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曾在《敦煌和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中谈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他指出：“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1] 敦煌文化的多元汇聚特征，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典范。自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敦煌学研究热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影响巨大，一跃而为国际显学。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地位突出，尤其是敦煌发现的写本、刻本、简牍、石窟图像等文献、文物资料内容丰富，堪称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宝库，故一直深受中外关系史学界的关注。虽然敦煌学和中外关系史研究关系极为密切，但是当前两个学科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敦煌学界一般都着眼于敦煌学本身，缺乏敦煌文献对中外关系史重要性的足够重视，而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一般都未将敦煌学作为重点志业，在有所需时才会注目敦煌，重在利用敦煌相关资料而已。鉴于敦煌学对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构建的特殊地位，特撰此文，旨在促进中外关系史研究者对敦煌资料、敦煌学研究成果能有更多的关注，冀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敦煌在中外关系史中的地位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地带，汉武帝设两关（阳关、玉门关）、列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基于敦煌民族众多加之其交通枢纽的地位，在河西敦煌诸地设置诸如五属国用于安置羌、月氏、匈奴人，并设置职官诸如护羌校尉、护羌使者、护羌从事、主羌使者、护羌都吏等进行管理，敦煌郡府设立专门的翻译人员，如匈奴译、羌胡译等，以加强各族之间的联系。汉朝后又修建玉门关、阳关，以此扼守西域通往中原的门户，这些措施对沟通河西各地民族间交流往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有助于巩固西北边陲安全。汉代对西域河西的经略，使得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隋人裴矩在《西域图记》中言道：“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2] 这一论断既是对敦煌重要地位的高度总结，同时也说明了中央政权对西北的经略政策中，敦煌已经成为必不可缺的一环。特殊的地理位置，促成了敦煌成为华戎汇聚之所。

东西方商品的交流，与当时丝绸之路上活动频繁的以粟特人为代表的商业民族密不可分。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发现的粟特文信札中记载，粟特人早在公元4世纪就已经在敦煌和内地从事贸易活动。隋唐时期，昭武九姓胡人大量进入河西地区，唐政府在敦煌城东专门设置了从化乡，作为归附胡人的生活聚居区，如敦煌写本P.3396《年代未详（十世纪）沙州诸渠诸人粟田历》记载有粟田者67人，其中22人为安、石、米、龙、翟等胡姓人。归义军政权中也吸收了粟特人参与其中，从高级官员节度副使安景旻到低级胥吏押衙，甚至归义军节度使张议潮的生母安氏也为粟特人，遍及政权各个阶层；敦煌城中有许多粟特人经营的酒店，以售卖葡萄酒、胡酒最有特色。敦煌大商人康秀华曾出资写一部大般若经而向乾元寺僧人张金炫施舍重四十八两半又一分的胡粉（价值约290石麦子）做功德。这说明粟特人的影响力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同时也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已成为当时敦煌乃至河西不可忽略的一支势力。

正是丝绸之路的繁荣与通畅，商使僧团往来其间，敦煌成为中外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莫高窟第45窟《胡商遇盗图》为盛唐作品，是该窟南壁《观音经变》中的一部分，画面中有一队胡商正在山谷中穿梭，突然从路边跳出三个强盗，手举长刀，高声呵斥商人们卸下货物换取性命。胡商中为首者高鼻深目，是典型的胡人面容，躬身向强盗哀求。胡商们头戴尖顶虚帽和卷檐虚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面对凶狠恶煞的强盗，面露惊恐神色，瑟瑟发抖，不得不将成捆的丝绸和成袋的钱币送给强盗当做买路钱。《观世音经》中说遇到各种灾难，只要念观世音名号就可得救，图中胡商双手合十，祈求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能够显灵救助他们度过这一劫。尽管这幅壁画反映的是宗教思想，但生活化的场面是丝绸之路上商队穿梭往来的真实写照，各国商人不顾旅途中的辛苦与危险，长年累月跋涉于漫长的丝绸道路中。

