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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王义桅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该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李然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不懈努力。
近日,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代之问,中国之答: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该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为进一步读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文化源流,本报记者采访了该书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王义桅。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把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相结合提出的重大理念
记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世界前途和人类命运提出的中国方案,闪烁着新时代的光辉。从您观察和研究国际关系的视野来看,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之一?
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的论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供思想源泉。
现代的殖民运动、开拓海外市场运动以及帝国主义运动似乎把世界各地联系在一起,各地的多样历史被欧洲的历史组织到一起,成为交织的历史。
然而,这并不是世界史,只不过是欧洲势力的扩展史,世界各地的历史在欧洲霸权故事中只是被动或附庸的情节。
现代发展到极致而产生的全球化运动,恰恰是现代性自身发展出来的掘墓人。特别是,全球化使得现代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种种策略遭遇到各种不可测的反作用,这是创造新规则的时机。
真正的世界史必以世界秩序为开端去叙述人类共同生活。世界秩序不是某个霸权国家或列强联盟统治世界的秩序,而是以世界共同利益为准的世界主权秩序;不是一国为世界建立的游戏规则,而是世界为所有国家建立的游戏规则。
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衷。
人类进入世界历史时代后,“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民族由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转化。在全球化凸显出“命运共同体”的情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获得历史提供的经验基础,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千差万别、异彩纷呈的,只有尊重差异,才能平等交流、互鉴互助。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并强调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为基础,把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相结合提出的重大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构成了当今世界多元现代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现代性,是多元现代性最生动的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怀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求同存异的文明理念,具有兼济天下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雄伟气派,以“共商共建共享”思想引领多元现代性,强调要顺应世界各国利益共生、命运与共的发展趋势;坚持“并育而不相害”的多样化的现代化模式,必将推动人类走向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和共同发展。
作为中国方案、中国规则与中国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未来发展趋势,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不同,站在了全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
记者: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写入联合国有关决议,据您的观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在国际实践上已经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义桅: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时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时代命题,是引领世界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
2017年集中见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何进入联合国话语体系的。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
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等。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曾称,“对我而言,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能取得这样的共识,与中国自身的努力和实践分不开。我们仅举一例。
截至10月底,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16亿剂疫苗,今年全年将对外提供超过20亿剂;截至9月上旬,已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3200多亿只口罩、39亿件防护服、56亿人份检测试剂。
这是中国实施的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人道主义行动,展现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和坚定担当。
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
记者: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充满冷战思维和地缘博弈的西方范式,为我们重新审视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世界历史、思考未来世界发展趋向,提供了怎样的有益启发和指导?
王义桅: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变化太快、太深刻,很难从传统国家层面和国际政治思维来理解。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含义十分丰富、思维极其深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技术的创新出现新局面:一方面,类似区块链技术、万物互联模式、人工智能涌现,正削减“中心—边缘”体系;另一方面,在工业革命转向信息革命、数字革命过程中,第一次出现非西方力量参与并引领的现象——过去技术革命都是在西方内部循环,最后皆被美国收编为盟友。
如今中国打破了这一循环,不仅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生产四分之一人类工业产值,且参与引领信息—数字革命,于是出现美国举全球霸权之力打压中国一家民营公司的现象。
美西方对中国在新时代取得巨大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之后,开始大力发展前沿技术的现状,深感恐惧与焦虑。美国借此对华为发起了技术新冷战,制造国际统一战线,妄图打压中国。甚至美国有智库鼓噪筑起数字领域的柏林墙,对华部分脱钩。
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的世界发展思想。
截至2021年6月底,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20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各方面互联互通起来,从全球产业链上形成了双环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价值链环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一体化的扬弃,既不是欧盟的主权让渡,也不是美式全球化的相互依存,而是各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形成命运与共、互联互通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所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来都是文明的复兴。当年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测中华文明能够给世界提供西方无法提供的方案和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
人类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同面向未来
记者:“天涯共此时”,近来的国际局势、新冠疫情等,一次次证明只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我们怎样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人类未来走向的响亮回答?
王义桅:作为一种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具国际影响力、感召力的部分,是伟大复兴的中国为解决人类问题提出的最具生命力和代表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它先后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相关的外交合作文件和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不仅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还是外交指导原则和国际合作方针,为我们各项事业赋能铸魂,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指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在中国的语境中,命运是自主的,因为人是可以“参赞天地之化育”的。正因为命运是自主的,所以需要尊重多样性的实现方式;正因为命运是共同的,所以需要超越个体的整体性思维,一同面向未来。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从360多年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到150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从70多年前联合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到60多年前万隆会议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关系演变积累了一系列公认的原则。这些原则应该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传统,并在21世纪使之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推广,契合时代发展进步潮流,反映了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正在赢得越来越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一句话,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西方共同体思想与人类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正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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