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强

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近20年来，我国拜占庭学研究获得了长足发展，学科基本建设的速度逐渐加快，科研实力迅速提高，特别是在基本的图书资料购置方面，国家和相关学校投入不断增长，各层次人才培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进一步扩大，培养体系渐趋完善。我国专门从事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开展了积极的对外交流活动，不仅参加相关国际会议，而且与国际一流拜占庭研究中心开展合作研究，促进了整体研究水平的提高。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相继问世，既初步改变了该领域发展长期滞后于其他学科的状况，也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作为我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拜占庭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本文仅以拜占庭文化研究为例，概要分析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以图反映该领域研究在各个方面深化发展的特点。

一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重新兴起的中国拜占庭研究首先从拜占庭文化研究开始。1986年，我国世界史学科专门学术刊物《世界历史》刊发了《应该加强对拜占庭历史的研究》一文，其中建议：“着手进行资料建设和人才建设，要同世界有关研究中心建立联系，从各种渠道广泛搜集有关文献资料，取得各方面的信息，在若干年内建立起我国自己的拜占庭史资料体系；同时要组织史学工作者到这块处女地上耕耘，挖掘我国古代著述中的有关资料，翻译当代世界有关名著；在大学开设有关课程，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从而拉开了相关研究的序幕。此后，《历史教学》、《世界史资料》和部分地方刊物相继刊发了《拜占庭文化特征初探》、《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论文,《历史教学》连续6期开辟专栏,以图片和文字说明的形式对拜占庭文化进行全面介绍。

应该说，这个时期我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拜占庭文化的文章大多具有外国学术成果引进性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性论文，其中介绍多于论述，描述多于分析。这与当时我国拜占庭研究的总体水平有限密切相关。当时，该领域研究的局限性不仅表现在研究工作所需要的基本史料比较缺乏，可资参考的专著书目屈指可数,更不用说原始文献资料，而且当时的研究人员掌握外语比较单一，即便对相关语言具有初步知识，使用也很不熟练。

经过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的努力，20年来该研究领域出现了可喜的发展。

最明显的变化是有关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举凡拜占庭文化的重要方面大体都有涉及，本文上面提到的近年来见诸期刊发表的八十多篇文章，涉及拜占庭文化特征和历史作用的不足5篇，而涉及拜占庭宗教文化的有11篇,涉及拜占庭物质文化的有30篇左右,其中仅关于我国发现的拜占庭（东罗马）货币的文章就占了1/3以上。同时，诸如涉及拜占庭经济制度、商业活动、染织艺术、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器物装饰造型风格、拜占庭音乐、圣索非亚教堂建筑、玻璃制造技术、拜占庭式家具、拜占庭式园艺、拜占庭教育、拜占庭史诗文本、拜占庭历法等拜占庭文化具体细节的文章也不时问世，显示出研究兴趣和关注点的多样化，这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迈出的极有发展前景的重要步骤，为今后的研究开拓出巨大的空间。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主要是研究理论的变化带来了研究视野的扩大。我国拜占庭学工作者从理论层面上突破了传统的“狭义文化”概念，以“广义文化”的概念界定拜占庭文化研究的范围。众所周知，自19世纪西方人类文化学者提出“文化”的定义后，无论是“生活方式论”，还是“工具制造过程论”，或“人类生活复合体论”，人们大体将文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后者则专指精神文化而言，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1986年《试论拜占庭文化在中世纪欧洲和东地中海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在涉及拜占庭文化时提出：“所谓拜占庭文化，是指古典的希腊与罗马文化在拜占庭帝国内与基督教文化和古代东方文化融汇、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的总和。”这里，学者们理解的拜占庭文化还大体局限于精神文化。但是,此后拜占庭文化的概念不断扩大，使我国拜占庭学者的研究视野从拜占庭文学、艺术、雕刻、音乐等方面扩展开来，逐渐关注包括拜占庭社会物质生活及其相关制度的其他方面。

