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1954-1966)编委遴选及变动原因分析1953年秋，党中央决定成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就是出一个史学界的刊物，为此****首次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1954月，《历史研究》在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和众多史学工作者的关注下顺利创刊。截至1966年停刊，《历史研究》共出版99期，发表文章逾千篇。这十三年间《历史研究》的编委经历了三次调整，这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新中国史学的发展脉络，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解读史学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历史研究》编委遴选与变动的原因、编委的工作情况，解析建国后十七年史学与时代的微妙关系。《历史研究》的定名与编委人员的选择经过了中科院历史所的慎重讨论。1954月初，创办人员仍不知《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两个刊名该如何取舍，后来郭沫若书写了“历史研究”四个字，方才结束了这个艰难的选择。刊物编委的选择也颇费了一番周折。郭沫若、刘大年、尹达三人参考了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总编辑委员名单，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的历史学科专门委员会下设的近代史组和历史考古组的成员以及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终于确立了最后的名单。

正副主编的人选也经过了一番争论，原被推定为主编的刘大年考虑到古代史的文章多，近代史的相对少，而且在古史分期问题上郭老与范老意见不一，最终推荐郭老的助手尹达担任主编。1954《历史研究》创刊时形成的第一届编委名单为：召集人郭沫若，主编尹达，副主编刘大年，其他编委：白寿彝、向达、从《历史研究》创刊伊始的编委会组成来看，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占多数，这充分证明了《历史研究》的办刊宗旨是“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其中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吕振羽等为史学界尊崇的“五老”更是名列其中。他们建国前就开始尝试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并撰写了不少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史学著作。《历史研究》还集合了一批相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如尹达、刘大年等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延安，在中国革命的“圣地”系统地学习了唯物史观并逐渐成长为新中国史学的中坚力量。胡绳、嵇文甫、吴晗等人则代表了另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建国前，他们投身革命洪流，宣传救国救民的理论，一直是国统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倡导者。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外，《历史研究》编委中还有部分原国民政府时期史学界的精英人物，如陈垣、汤用彤、陈寅恪三位，他们曾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届院士。

1949月，陈垣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致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第一次以赞同的口吻提到了唯物史观，并说自己“对历史有了新见解”。1952年，他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发表了《我的检讨》和《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两篇文章，再次表达自己对唯物史观的真诚服膺。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垣也是一位唯物史观的宣传者。尽管他曾遗憾“闻道太晚”，花甲之年感到“力不从心”，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精神足以令新中国史学界鼓掌欢迎了。汤用彤是一位熔铸古今、贯通中西的学者，他的治学领域包括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印度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哲学概论等许多方面。建国前，他是一位纯粹的学人，求学、研究、教书，几乎独立于政治之外；建国后，他怀揣对新中国的美好憧憬，积极投身于史学研究的领导和建设工作中来。陈寅恪则一直坚守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拒不宗奉马列主义思想。此种政治态度与《历史研究》的主旨明显相悖，但是以“百家争鸣”为指导的《历史研究》依然“宽容”地聘请了这位远在广州的史学大师。郭沫若在《历史研究》发刊词中说，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分析的文章我们固然欢迎，一时还得不出“理论性的结论”，只要能够“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甚至只要能够提供出“详细的材料”或新出的材料，也都是我们所一律欢迎的。

因此，《历史研究》编委会也吸纳了部分偏重于史料考证的史学家，如上文提到的陈垣、陈寅恪，以及向达、考古学家夏鼐等人。此外，留学归国的季羡林等人也是《历史研究》的编委。由此可见，《历史研究》创刊之时确实将****当时提出的“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落到了实处，凸显了《历史研究》海纳百川的雅量和气魄。十八位编委是生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代。20世纪初期，在中西文化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中国成长起了一批学贯中西、兼通古今的学术大家。《历史研究》的编委恰好是这批学人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有着相似的学术经历：幼年时期，他们进过私塾，有着坚实的国学根底；青年时期目睹国内的军阀混战，有些人出走异域他乡接触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尽管受到国外学者的极力挽留，对中国文化情感上的皈依促使他们走上了归国之路。扎实的国学根基，艰难的求学经历，成就了一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佼佼者。建国后，他们多数人都曾出国参加学术交流，为推进新中国的史学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历史研究》汇集了新中国最强大的史学研究力量，这些编委多数是中国科学院及高校的史学工作者。创刊之初十八位编委中有十七名是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占94％。

他们其中不乏北京大学、中央党校、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学者教授。他们服务于教学科研的第一线，既便于传播介绍历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又可以更好地为《历史研究》推选、审阅文章。《历史研究》编委群体中还有四位少数民族学者，翦伯赞是维吾尔族，白寿彝是回族，向达是土家族，吕振羽是瑶族。他们独特的民族身份，既表现了新中国平等团结的民族政策，也为少数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历史研究》的编委不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而且多数编委还担任着一定的行政职务。像国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等。历次政治运动中，《历史研究》不可能置身事外，这与编委的双重身份不无关系。随着学术和政治形势的变化，1957年《历史研究》的编委人员出现了首次变动。该年1月《历史研究》增选周谷城、三人为编委。周谷城人选《历史研究》编辑部，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周先生过人的学术素养。周谷城早年出版了《中社会之变化》、《中国政治史》等著作。他的《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部作品，一个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一个打破传统以欧洲为中心的写作方法研究世界历史，在史学界颇有影响。早在1954年，《历史研究》就发表了他的学术论文《圭田辨》。