敦煌文化是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多元开放文化，并融入了来自中亚、西亚和西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地的民族文化，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敦煌作为一个中外不同文化交汇的区域，其宗教和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大凡在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主要宗教，在敦煌几乎均可找到踪迹，诸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

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大量粟特人进入中原，在促进东西方经济贸易交流的同时，也带来了宗教、文化、语言、艺术等方面的交融互动，这主要体现在古代敦煌浓郁的胡风艺术之中。如莫高窟第322窟西壁双层龛外层龛顶的左右二角所绘的神兽形象显然是受到了祆教思想和艺术的影响，第285窟日天图像明显具有祆教艺术背景的摩醯首罗的形象关系密切，以祆教风神图像为主，很可能杂糅了印度教风神或印度佛教艺术中的风神形象。[3] 这一形象在不同地域、不同宗教艺术中角色和源流上的诸多复杂性，也正是当时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传播和交融的历史事实的反映。外来艺术因素的加入，与当时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有着密切关系。

勒立于元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碣》用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和回鹘文六种文字镌刻，施主既有佛教徒，也有穆斯林，还有景教徒，民族成分更为复杂，既有蒙古人，也有汉人、西夏人、吐蕃人、回鹘人，更有来自中亚的不同民族。敦煌作为中外文化荟萃地的特点透过此碑尽得彰显。[4]

敦煌文化的多元性，既展示了不同民族如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回鹘、突厥、党项、蒙古、裕固等民族因素，也表现出外来文化如印度、波斯、粟特、希腊、中亚和伊斯兰文化因素，充分彰显了敦煌文化独具特色的个性，不同民族文化在敦煌的和谐共处、交汇融通、共同发展，最终演化成为具有中华文化特点的敦煌文化。

二、敦煌资料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性

敦煌是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后才始为中原所知的名称。自汉代以来，这里既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重镇，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既是东来僧侣、使节、商人步入中原的最初落脚点，也是西去僧侣、使臣和商人告别故国的地方。这里不仅扼控古代中西交通的咽喉，总绾中西交通诸道，如于阗道、龟兹道，以及由吐鲁番向北越过天山通往中亚两河流域的草原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羌中道也密切相关。借由这些道路，来自东西方的不同文化联为一体，而又汇于敦煌。丝绸之路虽在汉代以前早已开通，但汉代以后尤盛，敦煌遂成为连接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节点。中原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生根发芽，然后继续向西传播。由于敦煌地接西域，交通极为便利，也就较早地接受了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亚、中亚、希腊的文化接踵而至，在敦煌传播，造成了中西不同的文化都在敦煌汇聚、碰撞和交融这一局面。

敦煌写本中保留了大量关于东西方交往的历史信息，其中尤以印度最为集中，既有记述中印之间往来道路的地理类文书，如《西天路竟》；也有中印科技文化交流史料，如敦煌医籍中就包含有不少印度医学内容；与印度历法有关的《七曜日吉凶推法》《七曜历日》等在敦煌多有所见；敦煌写本中还有关于印度制糖术的记述。但敦煌写本内容中更为集中的则为中印僧人往来方面的记述，有中国西行赴印僧人的书状，也有印度东行来华僧人状牒等。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为高丽人慧超入印度朝圣的旅行记录，不仅记载了印度、西域宗教与风情，而且还记载了通往大小拂菻即东罗马的道路。敦煌文献对波斯、中亚的记载也颇为丰富，不仅有“波斯僧”的记载，而且还有波斯星占、波斯医药的记录，反映了波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系。[5] 《沙州伊州地志》《沙州图经》中均记载了粟特人、吐蕃人、萨毗人等在罗布泊地区的活动，敦煌研究院藏《归义军衙府酒破历》记录了波斯、葛逻禄等民族在敦煌的活动，还有很多来自波斯、中亚的物产等。敦煌寺院帐目中的资料，也含有丰富的中外交通资料，如“胡锦”“番锦”“毛锦”在寺院籍帐文书中多见，多为从外面输入的丝织品，[6] 可与敦煌壁画中波斯连珠纹服饰以及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具有萨珊风格特点的织锦标本进行对比研究。

