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从“罗氏档案”到《观象敦煌》：普林斯顿80年敦煌研究巨制问世-米儿火

普林斯顿敦煌研究巨制

自20世纪初叶起，敦煌石窟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无可替代的艺术与学术价值，吸引了无数中外名士学者前往探秘。他们在敦煌拍下的照片集成为敦煌文化重要的存留载体。其中最系统、最完整、也是最高品质的敦煌石窟图像记录，来自民国时期著名摄影家罗寄梅。

1943年，罗寄梅克服艰苦的环境条件，利用有限的设备和资源在敦煌持续开展了18个月的拍摄工作，获得了3000余张高品质的石窟旧照；在后来动荡的时局里，他携带这些照片辗转大陆、台湾地区，后至美国。20世纪60年代，这批照片因其非凡价值被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历史图档收藏；2021年，全套图档经由国内外敦煌研究和东亚研究的学者们历时13年的编撰整理，终被集结成英文原版《观象敦煌》系列（Visualizing Dunhuang: 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正式出版问世。

近年来，大量的敦煌画册不断面世，但与现存的壁画彩塑相比，已出版的数量只是很少一部分，而9卷本的《观象敦煌》套系首次重现了史上最全的敦煌石窟图像记录，超过3000余张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的照片完整记录了目前已消失的20世纪40年代的石窟景观。从数量规模、摄影质量，和史料价值的综合角度考量，以罗寄梅照片集为主体内容的《观象敦煌》系列是迄今全球最为系统、全面、和权威的敦煌图片史料，冠绝中西，无可替代。

《观象敦煌》全套9卷全部在意大利以极高品质的印刷标准，全球限量印刷1000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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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罗氏档案” 到《观象敦煌》

“罗氏档案” 拍摄缘起

罗寄梅（1902-1987），湖南长沙人，我国早期著名摄影家。1926年参加北伐，为黄埔军校第六期学员。

1943年，时任中央通讯社摄影部主任罗寄梅自费前往敦煌拍摄石窟照片。之后，国民政府决定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敦煌石窟进行保管和研究，并聘请罗寄梅及其作为摄影助理的夫人刘先为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研究。

在敦煌工作中的罗氏夫妇留影

1943年-1944年间，罗寄梅及其作为摄影助理的夫人刘先等人在敦煌遗址拍摄的莫高窟、榆林窟大量历史照片集，即被称为“罗氏档案” (Lo Archive)。

在18个月的时间中，罗氏夫妇出入于敦煌石窟内外，拍摄了莫高窟492个洞窟中有雕塑和壁画的340个，以及榆林窟42个洞窟中的21个，照片总数逾3000张。同时，他们也用相机记录下了当时莫高窟的生活状况与周边文物，以及敦煌城内的人物风情和月牙泉的风光。

“罗氏档案”是当今学界公认的关于敦煌石窟的研究中最系统、最完整、也是最清晰的一手照片档案，具有极高史料价值。同时由于其精妙的拍摄手法和极高的照片品质，也具有极大的美学和艺术价值。

罗氏档案超出了纪实与探险摄影的极简标准，提供了具有艺术境界及不同寻常之审美价值的照片。罗氏档案保存了目前已消失的20世纪40年代的石窟景观图片，因此，当从整体上视之为敦煌学之历史、文化与艺术研究的海量资源，亦及研究人员、艺术史学家和保护学者眼中的历史信息之宝库时，它就有了更重要的意义。

——Dora Ching（经崇仪）

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通过第266窟北壁，进入修行禅窟（第267窟，有窟顶），穿过走廊，从第271窟到第272窟北壁（Visualizing Dunhuang）

“罗氏档案” 的非凡史料与艺术价值

“罗氏档案”绝非20世纪上半叶唯一的敦煌照片，但它在敦煌摄影图片档案中的地位，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罗寄梅奔赴敦煌之前，曾有十余位中外专家、学者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敦煌展开摄影作业。从1907年到1948年，至少有14位探险家或摄影师曾到达敦煌进行拍摄（如下表所示），但这些活动大多并非以拍摄石窟作为主要目的，而往往只是考古研究、测绘探险等工作中的一部分，并且受限于当时的摄影器材和技术状况以及敦煌实地的艰苦条件，很难得到数量较多而又局部清晰的照片。

因此，这十余次拍摄所得的照片总数，都不及“罗氏档案”一个图集所含照片的数量，而在拍摄的系统化、专业拍摄方法、图像冲印质量上，罗氏档案更从诸多图片档案中脱颖而出。

罗氏档案所含照片数多于上表所列

所有探险家、摄影师拍摄数量的总和

相较于同时期其他的敦煌旧照，以及近年来出版的各类敦煌画册，“罗氏档案”之非凡意义，源于以下显著特质：

此次拍摄行程由罗寄梅自己组织，作为新闻摄影记者，他只受自己的摄影学识所指引，目的明确单一，即拍摄记录敦煌原貌。而更早期的其他外国学者则是作为汉学家、佛教学家或探险家来领导探险团队，摄影记录只是若干工作中的一部分。

在1943年到1944年长达18个月的时间中，罗寄梅夫妇的拍摄范围几乎涵盖了莫高窟和榆林窟的所有洞窟。对一些重要洞窟，他们除了拍摄全窟壁画外，还对单个的菩萨、飞天等局部壁画进行了拍摄。