仅就拜占庭宗教文化研究而言，不仅研究选题的范围得到极大扩展，而且一些微观研究将一些长期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课题深入到具体的细节。毁坏圣像运动是决定拜占庭东正教发展的重大事件，理所当然受到高度关注，《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原因》、《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的影响》、《圣像与破坏圣像运动》等文章比较全面地探讨了这一历史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和历史意义。有关拜占庭宗教问题的研究涉及的课题非常广泛，例如君士坦丁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拜占庭早期历史上的宗教问题、拜占庭圣像画、拜占庭教堂壁画等，均有专题论文问世。在这些文章中，《世界宗教研究》发表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长篇论文分量最重，该文突破了拜占庭史学研究笼统谈论拜占庭宗教及其作用的传统方法，深入探讨遁世修道理念在拜占庭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分析了其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入世主义修道观的特点,明确提出：“西部基督教世界和东方拜占庭帝国在修道理念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前者把修道手段与教化社会的目标紧密结合，早在6世纪即将修道活动的原初理念———遁世主义理念异化为入世主义修道观；后者则继续以否定尘世生活的方式去追寻上帝，完美地保持和发展了该理念，从而使东部基督教会的修道活动和灵性生活显现出与西部教会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又如在拜占庭经济制度研究方面，学者们不仅注意到拜占庭社会主要的发展趋势，还关注关于查士丁尼、朱利安统治时期的经济制度。一些文章甚至注意拜占庭人物质交流的某些细节，他们在文章中指出：“4— 6世纪间，东方帝国的经济复苏无疑得益于东方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但帝国政府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在经济复苏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拜占庭的农产品和各种精美绝伦的丝绸、布匹、金银制品、雕刻的象牙、细致的玻璃、玛瑙杯子、雕镂的和珐琅的花瓶、镶嵌物、水果、醇美的酒和其他特制的奢侈品运往东西方的重要港口；与此同时，拜占庭人又从阿拉伯和东方商人手中,购买来小亚细亚······各地的珍贵商品：香料、香水、宝石、稀有金属、檀香、麝香与樟脑、生丝与棉花、丝织品和精美的羊毛织品······”。

显然，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的变化是20年来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变化，其引发的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彻底地突破了我国拜占庭学研究只关注政治经济领域的局限性，使拜占庭学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二

研究视野的扩展和研究角度的调整要求研究方法更加多样化，针对具体的研究课题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这一点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的另一重要动向。

首先,实证性的研究得到了加强，使一些过去已经得出结论的课题进一步得到延伸。例如，我国学者早就注意到拜占庭文化对古典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他们将这一特点称为“传统性”或“尚古性”，并具体列举其表现，即热衷于誊写、翻译、收集和整理古希腊罗马的文史哲古籍，并在其文史哲和法律创作及建筑艺术活动中打上古典文明的烙印。但是，从古希腊文化到拜占庭文化之间的数百年发展似乎还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关于东地中海文化发展的连续性缺乏具体的实证性研究。《希腊化与拜占庭帝国》一文对该领域的薄弱环节做了补充，他提出：“希腊化在东地中海区域维持了长逾数世纪的经济文化繁盛······希腊化影响又曾延伸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段，表征着一项的跨时代的文化超越性，对尔后的罗马帝国，进而通过罗马对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产生了尤为直接、显明的正面作用。”同样，关于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及其世界历史意义的探讨，从比较宏观的理论分析逐步深入到对其细节的实证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拜占庭帝国与拜占庭文化的传统》和《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论述尚显空泛，而《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则举证丰富，实证性较强，《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解析》实证性论述稍显不足，而《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则着重对基辅罗斯和莫斯科两个时期拜占庭文化影响进行全面细致的实证性论述，这篇论文以俄文写成，如能以中文出版则影响更大。

