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典藏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如著有《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布洛赫（Marc Bloch）一样，柯文展现了史家高超的叙事技艺和深刻的反思精神。对本书无可避免的质疑，在于如何以清晰明白的方式区分三“调”，以及如此区分的合法性何在，尤其是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接近过去事实的三种途径，正是全书理论框架得以成立的关键。尽管作者已注意到三者之间的界限往往十分模糊，且承认史家技艺的局限，他仍坚信以史家求真的职业操守与“局外人”的身份，能够将历史叙事从经历与神话中区分出来，“那么，一切努力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柯文富有新意的理论思考虽然无法完全说服对史学价值失去信心的“对手方”，但对于大多数对史学还抱有温情与敬意的学人来说，柯文的《历史三调》无疑称得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典范。

中文再版序

viii 《历史三调》代表着我学术方向的重大转变。……展示了一种比中国中心观更具有普遍人性的研究方法。

ix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历史有所说明，而在于对历史撰述有关的普遍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与中国中心观没有特别的关联。

ix-x 不过，中国中心观是由局限的。……这些研究方向虽然指出了狭义的中国中心观的局限性，但对中国史研究却做出了超乎想象的重大贡献。……我在所有论著中都是严肃地看待文化问题的，从未否认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是，我同时也认为，过分强调这些差异的历史研究方法容易导致这样那样令人惋惜的扭曲甚至夸大。其中一种扭曲时以文化本质化——断然赋予一种文化一些特殊的、据信其他文化不可能具有的价值或特征——的形式出现的。

xi 当历史学家试图理解另外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民时，如果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使人们更难以理解那个文化中那些复杂的、常常矛盾的因素，难以理解那个文化的前后变化，而且看不到这些人民的思想和行为中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的思想重合或呼应的那些反映跨文化和人类内在特点的方面。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对中国人的过去进行更充分、更丰富、更公正的了解和认知，我们就必须同时重视这个普世特点和文化的差异性。（中国与西方文化融合或共鸣问题，及其所反映的人类基本心理倾向）

xi 在《历史三调》中，当我竭力对义和团的思想和行为给予“合理化”或“人性化”的解释时，我常常依靠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方法，且常常扩大中国的“他者”范围，除了西方以外，把非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区也包括进来。（《塞勒姆》、《叫魂》、《1789年大恐慌》）

xiii 文化是各个族群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展现自身特点的多棱镜。除此以外，文化还具有疏远族群之间关系的潜能，由此加快了模式化、夸张化和神话化的进程。……我只是要纠正所谓的非人性化例外论，这种理论几乎从一开始就导致了对义和团历史的误解和扭曲。

xiii-xiv 在为《在中国发现历史》平装本第二版所写的序言的结论部分，我开始涉及历史叙写中的“局外人视角”问题。我指出，虽然我在该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局外特性，且认为其中一些模式比其他模式少一些破坏性，但我一直把它描述为“一个问题，对历史研究而言是一种负累而非正资产”。许多人反对这一立场，他们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局外人（在此例中是研究中国的美国历史学家）或许比局内人（研究中国历史的中国学者）更有优势。在撰写《历史三调》的过程中，在长期努力思考差异性，特别是直接的历史经历（一个典型的局内人的视角）与后来由历史学家（毫无疑问是局外人）重建的历史之间的差异性的过程中，我接受了上述批评，开始认识到，虽然历史学家的局外特性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它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它使我们与历史的直接经历者区分开来，使作为历史学家的我们能够尽其所能，以历史的直接参与者不可能采取的方式，让历史变得更容易理解和更有意义。

xvii-xviii 大众记忆——人们普遍相信过去确实发生过的事——往往与严肃的历史学家在仔细研究各类史料证据后确定的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是大相径庭的。记忆与历史之间的这个区别对历史学家非常重要，但在普通民众的头脑中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他们更有可能被契合去先入之间的历史——他们感到适意和他们所认同的历史——所吸引，而对更客观的“真实”历史不感兴趣。在由于历史证据比较缺乏或留存下来的证据不可靠而使专业历史学家也没有绝对把握确定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这种模糊性自然就会得到强化。

xix 简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史，它不是以联系和影响力为基础的传统的世界史，而是见之于不断重现、明显类同、独立发展且既有可能根植于某些超越文化特殊性的人类种种习性——重要的一点是讲故事在人类的经历中具有普遍性——的一种世界史。播撒如此理解全球史的种子，是我研究工作的另一项内容，也许可以说，这粒种子在《历史三调》中已经萌芽。