敦煌悬泉汉简作为中外交往必经之地的档案文书，直接体现了丝绸之路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作为汉王朝行政管理的体现，也是汉王朝进行中外交往的具体举措之一，中外交流的通道状况是一个应该交代的问题。悬泉置的主要功能有人员的迎来送往与文书政令的传达，可能都与西域诸国有关系。如何为中外人员提供车、马、食宿，依据什么样标准提供，如何迎来送往等资料在悬泉汉简中均有反映。通过对简牍资料的梳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知道汉朝与中亚诸国的人员往来与交流状况，如中亚诸国往来与长安的使者，途径悬泉置的接待过程，这无疑也是中外交往的一部分。这一部分资料是目前研究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学者比较重视的，如人员的来源、规模，如何接待，行程如何安排，具体的交往形式，还有与之相伴的各项规定；等等。[7] 悬泉汉简中蕴含的中外关系资料非常丰富，值得系统整理与研究。

敦煌石窟的形成同样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是在以汉晋中原文化为基础的本土文化之上，大胆吸收了印度、中亚、西域佛教艺术思想内容，进而形成了敦煌自己的艺术特色，然后进一步传入内地，又不断接受中原佛教艺术在思想内容上的新成果，将它回传至中亚等地，完成了中外文化互鉴交流的千年延续。敦煌石窟艺术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站口这个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构造、壁画内容与雕塑特点，可以说是在中原本土文化基础上进一步融摄印度佛教艺术思想内容和中亚、波斯乃至希腊之艺术表现形式而综合形成的。敦煌石窟中的外来因素比比皆是，尤其是中亚、印度、波斯风格的影响非常明显。敦煌石窟中还出现有东亚朝鲜、东南亚等地人物的形象。

敦煌石窟中的波斯与中亚文化影响相当明显，如敦煌壁画中非常多见的连珠纹、对兽纹等，都应来自波斯。犍陀罗佛像艺术是龟兹、敦煌、云冈石窟艺术的源头，但犍陀罗与龟兹、敦煌、云冈之间的联系却明显存在着缺环，而这个缺环通过中亚五国的佛教艺术，尤其是阿姆河流域的铁尔梅兹佛寺或可得到填补。粟特民族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佛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在不同时期的粟特民族中都有一定的信众群体，这就为粟特艺术在敦煌石窟表现中的多重宗教因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来自西域、中亚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在唐代敦煌十分流行，饱含浓厚的西域、中亚风情，矫健、明快、活泼、飞旋的舞姿与当时开放包容、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相吻合。敦煌经变画中所见乐器主要有琵琶、五弦、胡琴、阮、腰鼓、羯鼓、笙、竽、筝、角、箜篌、方响、排萧、拍板、钹、铙等，这些无不来自西域。在壁画艺术中，这种由多元文化艺术组合而成包括人物形象、舞蹈表现、乐器演奏等方面内容随处可见，彰显了敦煌艺术的无穷魅力。

三、敦煌学与中国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构建的关系

敦煌作为中外交往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不管是石窟艺术还是出土写本中，都蕴含着丰富的中外关系史料，早已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利用敦煌资料研究丝绸之路和中外关系的学术成果也颇多，比较重要者有法国学者布尔努瓦《丝绸之路》、美国学者韩森《丝绸之路新史》等。

国内学术界对敦煌资料的重视历时已久，但大多瞩目于敦煌历史文化、河西史地、敦煌石窟本身，至于敦煌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长期未能引起应有的关注。在我国学者中，首开中西关系史研究者当推张星烺先生，他在20世纪20年代编撰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煌煌六卷，举凡交通路线、人物往来、物产传播等等无不囊括，资料之全，实为中西关系史研究难得。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受条件所限，敦煌发现的丰富的古代中外交通史文献，以及敦煌壁画资料等，绝大多数都未能入列，仅引用了少量彼时已有整理的敦煌写本。