其次，对比和比较研究方法方面的突破也促进了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学界历来重视对比的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具有的难度也为学者们所公认，研究者不仅需要具有对比和比较研究对象双边甚至多边知识的了解，而且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论把握能力。正因为如此，我国老一辈世界史学者曾告诫青年学人要慎重地选择这一研究方法。《东西方文化特征在城市布局上的体现——长安城与君士坦丁堡》的作者通过这两个古代都城的比较，提出：“无论从城市布局所遵循的美学原则(对称与非对称)、城市布局所反映的民族文化心理还是城市中心建筑物的位置和类别所反映的君权和中央集权与神权、自由民主的对立，二者所表现出的东西文化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阿拉伯文明与拜占庭文明的碰撞与融合》在论述两大文明之间关系史的同时，注意到“这两大文明渊源不同，特色各异”，他们都“在中世纪呈放光彩，对世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河西五凉文化与拜占庭文化之比较》则将存世1000余年的拜占庭文化与存世百余年的我国河西地区文化进行对比，正如作者所说，这两种文化“时限不齐，地域大小不一，可比基数不同”，所以“干脆抛开理论框架，只比较可比因素”。同一作者的两次比较研究不同,前者尚可说得过去，而后者显然比较失败。《拜占庭对西欧文化的影响》是针对《中世纪西欧吸收古希腊文化渠道问题初探》一文的观点，就西欧接受拜占庭文化与阿拉伯文化影响所作的对比研究，由于对比得当，参考文献比较丰富，因此说服力较强。由此可见，拜占庭文化比较研究之难。计量史学方法在我国历史学界的应用尚不普及，但是在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初步尝试却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长篇论文《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使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拜占庭历史上近百位皇帝的即位情况做了分析，进而概括出拜占庭皇帝继承制度具有的继承方式多样性、继承结果不稳定性和继承过程复杂性，从而以定量分析阐释了对拜占庭皇帝专制制度的定性说明。应该注意的是，计量史学的内容极为丰富，这篇文章只是初步的尝试，其使用的计量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直观的。即便如此，作者的研究仍然以其对大量史料进行基本数据处理为依据。新的研究方法在拜占庭文化研究中应用之难，在此又得到了证明。

再者，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新方法的应用推进了拜占庭史料学的发展，以文本为主以文物和遗址为辅的史料观念正在形成。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决定了史料在研究工作中的核心地位，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目前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因此扩大史料收集的范围，对于该领域研究的深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前文提及的大多数研究成果还是以文本为主要依据，但是，近年来出现了以拜占庭文化遗址和古代器物为主要研究依据的新现象。

目前，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中最为国际拜占庭学界关注的是古代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文化交往，这一课题能够跻身国际拜占庭学前沿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具有世界首屈一指的悠久文化传统和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对于拜占庭文化研究有着直接关系的是大量的古籍文献和考古发掘器物。就古籍文献而言，中西方学者曾进行过长期深入的整理，中文古籍中有关拜占庭文化的史料虽然得到初步的研究，但是，其研究水平大体局限于部分文献的解读和古代人名、地名、物产名的考证，涌现了诸如伯希和、夏德、亨利·裕尔、白鸟库吉、冯承均、张星烺、向达、沙畹等一批著名学者。然而，由于语言和资料交流方面存在的障碍，这方面的研究水平长期停滞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其间偶尔问世的一些作品大多难以达到前人的水准。正因为如此，国际拜占庭学界大力开展和推进这一领域的合作研究工作，希望能借助现代技术加快相关中文文本资料的国际化。在此背景下，我国拜占庭学者相继出访国际著名拜占庭研究机构从事合作研究，参加相关专题国际会议，并在国际拜占庭学刊物上以多种文字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就考古发掘器物分析，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属币成为历史学界、考古学界和钱币学界的“热门”，不仅发表了一大批拜占庭钱币发掘报告，而且在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高质量的成果。我国学术界对这些金币的系统研究始于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近年来又有宿白、徐苹芳、罗丰、康柳硕、羽离子、陈志强、林英、张绪山、李一全、金德方、郭云艳等人涉及，他们的研究文章或总结报告多有新意，特别是学者们对于截至到2006年在我国发现的近百枚拜占庭钱币的研究，对于我国钱币学、考古学和历史学界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引起国际拜占庭学界的高度重视，为拜占庭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往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物质证据。