英文版序

xxii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代表的是对过去的一种特殊的解读，而作为深化的义和团代表的是以过去为载体而对现在进行的一种特殊的解读。两条路径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在此过程中，现在的人们经常按照自己不断变化的多样化的见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重新塑造着过去。当我们重新塑造时，过去——更确切些说，是人们经历的过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xxii-xxiii 作者自己对三部分内容的概括。

xxiii 与“罗生门”解读的区别；了解历史的这三条途径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正如我们所知，历史学家也制造神话，历史事件参与者在事情结束以后也完全能够把个人的经历写入历史），虽然如此，它们的分析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更如我们将在本书中看到的，事件、经历和神话所依据的历史资料是大不相同的。

xxiv 虽然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与历史撰述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义和团只是这项工作的配角，……在第二部分（本书最长的一个部分）中，我探究了1900年华北民众经历之事——干旱、降神附体、法术与妇女污秽败法、谣言、死亡等——的若干方面，我的探究比描写义和团的许多一般性著作要深入得多。在此过程中，我常把自己当作“人种志专家”，试着以同情的态度去了解普通人（如义和团、非义和团的中国人及传教士）是“怎样理解世界”的。

xxv “历史”一词的双重含义；正如某些读者已经明白的那样，我有时候从技术的层面使用这个词，用以特指历史学家重塑过去的正式过程。虽然没有人限制历史学家考察和重塑人们经历的过去或被人们神话化的过去（正如我在第二和第三部分所做的），但从第一种意义上说，历史显然有别于经历和神话。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如本书的书名中，我使用的“历史”一词含义广泛，较少技术层面的考虑，涵盖了认知历史的各种途径，包括经历和神话在内。我希望读者能通过上下文了解这个词在不同的地方究竟是第一种含义还是第二种含义。

xxv 为何把事件的历史放在前面？其一，引起读者兴趣；其二，我认为，本书所探讨的了解过去的三条途径，在逻辑上或认识论上没有哪一条的地位一定比另外两条高。

第一部分 作为事件的义和团

绪论 历史学家重塑的过去

4 不论历史学家能够选择和实际选择的史料多么接近真实，多么接近人们的实际经历，他们最终写出来的史书在某些方面肯定有别于真实的历史。

4-5 海登·怀特与戴维·卡尔，历史与真实的连续性之争。我个人的看法介乎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虽然离卡尔的观点稍微近一些。我同意卡尔的这一看法：叙事结构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要素，对个人和群体而言，均是如此，因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事化处理本身并不会把人们经历的历史与历史学家重塑的历史割裂开来。

5 实际经历是凌乱的、复杂的和不明晰的，而历史则把杂乱无章的经历条理化和明晰化了。

6 简言之，历史具有解释的功能；历史学家的首要目的是理解过去发生之事，然后向读者进行解释。

6 对历史学家来说，人们的实际经历也许是杂乱无章、头绪繁多的，但对经历者而言，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的生活中并非没有混乱和无序，但是，我们的生活对我们而言却不是杂乱无章的。就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叙事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本能地把经历与叙事联系在一起。我们给自己“讲故事”，使我们的经历变得有意义：个人生平方面的意义而非历史方面的意义。（王汎森，在“有限理性”与“后见之明”之间）……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者实际上就成了解释他们亲身经历的历史学家。这些解释也有可能是在非正式的谈话、谣言或闲言碎语中反映出来的。无论何种情况，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解释可能与意识和理念大为不同的历史学家的解释有很大差异。

7 直接经历者在以后的岁月中会不断地复述过去发生之事，会根据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地“改造”他们过去的亲身经历，以便保持个人经历的完整性和连贯性。（经历者有意无意为自己制造神话）

7 历史学家最重视的是根据指示层面的确当性而非感觉层面的确当性来勾勒历史画卷。……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在理解和解释历史时，必须有意识地遵奉（在实践中从未完全实现过）社会公认的关于准确性和真实性的强制性标准。这种责任和义务使我们成了历史学家。我们也承担其他责任和义务，但是，如果这些责任和义务——例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希望代以前无话语权的妇女立言，并希望借此对目前和将来妇女的解放事业有所贡献——超越了按照公认的一系列职业准则理解和解释过去发生之事的目标，我们就等于放弃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职责，走向了神话化的路径。（求真与致用，抑或现实关怀与价值中立之间的紧张）

8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所有称职的历史学家都心中有数，并且在尽最大努力减轻其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是：错误地推定已成事实的结果的必然性。（“后见之明”，历史过程中的可能性与结局呈现的必然性之间的紧张）

