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载于《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3期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书影

2022年11月16日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130周年诞辰。郭沫若作为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的旗帜，不仅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而且于传统学术和文化的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意味着其必然取代数千年积淀的中华文明，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而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正可以视为将两者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唯物史观的核心即在于唯物，其与唯心史观相对，本质上体现着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两种不同方法。然而唯物史观何以能在中国植根并得到发展，这一事实绝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于其与中国文化的传统认识论相契合。

中国传统的认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格物致知，这是中国文化的优秀内涵。格者至也，物则指己身以外的物质存在，所以格物致知的意思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分析而获取知识，这意味着先贤所积累的知识并非来自于他们头脑中的空造悬想，而皆源出于对自然世界的客观认识。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决定了中华文明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明，其与古希腊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从而形成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扎根的天然土壤。

郭沫若于1924年开始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此同时，他就已经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问题。一年之后，郭沫若撰写了《马克斯进文庙》一文，以诙谐的文笔设想了马克思与孔子的对谈，回答了人们有关能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疑问。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中国水土不服，其与儒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格物与唯物，两者的内涵完全相同，都重在对客观世界的考察。这意味着史学研究无论以唯物史观还是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作为指导，首先面临的就是史料问题。郭沫若以为：“研究历史，和研究任何学问一样，是不允许轻率从事的。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但有了正确的历史观点，假使没有丰富的正确的材料，材料的时代性不明确，那也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我们是否有能力与古人对话，是否有能力了解古代社会真相，还是只能凭藉历代史家的经注甚至曲解解读古代，实际已成为衡量治史考史客观与否的准绳。孔子曾欲作夏史商史，即因文献不足而作罢，其所说的文献实为直出夏商先民之手的史料，足见传统史学对直接史料的重视。而甲骨文、金文正属于这种真实的材料，其价值是基本史料和辅助史料所无法替代的，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正确认识商周社会的理想史料，这使研究商周先民留弃的甲骨文、金文材料成为重建上古社会必须从事的工作。所以郭沫若在确立了其唯物史观的立场之后，即将几乎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对商周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

郭沫若利用新史料的史学研究与埋头于故纸堆的整理国故根本不同，这一工作既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更是向所谓“整理国故”的挑战。郭沫若曾回忆说：“从前搞旧学问的旧人，自视甚高，他们以为自己所搞的一套是‘国粹’，年青一代的人不肯搞了，因而以裂冠毁裳、道丧文敝为慨叹。因此，我想搞一点成绩出来给他们看看。结果证明：所谓‘国粹’先生们其实大多是假古董。虽然道貌岸然，而对于古代文物大多全在门外。”很明显，郭沫若古文字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学术，因甲骨金文是较佶屈聱牙的周诰殷盘更为艰深的古学，素为国故先生们所仰羡，而郭沫若正是要通过其对这类真国故研究的凿空之功，使人重新认识他所开创的唯物史观新史学。这就是郭沫若所说的拿他们所崇拜的“东西”来“打”那些自称“有东西”的人。

郭沫若以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经学史料已无法满足他的需要，故于第一手资料奋力搜集。甲骨文出土自殷墟，于1928年已经开始了科学发掘，作为史料可以放心使用。而青铜器铭文虽自北宋以降代有整理，但体系尚未完善，需要分代分域加以清理，这是郭沫若在古史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必须解决的问题。其创立“标准器断代法”，于青铜器断代研究取得划时代的成绩，奠定了重建古史的基础。

古代文字的正读是解决古史问题的关键。郭沫若在1929年8月1日所作的《甲骨文字研究序》中对其学术目的有着明确的表述：“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舍此而莫由。”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不仅是传统思想之渊薮，更是社会文化之渊薮，因此，文字“于研究一切精神生产之起源上，适为最良之资料，犹研究生物学者之必由显微镜解剖学以入手，卜辞及其文字则一切后代文化之原始细胞也。触目及此，云翳具除。如宗教之起源于生殖崇拜，刑政之滥觞于奴隶使用，艺术之本质在服务于社会，星历之现象，最亲暱于先民，胥若明如观火矣”。这些发前人所未发的见识，非直究直接史料是不可能取得的。

在夏代史料缺乏的条件下，甲骨文作为重建殷商历史的直接史料当然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可利用的最重要的材料。其实，郭沫若的甲骨文研究既出于罗王之传统学术，又别于其固有的学术目的，这当然取决于唯物史观的指导。郭沫若在《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序中指出：

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古文字一流的人物，素少科学的教养，所以对此绝好的史料，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罗、王二氏其杰出者，然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其笔端。在这种封建观念之下所整理出来的成品，自然是很难使我们满足的。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的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情实况灿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们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

郭沫若接受唯物史观，这使他的甲骨文研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视野。1929年，郭沫若在完成《卜辞中的古代社会》的当夜，就写就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文中的豪迈之情尽显其以甲骨文重建殷商社会真实历史的成就感与使命感。他指出：“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印第安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这一工作不仅使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彰明昭著，极大地提升了己身文明作为人类文明不可分割重要部分的历史地位，而且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