总之，近年来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的方法显示出更加突出的实证性和多样性，不仅提高了研究成果的质量，而且在一些课题上真正进入国际前沿水平，特别是在拜占庭与古代中国之间文化关系研究中对国际拜占庭学发展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三

客观地分析，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尚在兴起阶段，在这一领域还存在着大量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因此理论探讨和宏观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具体和微观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必然陷入空泛的论说，得出的结论必然经不住推敲。人们欣慰地发现，近年来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如同拜占庭学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更加注意从原始文献和各种第一手史料入手，研究水平获得实质性的提升。

一般而言，拜占庭文化研究的选题宜小不宜大，研究对象越具体越好，因为过于宽泛的课题不仅增加了研究工作中收集原始文献的难度，而且由于研究对象的不确定性使得对史料的选择带有更明显的主观色彩，进而很难得出合情合理的客观结论。《6— 7世纪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交往》一文堪称标杆之作，该文的主题非常集中，主要研究6世纪前半期至659年唐军消灭西突厥期间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文化联系，而使用的中文原始文献包括《后汉书·西域传》、《梁书》、《周书·突厥传》，西文原始资料包括亨利·裕尔的《东域纪程录》（该书虽为现代学者所著，但其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原始文献）、科斯马斯的《基督教风土志》、普罗柯比的《战史》、侯拉尼的《阿拉伯航海》、弥南德的《希腊史残卷》、塞奥凡尼斯的《历史》,还有相关的重要史料集如《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和沙畹的《西突厥史料》。尽管个别中亚文字资料尚未被作者注意到，但是可以说，该文基本上穷尽了这一选题应该使用的中外文原始资料。同样，《拜占庭研究》一文也是如此，该文属于拜占庭文献研究，集中探讨《农业法》及其相关问题，因而其使用的相关原始文献比较完整，有关资料几乎被一网打尽，包括法律文本《六书》、《皇帝法律选编》、《法律选编》、《农业法》原文、查士丁尼的《法学汇纂》、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和《罗斯法典》，而涉及该法的拜占庭史书如塞奥发尼的《编年史》、尼基弗鲁斯的《简史》、《往年纪事》（俄罗斯最早的史书）和相关的原始文献如《圣经》和菲洛塞奥斯的《官职表》也受到应有的重视。

在原始文献收集和使用方面同样极有功力的《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两篇文章，因为选题比较宽泛，虽然原始资料比较丰富，但仍然略显庞杂。就《试析东正教的遁世主义修道理念在拜占庭时期的发展》使用的原始材料分析，其包括的塞奥尼修斯的《书信》、圣瓦西里的《隐修者的典范》和《书信》、瓦西里的《小修道院规定》和《大修道院规定》、《盖利斯奥斯山拉兹鲁斯修道院遗嘱》、尤西比乌斯的《基督教会史》、查士丁尼的《新律》、《（917年）尤西米奥为斯帕萨玛夏修道院和阿加留修道院所写的遗嘱》，还有转引自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一书的奥利金的《第一原则》，和转引自基纳勾普洛斯的《拜占庭教会、社会与文明》一书的大教长约翰的《论修道院的纪律以及修道院缘何要转交世俗人》、塞奥多利的《826年修道改革规范》、阿塔纳修斯的《安东尼生平》、格列高利的《摩西生平》。而《拜占庭军区制和农兵》一文使用的拜占庭作家的作品包括：君士坦丁七世的《论军区》和《礼义书》、雅尼的《教会史》、塞奥发尼的《编年史》、阿加塞阿斯的《五卷本历史》、雅尼斯的《编年史》、利奥的《法令》、格力高拉斯的《罗马史》、泽波斯的《希腊罗马法》，以及考古资料集《色雷斯的拜占庭铭文集》和《汪达尔和拜占庭时期迦太基考古》等。毋容讳言，就这两篇文章的题目而言，所用原始资料并未被穷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前述《拜占庭皇帝继承制特点研究》一文中。