经过20世纪60年代对莫高窟的加固和抢修，洞窟的外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罗氏档案”保存了目前已消失的20世纪40年代的石窟景观图片，忠实记录了石窟后来遭受损毁、改变、与修缮之前的原貌。同时，莫高窟经历1000多年各个朝代的营建，外观和内部的壁画均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罗氏档案”记录了一些在40年代初刚被剥离表层壁画后露出的清晰画面，后经数十年风吹日晒，至今很多壁画已十分模糊。

40年代时的莫高窟条件艰苦，不通水电，罗寄梅为了营造有利的照明环境，用镜子和摄影布引光入洞，并增加了适合拍照的时间段；作为中央通讯社的摄影记者，罗寄梅拥有当时最好的照相机及进口的胶片，冲洗照片亲力亲为。罗寄梅与夫人刘先对艺术的敏感度极高，再加上精绝的摄影技术，因此所摄取的图像不论是取景构图、还是拍摄手法上都独具匠心，极大地超越了同时期其它所有的敦煌图档，成就了“罗氏档案”非凡的艺术价值。

综上，总数超过3000张的“罗氏档案”照片集，全景与细节具备，全方位展示了敦煌石窟的深厚魅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超同时期其他海内外专家拍摄的敦煌旧照。在史料价值上，也是现有敦煌画册所无法比拟的。

第158窟，西壁涅槃佛像

第285窟，南壁五百强盗成佛故事中山水

第275窟，北壁西侧阙形龛

艰难的出版历程

由于20世纪40至50年代的政治局势， 1964年，带着“罗氏档案”中的部分照片复制而成的80余幅敦煌壁画参加了纽约世博会之后，罗氏夫妇便从台北移居美国。他们一直很想出版“罗氏档案”中的照片，但无奈曲高和寡，不论是台湾地区还是美国，并没有多少人了解敦煌学。

一个偶然的机会，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与罗寄梅夫妇见面，了解到“罗氏档案”极高的史料和艺术价值。经方闻先生引荐，又申请得到洛克菲勒三世基金的赞助，普林斯顿大学购得了罗寄梅在敦煌石窟拍摄的全部照片，罗氏夫妇保留了照片的著作权。这些珍贵的照片此后存放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艺术与考古学系，并收入方闻先生建构的普林斯顿大学“东亚艺术图像档案”中，作为师生们教学和研究的参考。

罗氏档案的学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大多数人只会选取单张照片进行针对性研究，很少有人从更宏观的角度去利用这些照片。事实上，“罗氏档案”中的照片非常完整，从洞窟细部，到整体装饰与建筑，延伸到洞窟群都有很成体系的记录。因此，将“罗氏档案”更加系统化的整理出版是罗寄梅毕生的愿望。

敦煌石窟艺术的精美与广博也意味着出版“罗氏档案”已经超越了普通图集出版的范畴，而是跨越敦煌学、艺术、和历史等领域的一个学术工程。当时由于美国并没有熟悉敦煌石窟的专家，虽有些许美国学者对敦煌石窟做过某些研究，但还没有能全面了解石窟细节的人选，罗寄梅生前虽经努力却未能达成整理出版“罗氏档案”的心愿。

直到2008年，在年近八旬的方闻教授专程到敦煌考察之后，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终于计划整理出版“罗氏档案”照片集，而首先需要展开的工作便是邀请敦煌研究的专家学者对3000多张照片里所拍摄的石窟和壁画进行系统性地整理、标注、和阐释，在其史料价值的基础上赋予这套图档更加完整和权威的学术内涵。

这将是一项划时代的学术出版任务。

第420窟窟顶，隋朝(581-618)

从 “罗氏档案” 到《观象敦煌》

2010年，时任敦煌研究院研究员（现任党委书记，前院长）赵声良受邀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用半年多的时间陆续整理“罗氏档案”，使得每张照片的内容、所在洞窟及其位置、壁画的时代等均得以确认，保证了照片内容阐释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2011年春，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开始组织以 Lo Archive Project and Dunhuang 为主题的系列研讨会，来自全球的顶尖学者相聚普林斯顿大学，讨论“罗氏档案”的构成及其相关的学术议题，并听取来自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关于“罗氏档案”具体贡献的报告等等。历经13年，来自多家学术研究机构的数十位研究敦煌学、历史、艺术与建筑的中外学者共同参与了编辑。

2021年6月，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PUP)社正式联合出版英文原版《观象敦煌》（Visualizing Dunhuang: The Lo Archive Photographs of the Mogao and Yulin Caves）。全套9卷全部在意大利以极高品质的标准印刷，这是PUP百余年出版史中绝无仅有的一套巨制，希望对世界范围内的敦煌学研究及相关学科研究都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后续

罗寄梅夫妇在敦煌期间有哪些富有创意的拍摄故事？作为蜚声国际的艺术史专家，方闻教授如何在他的执教中使用“罗氏档案”作为史料素材进行学术研究？了解以上内容，请关注9月16日18:00发布的《观象敦煌》系列第二篇——“罗氏档案”何以成为经典？届时首发国内线上购买链接，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