8 戴维·麦卡洛告诫说：“在撰写历史或人物传记时，你必须牢记，没有任何事情的结果是注定的。……事情有可能在任何时候向任何方向演变。只要你用‘过去时’，那件事就好像被固定在过去了。……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让读者不再认为发生于其后者必然是其结果，相反，事情的发展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

10 简言之，历史学家知道结果，这使他们解释历史的过程在一些重要方面完全不同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解释历史的过程。……另外一个方面也极其重要。知道结果，可使历史学家赋予在此之前的历史事件一些意义，一些在事件发生的当时并不存在因而也就不可能为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所知（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猜测到）的意义。这种回过头来赋予某些事件以历史意义的现象在各个层面都存在。……当时，一旦历史学家把它们当作某一更重大的事件的起因，它们就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

12 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知道结果的历史学家与不知道结果的直接参与者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不确定性的困扰，这影响到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全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包括在关于历史事件的结论中重点强调哪些问题或哪些方面。这样的结论可能是极不可靠的，其内涵越笼统就越不可靠。（人总是以模糊的视角看待世界）

13 历史学家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且可以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刻开始研究历史，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拥有极宽的视角，可以自由地跨越时空，可以理清一些人的经历是怎样与另外一些人的经历发生联系的，还可以理清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关联的一系列事件是怎样形成范围更广——范围过于广泛，往往使任何一个人的经历都难以涵盖——的历史事件的。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家的宽泛视角使他们有别于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但是，这种这种优势也是有局限的。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虽然比直接参与者拥有更多（和更全面）的证据，但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上“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已不为人们所知了”。

13-14 历史学家的证据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也往往成问题，形不成包容过去全部经历的代表性范例。遗留下来的证据也不一定能够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反映过去发生的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史料）

14 大部分拳民是文盲，是按照口耳相传的传统习俗生活的，他们在义和团运动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没有留下显示这些作用的任何文字材料。因而，在梳理拳民自己的观念时，历史学家不得不主要依靠间接分析法，在讽刺挖苦义和团的材料中挖掘有用的信息。

15 然而，正是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不完整性和短暂性对历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他们利用搜集到的证据和自己的所有想象力，努力去理解和解释历史。最终的结果是，历史学家的解释既非原原本本地复原历史，亦非对历史学家作为历史叙述者的价值观和愿望的简单体现。更确切地说，历史学在重塑历史时，必须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撷取二者当中特别重要的内涵，在寻找平衡的过程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观念。（如果史学家带有一种“后见之明”去经历未来，提前感知到某事件的重要性并采取行动，未来是否会变得不一样？）

第二部分 作为经历的义和团

绪论 人们经历的过去

63 即使过去的经历能够完全再现，也只能是这样的情况：用文字或视觉资料（如照片等），或者二者兼用，来重塑过去，而不能再现经历本身。

64 我们不是全部历史的亲历者，却是自身历史的亲历者。这种个人的主观经验是我们评说和省察与众不同的历史经历的基础。换言之，我们虽不能完全按照生活在当时的人们的理解和认知恢复过去的本来面目，但我们能谈论过去，描述过去的某些方面，以大体上接近事实的语言讲清楚历史真相与神话化的历史和故事化的历史之间的不同之处。

64 虽然本书中使用的“经历”一词主要是指对于历史形成过程的直接参与，但它还有另外的含义，特别是哲学层面的含义，即通过感觉来认识世界。

65 简言之，真实的过去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经历，其中一部分是最重要的、关键的、值得记住的、明确的，另有一部分（常常是重复发生）是辅助性的，处于从属地位的。

66 与盲目性相关的一个后果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虽然不是一律如此）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准备应付不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过去的未来丰富的可能性被忽略了）

67 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预料不到，也无从把握事态的未来走向，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从最直接的意义上讲，是他们的个人命运；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是他们正在参与的历史事件的结局；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是仍在不断发展的能够不断重新确定以前发生之事的意义的未来事态。所以说，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也面临着文化、社会和地理等多方面的局限性。

68 人们对自身经历的理解不仅受到他们所处的文化空间的制约，而且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的制约。……最后一点是，所有经历都受到地理空间的严重制约。

70 历史学家的目的是了解和解释历史；神话制造者则从历史中吸取能量，为现实的政治或宣传目的服务，为深层次的心理基础造势。与这两种人的想法不同，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意识包含着人的所有情感和目的。……促使人们采取行动并在形成人们生活经历的过程中常常起重要作用的动机是多种多样、千差万别的（亲历者的动机意识）。

