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同乐

政协文史资料是指全国及各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征集、编写、出版的大型系列史料，以丛刊的形式连续出版。它具有补史之缺、续史之无、详史之略、纠史之错的功能。其特点为：鲜明的统战性、翔实的史料性和生动的可读性，对历史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记录和反映，尤其对戊戌变法以来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作了深度挖掘和详细记述，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

政协文史资料是研究近现代历史的新史源。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揭示过去的历史真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实现这一任务的前提和基础则是搜集翔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文史资料所汇集的史料中有不少是具有原始、罕见、翔实、生动特点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三亲”史料及研究资料，有的填补了历史空白，有的廓清了历史迷雾，有的纠正了历史歪曲，有的则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这些珍贵而难得的史料，虽有“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特殊功能，但在历史研究中，相对档案文献资料而言，学界对其认识和利用程度仍然不够。本文试对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和利用规范进行探讨。

政协文史资料对于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

政协文史资料主要收录当事人对往事的回忆，有的是以叙述自己的活动为中心的，也有的是叙述与自己同时参与某一事件的其他人为中心的。可以全面完整叙述自己一生的经历或个别时期某个地区某个单位所发生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片段叙述一个事件、一个人物、一场战斗的某些侧面。因此，文史资料是研究历史的珍贵资料，它不仅包括革命历史回忆录，而且也包括对旧政权以及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群众运动、个人活动等方面的回忆录，它涉及的面是相当广泛的。

西方历史学界把回忆录称为口述历史，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的由唐德刚编写的《胡适口述自传》，就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所公布的，胡适16次口述录音整理出版的。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回忆录的写作，一些政府高级领导人下野以后往往以写回忆录度过晚年。马克思主义者也十分重视撰写回忆录，恩格斯十分关注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约翰·菲利浦·贝克尔的回忆录写作。他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这个回忆录对德国革命运动史，因而也对我党成立以前的历史，从1860年起部分的对我们党本身的历史都是极端重要的。恩格斯指出，必须迅速地把这些活的史料“抢救”下来，不然就会把一大批十分珍贵的历史材料带进坟墓里去。

文史资料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它的真实性。文史资料写的应该是真人真事，作者应该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写出历史的真实面貌。否则就失掉了它的史料价值。一份高质量的文史资料，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但在这一问题上存有不同认识，有的学者认为文史资料回忆录属于散文特写，有的学者认为基本上是一种小说形式，也有学者认为是传记文学。他们强调文史资料中有些人名、地名、年月日不完全准确，有某些虚构。但是，这并不影响对历史本质的反映。诚然，由于当事人记忆不清，文史资料中有些人名地名，年月日或者某些历史情节搞错了，但是从主观上说作者也是尽力把它搞准确，使其成为历史工作者信得过的资料。这里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并不排斥在撰写文史资料时做些必要的文字加工，写得更生动些。

判断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主要是看其是否写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是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文史资料可以提供一些文献资料上所没有的、甚至不可能反映的历史情景。政治家的回忆录常常提供一些局外人难以知晓的内幕或某些政治事件发动经过。因此文史资料刊载的大量当事人回忆录，往往可以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

文史资料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同档案文献史料相比，它的价值是不同的。档案是当时的历史记录，而文史资料是若干年后所作的回忆，也就是说，经过若干年后回想起往事写成的，必然会把后来的思想感情认识体会加入进去。自这个意义上看，文史资料是历史研究中的第二手史料。

文史资料的价值主要在于为历史研究提供具体的生动的材料，弥补档案文献材料和报刊史料的不足，这主要由于作者是历史事件的亲历、亲见或亲闻者，他们可以把这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和过程写得很具体生动，很多历史情节，档案文献史料是不记的。所以文史资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历史事件的过程、时间、地点等方面的重要材料。文史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有些历史事件没有形成档案文献材料，或档案文献材料甚少，文史资料就起到了档案史料的作用。1981年，中共党史史料征集委员会提出，革命历史上许多问题档案文献史料已经很少搜集到了，而主要靠老同志提供回忆资料了。文史资料的价值还在于把很多活的史料保留下来，这对历史题材的文献纪录片、影视作品创作，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活的史料主要是很多亲历者对历史事件的切实了解以及他们一生的重要经验和深刻体会，通过文史资料得到反映、总结并保存下来。档案文献史料是历史上形成的，不是后来写的，但是经过若干年后可以写入文史资料，把历史事实交代得更具体真实，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史资料是要起第一手史料的作用的。