上述这几篇文章是真正反映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质量水平获得实质性提升的代表作。还有许多作品虽然不能穷尽各自研究应涉及的原始资料，但是研究者已经有意识地尽可能全面地采用与课题相关的专题著作，并初步使用部分原始史料。例如《论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使用了17种外文参考书，其中包括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拜占庭作家安娜·科穆宁的《阿莱克修斯传》、侯尼亚迪斯的《历史》和左纳拉斯的《当代史》。而《帕列奥列格王朝外交政策研究》外文专著参考书目24种，其中包括拜占庭作家尼基弗鲁斯·格利高拉斯的《历史》、《米哈伊尔八世自传》、杜卡斯的《拜占庭城的历史》、格利高拉斯的《书信集》和帕西麦利斯的《历史》。《查士丁尼大瘟疫述论》和《7- 9世纪拜占庭帝国乡村和小农勃兴的原因分析》虽然文章不长，但是引用的外文专著丰富，前者有16种，后者有11种，并且都使用了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的《战史》和《秘史》。这位6世纪拜占庭著名作家的作品显然得到我国研究者的普遍重视，《早期拜占庭的政教关系和查士丁尼的宗教政策》、《中国丝织技术西传考》等文章和《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一书都以之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类似的研究成果还有《论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转向及君士坦丁堡陷落的原因》和《论古代埃及基督教的变迁》，前者使用了包括参与十字军战争的维利哈顿的《十字军回忆录》在内的9种外文参考书，后者则使用了包括尤西比乌斯的《教会史》在内的10种外文参考书。显然，对原始资料和外文专题著作的重视程度在我国拜占庭历史与文化研究中不断提高，因而促进了研究水平的提高。

由于我国拜占庭学尚在初期发展阶段，资料建设还不完善，许多研究者既无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也难以接触到原始文献。在很多地方，甚至很少能够找到的外文专题著作。即便在如此艰苦的科研环境中，我国学者仍然注意尽可能多地采用外文资料，以充实研究成果的资料基础。这里应该提到这类文章中比较突出的作品,它们使用的外文参考书多在10种左右，其中包括《论拜占庭帝国的灭亡》、《欧洲文化史上的重要一环———论拜占庭文化对欧洲文化发展的贡献》、《查士丁尼宗教政策失败原因初探》、《早期拜占庭帝国执事官的政治地位及影响》。特别值得高兴的是，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领域的新军中开始增加了使用俄语进行研究的人才，《罗斯时期的拜占庭文化痕迹》的作者就是俄语专业出身，而《罗斯引进拜占庭基督教原因探微》一文更是将俄文专题著作作为主要资料依据。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化学术资源的普及，我国拜占庭研究也逐渐开始使用网络数据库提供的资料。这方面比较突出的《君士坦丁军事改革刍议》一文就大量引用网络资源提供的史料，其中使用的学术网站地址至少有6个。但是，我们在面对这一新的研究方式时应该格外慎重，网络的虚拟性和时效性的弱点需要传统的纸质史料加以补充。

综上所述，我国拜占庭文化研究出现的理论思维和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以及注重从解读原始文献和使用第一手材料开展研究等新的动向，都反映了该领域近20年前后的发展与提高。本文提到的研究成果成为此间问世的一批相关专著和教材以及普及读物的写作基础。人们有理由相信，我国拜占庭学以近20年的发展为起点，在未来20年将会继续大踏步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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