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自信与中国道路》书影。该书以“历史自信”为切入点，从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思维、历史智慧、历史修养五个维度，对其现实依据、理论内涵与未来指向了探析，还征引了大量古代经史子集的相关论述，又以范仲淹、王阳明、曾国藩等古代文人楷模为样本，论述古人修齐治平的修为对今人的启示。供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7月，《求是》杂志第14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重要讲话《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讲话开篇，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引用“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的名句，着重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直重视“尊崇历史、研究历史，确立历史思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充分凸显出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所独具的悠久鉴戒传统与现实资政功能。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出自宋代学者曾巩所撰的《南齐书目录序》。《南齐书》是记录南朝萧齐一代的正史作品，总编撰是出身于萧齐皇室、身为齐高帝萧道成之孙的萧子显。史书记载萧氏“幼聪慧，好学，工属文”，故由其执掌修“国史”之重任。整体而言，《南齐书》详略得当、史实可信、体例齐备、颇显见识，较全面地反映了萧齐一代的历史面貌。然任何著作终非完璧，因萧子显乃皇室嫡系、个人行文“喜自驰骋”，加之南齐首尾存续仅二十四年，史料搜辑不易，不免存在曲笔较多、典志不全的缺憾。职是之故，一度在北宋任职史馆的曾巩整理《南齐书》时就指出“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

曾巩乃名扬古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然其史学造诣亦非寻常。他负责编校过古代史籍纂撰《英宗实录》,典修《五朝国史》，还过许多史论文章和咏史诗词。曾巩之史学，生前就“见称士类”深受朝野赞赏。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甚为推崇曾氏其学其文，誉之为堪比刘知几、郑樵的“良史才”；《南齐书目录序》更是“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领者。盖其窥于本原者深故所发明直见古人之大体也。先儒谓其可括十七史之统序不止为《南齐》一书而作其说洵然”。可见，曾巩能提出史学之作用在于为世人提供治理天下之方法，乃至概括出“知今者莫若考古”的命题，并不偶然。

尤值措意的是，曾巩在文中提炼“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这一论断前，还专就古之良史标准给出个人意见：“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在曾氏心目中，著史者须明察必定能够遍及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其所持道必定要适合天下的运用，其才智必定能够通晓难理解的意思，其文笔必定能够阐发难以显露的情形。如此，方能彰明治国理政之大道，史学经世致用之功能方可展开。以古视今，不难发现古代深厚博大的史学积累对于我们当代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传统资源，有待进一步挖掘、汲取、品味与借鉴。

举其大且要者，中国史学致用传统有三个特质。其一，求“大”。南宋朱熹曾言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意味着研读历史首要立意高远关怀宏大。无论治史或是治国，皆须从变动不居的历史进程中探寻时代之大趋势、大方向，提炼大命题，把握大脉动。如司马迁修《史记》，时间纵贯三千年，空间横跨数万里，人物遍布全阶层，体例覆盖各类型，大构思方成就大手笔，无怪乎清代学者赵翼道：“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对比当前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其涉及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毫无疑问是至为关键的课题。这将为完善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成果与思想，堪称规模庞大、价值巨大、意义重大、影响远大。

其二，贵“通”。先立其大，再贯乎通。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执政者倘有“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即“通乎事之所由始弊之所由生害之所由去利之所由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具体而言，所谓“通”，首要“博通”，即大量搜集考察各类尤其原始一手材料或遗迹，为深入研究奠定坚实基础；其次要“贯通”，即综合研究有关材料或遗迹，通过归纳概括引出结论；再次为“通识”，即注重由综合贯通中求得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最终实现“会通”，既把天、地、人作为整体，又将天道、地道、人道联系起来，反映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思维与整体意识。这种思维意识对中华文明探源过程启示很大。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绝非一人、一学科、一团队、一时代之事，迫切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久久为功，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与此同时，也唯有秉持“通”的宗旨，我们才能真正讲清楚中华文明缘何“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其三，崇“德”。可大可通，于是历史自然显露出德之光辉，我们的文明亦因之可亲可久。章学诚认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治史者以求真求是之心，才能撰写崇德向善之作。换言之，对待我们的文明历史，要能不抱偏见，不作武断，不凭主观，不谋私利，不求速达，如此我们那些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和思想精髓才能如玉石般温润可亲，似高山般坚韧可久。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都提示我们在进行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注重揭示与阐释自身优秀的思想元素和文化基因，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我们的伟大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是深深扎根于五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延长线上，我们的历史自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稳稳奠基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求其大者，贵其通识，崇其德性，在蓬勃发展的中国文明历史研究中展现既有史学传统之重光，并赋予其新意，这当是习近平总书记特意征引“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一语的深沉思考与殷切期望所在。

由此延伸，历史自信的出场因缘已如“山高月小”，自是“水落石出”。正是经历过五千多年的过程，承受了一百八十多载的困厄，铸就了一百多个春秋的辉煌，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方破土而出、生机勃勃、顶天立地、述往知来。这是一种深厚的自信，又是一种多维的自信。为了更好地揭示与呈现该重大命题的深沉渊源与实现属性，本书着重从五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进行系统梳理与剖析。

首先，当循名责实解释与阐释何谓“历史自信”，故其提出的现实依据、理论内涵、未来指向、考察视野、言说对象，都值得深入考察与思量。其次，自信之形成与涵育，万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可贵而敏锐的历史自觉，故从精神属性与思想内涵角度就精神谱系、伟大建党精神、精神密码、抗疫精神、大历史观等重大问题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探索，以期展现历史自觉之三昧，则显得尤为必要。再次，无论古之掌权秉钧，还是当前治国理政，治理者缺少了历史思维，是不可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故综合古今中外之历史经验，提炼作为“七大思维”之一的历史思维的特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养成良好的历史感、处理问题善于以史为鉴很有裨益。复次，中华文明是诞生于悠久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鲜明历史传统惯习的民族，故我们走过的山川江海、沟沟坎坎，无不铺满了诸多历史智慧，并潜移默化中融入我们的文化、制度、社会乃至日常生活里。如何将日用而不觉的智慧唤醒，并赋予其新的价值，且运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进程之中，是个具实践意义的大课题。最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唐代大儒孔颖达疏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可知我们的历史传统在德性层面自古是有标杆可依，有标准可循，更有前贤可学的。故在第五章，笔者以“历史修养”为题，由《中庸》至理名言导入，择取孔子、孟子、范仲淹、王阳明和曾国藩五位公认的立德为政之模范，述其平生，彰其德行，从而借历史人物来说明历史自信的鲜活面向。

要之，历史自信是枢纽，历史自觉是属性，历史思维是灵魂，历史智慧是躯壳，历史修养是标识，五者大致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的主干与内容。该重大命题提出的时间还不太长，思想理论界研究尚处于方兴未艾之拓荒阶段，笔者之作自是思虑不周、钻研不深，权作寸砖，期待美玉闻声而至。

（作者系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中国史教研室主任、中央党校创新工程“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首席专家。长期关注晚近学术思想史，近年开始转向中西政治文化史比较研究。已出版《颜李学的近代境遇》《清季民初的北学研究》《从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等著作多部，在《史学月刊》《社会科学战线》《河北学刊》《孔子研究》等发表文章30余篇。本文经授权摘编自《历史自信与中国道路》一书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