就敦煌出土中外关系史料的研究来说，主题最为集中的成果主要有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和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二书。前一书史料丰富，提出了不少新见解、新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并没有真正凸显出敦煌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只是把敦煌当作中西交通的孔道，而没有真正透彻阐明敦煌在接受、传播东西文化时所起到的能动作用。就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这一问题而言，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该书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翔实，论证严密谨慎，以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相印证，涉及面甚广，但侧重于政治、经济方面，对文化的论述不是很多。另外，季羡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赵丰主编《敦煌丝绸与丝绸之路》、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等对敦煌与中外关系史问题的研究咸有突出贡献。近年，以杨富学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中外关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于2019年立项，有望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所推进。

敦煌学本身即可视作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世界与中国悠远的交往历史，中外史料虽不乏记载，但缺载、不明之处甚多，特别是中古时期中国与西域诸国及遥遥相望的波斯、拜占庭等西方国家的交往历史，还有很多史实需要进一步厘定。幸赖敦煌文献与石窟艺术的存在，印证了中西关系的历史，使许多已被岁月抹去了痕迹的史实，得以重新为我们所认识。尤其是数量巨多的敦煌文献，一方面可以与其他中西方史料相印证，另一方面可以弥补传统史料记载的不足，进而深化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故而长期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1981年5月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以来的四十年间，我国学者在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在深度与广度上都不断加强，不仅丰富了中外关系史研究，也使得敦煌学研究愈发丰盈。[8]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当前我国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第一，敦煌学界和中外关系史学界存在脱节现象，两个学科的学者都未能深刻认识到对方研究的重要性和彼此的相关性。第二，国际学术界对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的辩证关系缺乏明晰的认识。故而直到今天，中外关系史视阈下的敦煌资料的系统整理与研究都付之阙如。第三，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问题，集中表现在研究微观考证居多，而宏观思考严重不足。选题上缺乏系统性，往往重于攻其一点，看起来研究成果似乎有深入化趋向，但知识面狭窄势必会使研究受到局限。第四，国人的研究多偏重于汉文史料，对丝绸之路沿线的少数民族文字及域外文字研究能力欠缺，对丝绸之路西段的历史文化常常不敢触及，导致在这些领域，我国的研究常常处于国际学术舞台的劣势地位。第五，学术分野过于明晰，尤其是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割裂对我们的研究极为不利。研究历史者不娴于语言学，而语言学研究者又往往不关注历史，这一状况在国外学术界虽然也有存在，但属于局部性的，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加以借鉴。第六，敦煌学专业性极强，如何收集碎片化的资料进而释读其中的文字和残缺不全的内容，可以说是进入该领域的一道屏障。相对于理论性较强的中外关系史领域而言，学者们常常难以入其堂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下大力气培养既精通敦煌文献、敦煌石窟艺术，又志在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年轻学人。没有中外关系史的深入进展，对敦煌学来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而缺乏对敦煌学的研究，自然也会严重制约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进展。所以，处理好敦煌学与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构建的关系，既是敦煌学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是中外关系史学科体系构建都要悉力解决的问题。

注释：

[1] 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页。

[2]《隋书·裴炬列传》卷六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97、1598页。

[3] 张元林：《风从西面来——关于莫高窟第249窟、第285窟风神图像的再思考》，樊锦诗、杨富学主编《敦煌与中外关系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21年，第419页。

[4] 杨燕、杨富学：《论敦煌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交融》，《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6期，第6—15页。

[5] 姜伯勤：《敦煌与波斯》，《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5页。

[6] 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总第3期，1983年，第142—155页。

[7] 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9—147页；张德芳：《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第26—35页。

[8] 杨富学：《敦煌与中外关系史研究三十年——纪念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2012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5—107页；祁晓庆、杨富学：《西北地区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研究四十年》，《石河子大学学报》2020年第6期，第78—87页。

编按：本文原刊《丝绸之路》2021年第6期，第24—28页，如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