郭沫若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并非只是据西方理论的生搬硬套，以圆凿而纳方枘，而是基于己身文明的直接史料和概念体系所做的探索。然而，古物是有麻醉性的，愈深入便愈易沉沦。所以郭沫若时常提醒自己，始终不失以唯物史观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宏旨。他在1952年撰写的《金文丛考·重印弁言》中即回顾了这种自我斗争的经历。

史料问题解决之后，研究什么问题就成为关键。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意味着历史研究不能陷入孤立的枝节，而应从具体研究中提炼规律性的认识，这当然是郭沫若重建上古社会必须思考的问题。所以他的古史重建工作从对作为社会基础的物质生产力的探索开始，对卜辞中所反映的商代漁猎、牧畜、农业、工艺、贸易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进而探讨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这种治史思路既是唯物史观的体现，当然也是格物的体现。

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为道德体系、知识体系与礼仪制度，而礼有三本，所谓天地为生之本，先祖为类之本，君师为治之本，因此重建上古社会的制度必以重建此三本为务。《易·系辞上》以“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天地之生、道德之生以及先祖之生具有着相同的意义。人类历史实际也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家庭、宗族和社会的历史，这当然是唯物史观所要探索的问题。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这意味着祖先观念的起源实为社会史研究的首要问题。郭老在最早完成的古文字学著作《甲骨文字研究》中，开篇即作《释祖妣》，以明生之原，又作《释臣宰》，以明治之原，继之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揭示所谓图形文字即古代国族之名号，体现了其将唯物史观与传统文化结合研究的独到见识。

社会的组成在于人各有分，这是荀子对于社会组织的精辟概括。君卿臣仆，士农工商，明分才能使群。《左传》昭公七年以人分十等，仆台最下，这与甲骨文、金文所见商周社会的真实情况十分吻合。郭沫若据甲骨文“僕”字之形构，分析其作人头上有黥、臀下有尾、手中所奉者为粪除之物，论其即古人所用以司箕帚之贱役。其据文字的分析遍察社会之分，所说卓尔不群。

人类知识体系的形成是从先民对空间和时间有意识地规划开始的，这使时空问题成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中国传统的时空记录形式为干支体系，探求其源至关重要。郭沫若作《释支干》《释岁》，以究其实。传统知识体系又以天数不分，农业的发明必须建立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之上，而天文学的发展则必须引入数学计算，所以传统计数体系的发展实际与天文学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郭沫若又作《释五十》，发明商代计数体系。他如《释封》以明政治，《释耤》《释勿》以明农作，《释朋》以明货币，皆关乎商代社会史的重建。

郭沫若志在以古文字研究阐述商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因此与社会史相关的思想史问题同样需要依靠直接史料加以重建。郭沫若曾据金文史料作《周彝中之传统思想考》，开创性地研究两周时代的宗教思想、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并建立其与儒家思想的联系。这种由社会生产力而意识形态的广泛探索，完整地构建了商周社会的基本面貌。

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信史之上，而真实的历史只能由真实的史料所建构，这使考辨史料成为史学研究的固有传统。甲骨文、金文、古器物及考古材料已足以证明商代历史的真实性，郭沫若先后完成《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一系列著作及相关论述，不仅廓清了殷商文明，而且为对夏史的追溯奠定了基础。郭沫若曾作《夏禹的问题》，正确识出春秋叔夷钟鎛铭文的“夏”字，从而使有关“虩虩成唐，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司，败厥灵师，伊小臣唯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的铭文得以通读，直接证明了有夏存在的事实。同时他还将春秋秦公簋铭文有关“鼏宅禹迹”“虩事蛮夏”的内容与文献对观，证明至少在春秋时代，人们仍坚信在殷商之前尚有一个夏朝，且禹为夏祖。至于三皇五帝的传说，郭沫若则有《金文所无考》，以周文绝无其痕迹，证明此实出晚世史观，诚为不刊之论。这些真知灼见都充分体现了郭沫若的格物认知。

考古学作为近世引入的新学科，不仅提供了古史研究的真实史料，而且其方法论也足资借鉴。郭沫若的格物精神决定了其对考古学的重视，他认为对古代社会的研究而言，“地下发掘出的材料每每是决定问题的关键”。郭沫若曾通过翻译《美术考古一世纪》学习了考古学方法，这对其科学整理甲骨文和金文史料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郭沫若对殷墟是否已有铁器以及商代卜法等古史问题的研析，也都自觉地采用考古学方法加以论证。

古之治学，以道为度，故毋意毋必。然而史料的局限势必造成认识的局限，这是史学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所以唯物论者需要不断以新史料修正自己。郭沫若的格物认知不仅表现在其对直接史料的严谨甄别和广泛利用，还体现在学术的自我完善。其于《十批判书》收有《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又作《奴隶制时代》，后出转精。至于新中国成立后其对旧作的系统修订以及所作之新篇，更臻于善。这种治史作为充分体现了郭沫若以唯物精神追求真理的实践。

综上所述，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功结合的典范，其对唯物史观的发扬并非仅停留在纯理论的表达，而是通过对具体问题坚实且富有生命力的研究而实现。其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体系与话语体系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建构己身文明的学术体系，于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冯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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