71 但是，该村庄的村民们（包括这些年间村里的头头脑脑们）从来没有用这些概念解释过他们的生活经历，也没有按照赵文词告诉他的读者的那种思路去理解他们的生活圈子。

71-72 从某种角度来看，历史事件是我们认知历史的知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历史事件是超历史的，是每个参与者个人经历的综合体。直接参与历史事件并创造历史的每一个人，最终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的表演结束了，退到了幕后。这是历史事件的“消散”阶段，在这个阶段，每个人都复归于自己的生活轨道，重新开始不引人注目的、“平凡的”生活。……义和团运动只是他们一生当中的短暂一瞬，也许很轰动，也许很平常，也可能是典型时刻。

72 历史学家经常给历史事件划定界限，何时开始，何时结束，都以某个特殊时间为标志（虽然并非一成不变），但是，个人的经历是具有连续性的，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与事件的发展轨迹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大为不同。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来看，各种经历之间的联系似乎非常怪诞。（对历史学来说，看似理性的逻辑推断是较为危险的，需要掌握分寸）

73 直接参与者的实际经历是零散的、不全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描述也是零散的、不全面的。而且，二者也不完全是重合的和类同的。把义和团运动作为一个完整的事件来看，每个参与者的经历都是零散的和不连贯的，但从每个参与者的角度来看，情况并非如此。认知科学告诉我们，个人的经历是连贯的、有意义的。

第三部分 作为神话的义和团

绪论 被神话化的过去

230 关于某件往事的明确结论一旦深深印进人们的脑海里（和心中），人们就会相信自己认可的真相，即使这一真相与过去真正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至少，这样的结论与人们“相信”的真相是相符的，因而准能在人们的历史观念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

231-232 就意图而言，把过去当作神话与把过去当作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当优秀的历史学家撰写史书时，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准确和真实地再现过去。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神话制造者的所作所为恰好相反。……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扩大或加深这种理解，而是要使之为政治、意识形态、自我修饰和情感等方面的现实需要服务。

232 就实际操作而言，作为叙述过去的互为补充的方式，历史与神话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但是，历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用于编排和取舍历史资料的理念，均受到性别、阶级、国籍、种族和时间等诸多因素的极大影响，所以探求历史真相的行动具有很大的相对性。……换言之，即使是最有造诣的历史学家，在向某一被神话化的历史事件提出质疑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另外一些神话。

233 即使是经过深思熟虑制造的神话，也不是彻头彻尾捏造出来的，而是通过对不符合或者有悖于其目的的历史资料的歪曲、简化和省略来完成的。

233 历史学家与神话制造者的另一个不同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复杂性、细微性和模糊性，而神话制造者往往以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从历史中找出个别的一些特点、特性或模式，把它们当作历史的本质。

235 神话化的另一种形式是修改自己的生平经历，即是说，我们经常修改我们以前的生活经历，使之符合和适应我们的自我概念在生命长河的不同阶段的不同变化。

结论

324 我们能够因为实际经历的历史比历史学家复述的历史更真实一些而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吗？或者因为历史学家复述的历史更真实一些就认为它优于神话吗？……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上述三种途径之间虽有明显的矛盾，但在其各自的范围内，都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324 关于神话的价值，是一个更为复杂更为难解的问题，虽然处理神话与经历之间的关系比处理神话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容易一些。

325 对个人生平的神话化处理有其明确的价值，它有助于保存心理认同感和个人的完整性。

327 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想仅仅在书中展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各种实例，而是打算分析研究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了解历史的方式，有哪些独特的特点，所以有必要把我作为历史学家的个人智慧引入研究工作之中。如此一来，我也许已经使得各种不同的意识处在了互相对立的状态。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就广泛了解历史的角度而言，我认为这种对立状态大有益处。

327-328 我在此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历史学家的“局外人”现象。……由于历史学家不是当时人，所以都有误解和歪曲以及曲解研究资料的原意的潜在可能性。正因为如此，“局外人”现象就有可能成为问题。但是，历史学家的“局外人”特点也可能是个优点。……翻译家的工作是把一个文本忠实而有意义地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与此相似，历史学家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调解人。在二者之间进行调解的复杂过程中，我们必须抑制我们的“局外人”倾向，以了解正在研究的历史人物的意识。但是，在有意义地向现在的读者解释这些意识和想法时，我们不能不投降，承认无法抑制这种倾向。简言之，历史学家与翻译家一样，必须熟悉两种语言，就我们的情况而言，即现在与过去。历史学家需要以敏锐的感觉、尽可能多的诚实求真精神，坚持不懈地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间来回游走。这种需要正是我们工作中最终的紧张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