文史资料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一是回忆者的记忆不清带来的差错。假如一篇文史资料写作的时间以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不远或者当事人有较深的印象或记忆较强，这种文史资料回忆录不容易出差错，也比较可信。若是相距时间太久，或者年迈时的回忆就容易发生误差。二是有意夸大或缩小史实的情况。特别是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常常会夸大其在历史上起到好作用，抹杀或缩小自己在历史上产生的不良影响，甚至隐瞒某些对自己对好友不利的情节，而对于自己相恶的人，则着意攻击。张国焘《我的回忆》中就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三是受某些政治环境的影响，带着某种政治偏见或偏激情绪写的文史资料，内容不可能真实。四是回忆者在历史事件发生时所处地位的局限，如职务不高等，只能看到事情的局部或一个侧面和一些表面现象，因而他的回忆就不可能全面，结论就不一定准确。有些文史资料经过记录者的文字加工，因史学功力所限，有时也会不能准确反映历史真实。五是有少数回忆录从根本上说是伪造的，甚至随意杜撰的，必然错误百出。因此，历史研究者利用文史资料时必须进行必要的考证和辨异工作，这包括把口碑材料与文字材料相互印证，几个人的回忆录互相校订等。对没有任何文字可查的“孤证”，一般说只能作参考。经过考证辨异，去伪存真，定会更加显示文史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

政协文史资料的利用原则

近年来，史学界日益注重档案史料的搜集与运用，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持续提升，但部分研究者陷入迷信档案的误区，认为文史资料作为二手资料，可信度偏低，因而轻视甚至忽略文史资料的价值。这种倾向限制了近现代史研究的资料来源，应予以纠正。

“不能以求全责备的心态对待文史资料。文史资料可以理解为回忆史料或口述史料，是历史研究中可堪利用的史料类型之一。当然，文史资料既然属于回忆性或口述性史料，由于当事人的观察角度和记忆误差，就难免出现一些主观性描述。但不能据此从根本上否定文史资料的价值。历史是多面的，历史资料也是多面的。所以，文史资料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历史研究者应以平常心待之，将其视为各种史料中的一种。”

文史资料多是第二手材料，但在没有第一手史料的情况下，其史料的价值就是十分重要的了，甚至具有档案的价值。鉴于文史资料的特点，在历史研究中，必须与档案文献史料、报刊资料对证利用。在利用文史资料回忆录史料时必须慎重，主要是做考订和核对工作，把档案史料、报刊、文史资料结合起来利用，不能仅仅利用文史资料。总体上看，文史资料是随着作者撰写日益增多而丰富，而且它又是公开发表的，是一种历史著作，在形式上与档案史料、报刊史料已有明显的不同，而与历史著作相同了，所以文史资料已超出了一般史料的价值与作用。

文史资料与档案、报刊资料都是研究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而运用文史资料研究历史要坚持以下原则与方法：一是必须研究文史资料当中回忆史料的真实性，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在于它的真实性，没有真实的史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史料；二是必须研究文史资料内容的准确性；三是必须把文史资料作为辅助性史料利用。在历史研究中的第一手史料，必须是当时形成的历史记录，即档案文献史料，文史资料只能作为档案文献史料的辅助资料，如果一篇历史论文全部利用文史资料，它的史料价值就大打折扣。充分发掘政协文史资料的学术价值，在利用大量档案文献史料的基础上，大胆利用文史资料，两者相辅相成，才能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也才能写出高质量的、为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史学专著。

本文选自中国政协文史馆编《文史学刊》第7辑，2018年4月出版。文章有删减。作者张同乐，系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