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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社会文化史研究学人平台

搭建社会文化史研究学人平台6月18日,首届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会长会议暨中国社会文化史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

6月18日,首届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会长会议暨中国社会文化史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多名学者齐聚线上,围绕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的发展规划、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发展脉络及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一,共享学术资源、深化学术合作、培养学术队伍。

在会议第一单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梁景和对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的基本情况、设立初衷、工作内容和领导机构组成作了说明。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社会文化专业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下属二级学会),旨在加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促进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学人成长。为赓续学术研究,开拓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前景与发展,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将进一步成为国内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学人平台,加大跨单位、多学科、多领域的合作与研究力度,打造“专业”“综合”“平台”化的学术共同体。

会议希望研究会的未来工作以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四大学术系列体系为依托,即学术会议系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二十世纪婚姻·家庭·性别·性伦文化学术研讨会、“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全国青年学者社会文化史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回顾与走向座谈会、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术研讨会);学术讲座系列(面向研究生,涉及国内外历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艺术学、管理学等领域,已举办126次);学术出版系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社会生活探索》《婚姻·家庭·性别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思想交汇》及相关学术会议论文集);学术选题系列(婚姻、家庭、女性、性伦、娱乐、身体、礼仪、生活质量)。借鉴、吸取已有的组织、人脉、活动、出版经验,实现研究会同仁所在单位学术资源的强强联合,关注当代社会文化问题与社会服务,深化社会文化史研究,更加注重理论探索与交叉学科建设。

随后,与会学者一致同意梁景和担任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余华林担任常务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昭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蔡礼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仕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晓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吕文浩、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李俊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秦方担任副会长。研究会邀请周积明、陈廷湘、何晓明、马勇、常建华、李长莉、郭莹、罗检秋、左玉河、余新忠等十位知名学者担任顾问。研究会秘书处设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葛静波担任秘书长。

在会议第一单元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的发展规划建言献策。大家表示,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创办公众号、举办线上讲座等)、提升学术活动水平(举办高端学术沙龙、读书会等)、完善学科体系建设(编写教材、读本等)、增进学术团队的情感联系(集体田野调查等)将成为下一阶段研究会工作的着力点。

第二,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由萌生、发展走向繁荣。

在会议第二单元,梁景和回顾了中国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三个阶段。萌生阶段(1988—1998)以1988年刘志琴《复兴社会史三议》《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共生共荣》的发表为标志。1990年,李长莉在《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中,明确提出了“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梁景和于1991年首次在学术述评领域运用了这一概念,1994年在博士论文《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的提要中说明了论文的“社会文化史”属性,认为论文探讨的是“社会文化史研究范畴的一个具体领域”。发展阶段(1998—2010)以1998年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梁景和《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的出版为标志。社会文化史研究在理论探索、学术活动举办与研究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推出了一批厚重的研究成果,彰显了“社会文化史”的本土性与理论探索自觉性的特征。2010年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进入繁荣阶段,以2010年《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出版、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回顾与走向”座谈会及首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的又一新路径》在《光明日报》发表为标志。高频度学术活动的举办、多维度研究成果的涌现以及新层面理论探索的延展,成为这一阶段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特色。

梁景和认为,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当下依旧处于繁荣阶段,形成了一系列学科关键词与命题。同时也面临三个挑战。其一,对本土萌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历程与状态缺乏精细、透彻与全面性的学理总结。其二,缺乏高质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其三,社会文化史研究需要根据社会发展实现研究领域的新突破。

第三,深化理论实践与探索、开拓学术增长点、突破学科壁垒。

在会议第二单元的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根据社会文化史研究如何向更高层次发展发表了各自看法。张昭军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要在明确定位、保持开放的研究观念、注重生活史研究三个层面进行深耕。年轻学者要努力掌握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要义,与多学科联结开展综合性研究,将普通人作为研究对象。吕文浩表示要认真总结思考社会文化史的本土学术脉络,重新审视相关的经典概念、议题与著作,在整理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拓展未来的学术发展空间。唐仕春认为,社会文化史研究面临代际转型与学术转型的时代课题。相关学者不仅要重视社会调查与实践,而且要借鉴政治史、革命史等学科运用社会文化史视角进行研究的优秀成果,通过方法、思路的转换来寻找新的学术选题与研究方向。秦方提出,社会文化史研究要以问题为中心,打破学科界限,吸收、运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经验与成果,提高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蔡礼强、李俊领将目光聚焦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反思与探索,建议相关学者不断加强理论学习与知识储备,提升自身理论素养与思维层次,强化学术问题的解释力度,争取推出高水平的理论成果。韩晓莉、葛静波倾向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要着眼当下,关注民众的心态、感受、情感,以对现实社会的关切进而启发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余华林建议今后以研究会为平台,凝聚各单位学者的力量与共识,争取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探索、视角方法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会议结束前,与会学者对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三项愿景。第一,研究会要成为大家共荣共进的学术平台。老中青三代学者携手努力,汇聚一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专业学人团队。通过团队合作,形成互补互助、共同进步的学术氛围。第二,研究会要在回顾过去、把握当下、放眼未来的基础上深化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探索。通过实践研究与理论总结,形成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与研究范式。第三,研究会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学术工作计划,逐步开展多样性的学术活动。通过短时间内组织实质性的学术活动与网络营运工作,扩大影响力,提升知名度。最后,与会学者一致相信中国社会文化研究会将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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