这些成就充分展现了他在史学研究方面的学识和能力。第二，50年代关于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大讨论，使这位出色的学者大放异彩。从1956年至1959年，他连续在《新建设》等杂志上发表了20篇专门探讨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关系的文章，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高低级”说提出了挑战。敢于独立思考，勇于冲破传统，周谷城具备了一个史学研究者最重要的品质。陈翰笙担任《历史研究》的编委，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陈翰笙曾先后留学美国、德国，因白色恐怖出走苏联，回国后又先后到日本、印度等地。新中国成立后，陈翰笙受周恩来总理电邀回国，他婉拒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专心致力于 学术研究工作。同时，陈翰笙长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是现 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早在三十年代初他为共产国际和 中国共产党做情报研究时，就提出了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 推翻“三座大山”的结论。陈翰笙是与李大钊、蔡元培共事 的老党员，在学术研究领域确有所长。在远赴各国期间，他 勤于治学，对欧、亚、美三大洲的经济地理、社会状况、宗 教文化有着亲身的体会与理解，这为其世界史研究奠定了基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1934年人牛津大 学攻读法国史，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

杨人?F 中国世界史研究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早在50年代中期， 他便提出成立世界历史研究所、组织世界史学会、创办世界 史杂志、编译世界史资料等关系到世界史学科发展的一些重 要问题。 三人人选《历史研究》编委队伍与他们的研究方向密切 相关。周谷城原专注于哲学史研究，后转入世界史方向，陈 则都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从当时的社会形势来看，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环境错综复杂，迫切需要 加强对国外历史的研究，以便为外交工作的开展及政策制定 提供借鉴。从《历史研究》的学术研究力量来看，创刊时的 十八位编委多偏重于中国史的研究，在世界史研究领域则捉 襟见肘。1954－1957 年间，《历史研究》出版24 期，发表中 古史研究文章92 篇，中国近现代史29 篇，而同时期世界史 研究力量明显不足，发表的文章仅有8 篇。当时郭沫若在《历 史研究》发刊词上曾号召史学界，“汉民族的历史、少数民 族的历史、亚洲各民族的历史乃至世界史都需要我们以科学 的观点来进行研究和解释。”经过1957 年编委调整后，其 后两年间出版的24 期文章中，中古史和近现代史两个方向 有所平衡，分别为70 篇和46 篇，世界史研究文章达到了21 篇。

可见，三人的加入正是历史研究多样化、系统化的需要。 总之，这次编委增选，既是时代的契机，也是史学发展的需 《历史研究》是新中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其编委人员的水平和工作能力为学术界有目共睹。为了更好地领导新中 国的史学研究，人员的增加自在情理之中，但除此之外，经 过了严格审核的编委人员的删减似乎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 政治问题。向达的遭遇正是这一问题的最好注脚。 向达(1900－1966)，土家族。1924 年于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毕业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后经赵万里介绍到北 平图书馆工作。他利用该馆丰富的馆藏文献，开始着手于敦 煌学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20 世纪30 年代向达利 用去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整理中文图书的机会，从英、法、 德抄录了几百万字的中文史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多篇颇有 影响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建国后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 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并担任《历史研 究》及《考古学报》的编委。 《历史研究》创刊之时，向达刚刚五十多岁，正是一位 历史学家最为辉煌的创作时期。他曾先后十余次以方回的笔 名在《历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敦煌史料的介绍文章，这批 30 年代从欧洲各国寻访到的文献资料为中国敦煌学研究提 供了极大的帮助。

然而时代并没有让这位杰出的史学家延续 美好的岁月。50 年代前期，针对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向 达表示不理解，他说：“旧鞋子脱下了，新鞋子穿不上。” 现在看来，这些言论实事求是地表达了一位知识分子忧国忧 民的真诚心声。这种耿直的性格却成为悲剧的源头。1957 向达在“大鸣大放”之时提出在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在学术观点上应百家争鸣。他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 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 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他出言无忌，对当时史学界 的学风作出了尖锐的批评。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导致的 后果可想而知。他甚至卷入了老家一些少数民族问题，被诬 为“阴谋搞民族分裂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有攫取湖南省 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1957 年向达被错划为史学界第二 号“大右派”。 人生骤然发生的顿挫，摧毁了这位史学家的万丈豪情。 瞬间，向达几乎失去了所有的荣誉。政治上的定性，直接影 响了其学术生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大“右派”如何领 导史学研究的权威刊物?1957 月，向达在《历史研究》的编委工作被解除。对一位学者来说，荣誉不过是过眼云烟， 然而学术研究中的限制却使他悲哀不已。尽管后来被“摘 帽”，但是曾经的右派身份给他的学术生涯留下了巨大的阴 1961年，《历史研究》发表了这样一则声明：“1、本刊 增聘田家英、黎澍为编辑委员。2、本刊从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