣严厉禁毁后残存的方孝孺著作编纂的，共二十四卷。阅读此集，可以发现，方孝孺生前著有以下三部书籍：

其一，《逊志斋稿》，方孝孺的同乡郭濬在方孝孺处阅读了此稿，给予很高评价：“文气浑成，识见卓迈。”洪武三十年（1397），同郡友人林右、同门王绅先后为方孝孺的《逊志斋稿》写了序。方孝孺生前就已编好《逊志斋稿》，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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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评论宋事宋史要言》，一册，由助手林昇誊录，从宋太祖写到宋哲宗，至洪武二十九年（1396）尚未完稿。

其三，《文稿》，两册，收有阅读子书、杂书撰写的议论文章数十篇，都是二十余岁时所作。方孝孺对蜀王说，此稿“颇有毫发之见”，拟他日抄录呈上。他很看重这部书稿。以上三书，《评论宋事宋史要言》尤其值得注意。三代以下历代王朝中，方孝孺最推崇东汉和宋朝，认为这两个朝代“风俗美而贤才多”。又认为，“言行之懿（美好）”，差不多能赶上三代的，只有宋朝。正是出于对宋朝历史的浓厚兴趣，他撰写了《评论宋事宋史要言》。可惜没有存留至今。但我们仍能读到方孝孺的十篇《深虑论》，以及收录于《逊志斋集》的近五十篇关于历史的评论文章，包括《东汉》《汉章帝》《诸葛孔明》《晋论二首》《梁武帝》《魏孝文》《周齐之事》《隋文帝》《唐》《唐高祖》《唐文宗》《唐庄宗》等，还有《读战国策》《读吕氏春秋》《读荀悦申鉴》等读史札记，这是不幸中之幸。凭以上这些历史著作，我们完全可以称方孝孺为历史学家，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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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之一：历代帝王的贤愚、优劣、成败、功过

方孝孺对历史上数十位帝王一一作了评论，见解独到。他批评秦始皇自行其是，好“自用”，自取其败：秦始皇“自任其智，弃天下之士而不用，燔三代之言而不法。巍然独伸其尊以为可恃，而其危乱不旋踵而即见”。又说，吕不韦让门客著《吕氏春秋》，阐发帝王之道，“切中始皇之病”，不但如此，还毫无顾忌地历数秦先王之过。世人都说秦朝法律严酷，然而秦始皇却没有因吕不韦著《吕氏春秋》批评他和他的祖上，办吕不韦的罪。方孝孺就此事发抒感慨：“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历来评论秦始皇，似都没有这样说过。他说隋文帝跟秦始皇一样，“皆以自用而致灭亡”，但隋文帝仍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当时户口蕃殖，国用富溢，有“汉唐之盛”。出现这样的局面，跟隋文帝倡导节俭有关，他曾对有关官员说：“宁余于民，无藏府库。”虽前代贤君，未必能这样说，这样做。后代君主，谈到秦朝、隋朝，无不鄙夷，羞于跟秦始皇、隋文帝相比。方孝孺批评这些君主：你们的所作所为，不及秦始皇、隋文帝的多了。这样的话，有几位历史学家能说得出来?

在历代帝王中，方孝孺对汉武帝和唐太宗评价不高。他批评汉武帝征伐不已，大兴土木，财用匮竭，横征暴敛，天下疲弊，“武帝之天下宜乱矣”。幸亏“文景之泽犹在人心”，大臣霍光有所补救（当然还有汉武帝下“罪己诏”，承认错误，改弦更张），这才没有遭致败亡。他不满唐太宗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唐太宗杀兄建成，逼迫唐高祖“禅让”，道德有亏；二是治国虽有才，但好大喜功，留下后患，玄宗时发生“安史之乱”，与唐太宗当年的举措不无关系。这可说是一家之言。他最敬重汉文帝和宋仁宗，曾说：“古者致治之主，莫过汉文帝。近世少康之君称宋仁宗。”方孝孺崇敬汉文帝，是因他与民休息，不折腾百姓；崇敬宋仁宗，是因他放手让他信任的名臣治理国家。方孝孺曾借用孟子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治国理念，说：“孟子曰：‘禹之治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岂止治水哉，治天下者，亦行其所无事而已。”就是说，治水要顺水性，不可违拗；治国要顺民心，不可违拗。治理天下要像没事儿一样，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不要整天没事找事干，折腾老百姓。宋仁宗的治国，符合方孝孺的治国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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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之二：王朝祸乱、兴亡之由

方孝孺说：创业之主得到天下后，常欲传之后世，传之久远，但不免于败亡，这是什么缘故呢？一是因“治之非其法”，二是因“守法者非其人”。也就是：法制过于严峻；国君不得其人。秦朝是“治之非其法”的典型。“当秦之亡，其患不在乎无法，而患乎法之过严。”国君自以为圣明，予智予雄，任性妄为，这是非常有害的。他们不能任用天下贤才，众人认为贤的人，他们不用，要用自己认为贤的人。人人都说卢杞是奸臣，唐德宗不信，以为卢杞是忠臣。人人都说秦桧是奸臣，宋高宗不信，以为秦桧是忠臣。这两位皇帝都被权奸蒙蔽了，皇权旁落，还不觉察，怎能不遭致祸乱？

研究重点之三：一些朝代以前朝为鉴，为何仍不免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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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在《深虑论一》中说，秦、汉、魏、晋、唐、宋历代君主都吸取了前朝覆灭的教训，但没有能避免灭亡。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以为周朝的覆亡是由于诸侯强大，于是变分封制为郡县制。以为从此天下太平，皇位继承可以万世不绝。没有想到的是，汉高祖刘邦已兴起于乡间，最终灭了秦朝。西汉皇帝鉴于秦朝皇帝孤立无援，于是分封子弟为诸侯王，以为靠同姓诸侯王的血缘关系的维系，汉朝可以传之久远不会发生变乱。哪知吴、楚等七国起而谋反，问鼎朝廷。汉武帝、汉宣帝以后，分割了诸侯王的封地，使其势力削弱，以为从此天下无事，哪知王莽终于篡夺了汉朝的皇位。东汉光武帝刘秀从西汉，曹魏从汉朝，晋朝从曹魏，吸取了败亡的教训，采取了防范风险的措施。然而，东汉、曹魏、晋朝的灭亡都是出于防备的事情之外。唐太宗听人说，他的子弟将被姓武的人杀害，于是搜捕了一些有嫌疑的人杀了。而武则天在他身边，天天侍候，他却并没有觉察身旁有危险人物。宋太祖鉴于五代藩镇势力之大，足以胁制国君，于是解除了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而不知自己的子孙终于被“夷狄”所困扰。方孝孺接着说：上述这些人都有超人之智，盖世之才，他们对于安定和动乱、生存和覆亡的迹象，不能不说思考周详，防备严密，但他们谋划了这一方面，祸患却从那一方面发生了，最终招致动乱和灭亡。这是什么缘故呢？方孝孺回答说：“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他认为，人们在谋划时，能够想到的，是人世间本来就应当发生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能“谋人”；人们的智力所达不到的范围，那是“天道”，而属于“天道”的范围，人们是不能谋划的。

方孝孺虽然认为“兴亡天命，非予所知”，但也说过君王要“自结于天”。“自结于天”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结好人民。人民是天下之元气，“养民”就是培养国家之元气。国君能“养民”，上天会高兴，会眷顾你。方孝孺讲“天道”，最终还是落到了“人道”，这是其思想的闪光点。

2023年3月2日

（原载《温州读书报》2023年第5期，一版转二版，责任编辑何泽、张夏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