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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访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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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歪曲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访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

记者:近年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在国内外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您是史学理论界的专家,对这个问题又有一定研究,我们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于沛:约1881年底到1882年底,晚年的马克思写有一部史学手稿,即《历史学笔记》。《笔记》写下后几个月,马克思在1883年3月14日逝世,这是马克思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部手稿。恩格斯在整理这部手稿时,为四个笔记本加上了编号,并为其加上《编年摘录》的标题。因此,后来也有人将这部《历史学笔记》称为《编年摘录》、《世界史编年摘录》,或《编年大事记》。

中文本《历史学笔记》系根据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V、VI、VII、VIII见卷翻译,1992年9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2005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

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第1册包含有人类学的内容,因此研究者多将《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人类学笔记》也被称为《民族学笔记》、《古代史笔记》、《东方社会笔记》或《马克思晚年笔记》,近年国内有学者提出,为了正确评价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探索和贡献,《人类学笔记》应称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笔记》。1972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由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编纂、整理、注释,并写有长篇绪论,在荷兰出版,书名为《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该书引起广泛反响,很快有多种文本面世。中文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卷,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人类学笔记》的内容是:《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纳•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

因马克思在《人类学笔记》中,已就公元前1世纪以前欧洲历史的主要内容,作了详细的摘录,所以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内容,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不再重复。人们常把《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这两部研究历史的笔记,合称为马克思的“两部历史学笔记”。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世界历史研究是马克思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于沛:是的,马克思自大学时代直至逝世前的最后几天,始终坚持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的研究始终和他毕生所献身的争取人类解放的伟大斗争联系在一起。例如,在《印度史编年稿》中,马克思十分关注印度人民抵抗英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认为这是反对英国恶棍和吸血鬼的战斗。马克思用事实驳斥了殖民主义者所宣扬的印度人在入侵者面前随时准备屈服的谰言。

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对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7 世纪欧洲的历史做了批判性的评述,其主要关注点是封建制度瓦解;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起源;资产阶级为确立自己的统治所进行的斗争;与这一时期欧洲历史有关联的一些亚洲和非洲国家的历史;马克思撰写时所使用的主要文献材料是——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的《世界史》(18卷),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帝》,格林的《英国人民史》。

这部《笔记》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马克思在摘录历史学家撰写的著作时,按照自己的认识.表达了他对书中所述及的各种历史现象、历史过程的理解和评价,订正或补充了某些被遗漏的重要事实。因此,《历史学笔记》不是文献积累简单的摘抄或复述,它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具体反映了马克恩的历史观点、历史理论及方法。马克思毕生,特别是晚年通过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不断深化和完善社会经济形态更迭的理论。

记者:围绕着马克思《历史学笔记》,国内外学术界提出了哪些主要观点,以及应如何正确认识和分析这些观点?

于沛:在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有一种颇有影响的观点:鉴于马克思晚年的多种笔记中多涉及到俄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和古代村社制度,于是就误以为马克思晚年在理论上出现了“困惑”,放弃了《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进而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如认为马克思对东方古代社会的研究,表明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理论“行不通”了;还有人提出所谓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和马克思中年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并将两者对立起来,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西方一些学者提出“回归论”,即所谓“晚年马克思向早年马克思的回归”。还有人提出“对立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例如,美国学者诺曼•莱文认为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没有提出固定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恩格斯是“经济决定论者”,将马克思富有活力的社会理论变成了“僵死的社会决定论体系”。

事实是在《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通过实证性的历史研究,从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验证。马克思、恩格斯多次申明,“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直至今将马克思主义概念化、公式化,从教条出发肆意“剪裁历史”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和庸俗经济决定论相混淆。

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如果说恩格斯在这里是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上,有针对性地阐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那么,马克思则在《历史学笔记》中,通过对历史进程的实证研究来阐明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第一次描述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有制。马克思还在其他著述中,详尽地阐释了社会发展普遍规律和社会形态相互更迭的历史过程。这些理论在马克思晚年的《笔记》中,也有精辟的探讨和论证。关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的发展的探讨,有关内容主要集中在《人类学笔记》中;而在《历史学笔记》中,则对奴隶制的、封建制的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如果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对社会形态的论述,主要是通过哲学意义上的阐释,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主义、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英雄史观,做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回答,那么,在马克思晚年的《历史学笔记》中,则主要是通过实证的形式深化社会形态理论的研究,使其得到更完整、更准确、更科学的表述。

马克思在《历史学笔记》中所体现的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研究和关注表明,唯物史观广泛汲取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时代呼唤的产物,同时也是坚实地建立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真切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反对从概念出发去任意剪裁历史,强调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极为相似的东西,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

马克思多次以古代罗马享有公民权和选举权的“平民”的命运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平民的沦落没有变成如《资本论》所说的那样,成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而成为“游民”;同时得到发展的是奴隶占有制,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显然,马克思不是从一般概念和原理的模式出发,而是从对客观事实的研究和判断中得出的。马克思具体地分析具体的历史环境,是对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的否定。

记者:请介绍一下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方法论意义。

于沛:马克思毕生没有脱离历史研究,他的史学研究方法或是逻辑的方法,或是实证的方法,但是,他并没有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从揭示人历史矛盾运动的科学性、真理性这一总体目的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习和研究《历史学笔记》,可以使人们对马克思的史学方法理论有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

在历史研究中,人们“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为例,对从后推及的“溯源”方法,即从典型的高级形态追溯它的低级形态的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他说:“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

逻辑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并非是唯一的方法。这在他的《历史学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部笔记中马克思主要依据大量的史料,采用的是“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即从具体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通过对史料的鉴别,进行比较分析。

这与马克思早年和中年时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的研究方法不同。当时的那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依据逻辑的方法取得的,表现为典型的理论形态。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并非只是逻辑分析的方法,也包括实证的历史分析方法。马克思在其一生的历史学研究中一共作了7个编年史摘录,分别是:克罗茨那纳赫笔记中关于法国和德国的2个编年史;巴黎笔记中关于古罗马的简短编年;1857年1月关于俄国的编年史;1860年6月关于欧洲历史的编年史;1879年《印度史编年稿》;1881-1882年《历史学笔记》。显然,将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截然对立起来,进而认为逻辑分析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唯一方法,是不符合实际的。

(2006年5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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