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国际史学界兴起的一股新的史学潮流，它最先产生于美国，实际上是战后环境保护运动在学术领域的具体体现。就环境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而言，“环境史”并不是20世纪的新创，在一些传统的学科中（如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早有了“环境史”的提法，但传统学科中的“环境”仅仅是历史叙述的背景或理论舞台的布景，“环境”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题，而环境史则把“环境”作为了本学科研究的主题。环境史以环境为研究对象，但这里所讲的环境史不等同于自然史，自然史讲述自然的历史演进，很少涉及自然与人的关系，而环境史则强调人和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多数学者在给环境史下定义时都持这样一种观点：环境史研究的不单单是自然环境的变迁或人类社会的变化，环境史研究要紧紧围绕人及其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来展开，不仅要具体地、历史地研究人与自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要深入认识和揭示这一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历史的、现实的关联与矛盾。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环境问题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环境史是一项前沿性的史学研究，与传统史学，甚至是与一些“新史学”相比，环境史的特点都很突出：在理论和方法上，环境史是一项跨学科研究，它兼顾社会和自然两大领域，不仅需要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需要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说社会科学新史学派完成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那么环境史则主张历史与自然科学的结合；在研究内容上，环境史把自然纳入到历史的研究领域，讲述自然的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史忽视了对人的历史考察，相反它要比以往更加全面地讲述人类的故事；在研究群体上，环境史的研究群体也在发生变化，不仅历史学家，其它学科的专家学者，甚至一些非专家的环境史叙述者也参与进来；在研究的手段上，环境史研究者和叙述者与以往的历史学家也不同，他们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除了需要调动视觉器官外，还要调动诸如视、听、嗅、尝等其它器官，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全方位接近和感知所研究的范围，这些都有别于传统的史学研究；在材料选取上，环境史家也不满足于阅读档案史料，他们还要从诗歌、戏剧、画作中寻找环境史的蛛丝马迹；在历史叙述上，环境史的叙述的基调似乎是灰色的、昏暗的，与我们长期以来所熟知的历史进步叙述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之，环境史的学术特点很明显，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史学。中国学者李根蟠用一句精辟的话概括了环境史的特点“自然进入历史，人类回归自然”。

作为一门新学科，环境史出现的时间很晚，学界对环境史的探讨还停留在理论和方法上，但一些环境史方面的著作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美国30年代的沙尘暴

唐纳德·沃斯特是美国现代最有影响力的环境史学家，《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是其重要的代表作。沃斯特以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上的“尘暴”为研究对象。他的相关研究和叙述表明，尘暴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生态灾难是美国文化“不可避免的产物”。依沃斯特之见，尘暴的发生与同时代的经济大萧条具有共同的根源，那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尘暴和大萧条暴露了美国文化的根本弱点：“一个是生态意义上的，另一个是经济上的”。在资本主义文化中，农业目标“不是简单地维持生活，而是赚钱”。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下，大平原被大面积开垦，对土地的破坏性使用不受任何遏制。这就是尘暴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沃斯特这样来叙述和解释尘暴，并不表明他认识不到自然因素与尘暴灾难的关联性，其实他很清楚，自然与尘暴的发生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他更强调，自然因素只是使尘暴成为可能，却没有制造尘暴。尘暴的发生是由于天然植被被过度破坏。沃斯特将貌似自然现象的“尘暴”灾难与人类的行为和欲求联系起来，并聚焦于人的行为、思想和价值观而加以重新评判。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书影

《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是环境史学中不得不提的一本书。该书的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自然保护与资源研究系环境史、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教授卡洛琳·麦茜特。该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少有的从女性性别与自然个性的角度写社会进化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著作。在古代哲学中自然是作为有机体而存在的，地球是一位养育众生的母亲。当人类对地球母亲伤害时，就会受到道德的谴责。然而，到了17世纪，机械论取代了有机论。机械论将自然看成是死的，并且认可了对自然及其资源的掠夺及开发。这构成了近代西方征服自然的理论根据。面对自然环境被破坏、资源被耗尽的危机，西方社会开始重新审视机械论的价值。有机论为现代生态科学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基本的哲学框架。《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揭示了人类认识自然的思想过程，从而找出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根源。作者还把“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置于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把妇女解放同解决生态危机一并当作女性主义革命的奋斗目标。

《生态扩张主义》书影

美国环境史学家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也是环境史方面的主要代表作。作者从生物地理学的角度阐述了欧洲人在过去的1000年里循着陆路和水路扩张到了世界许多地区，使这些地区欧洲化，作者认为西方建立“新欧洲”的殖民扩张之所以成功，关键因素并不在于征服者较之征服者的更具优势的技术力量，如枪炮，而在于他们具有生态上的优势。克罗斯比以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新视角去看待欧洲的扩张，给人以很大的启示。

环境史出现的时间并不早，但环境史的理论和方法却在改变着史学的面貌。环境史极大地拓宽了历史学的视野和历史学的研究单位，叙述对象突破了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范畴，扩大到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乃至整个地球，这些都是其他类型的史学无法比拟的；环境史改变了传统史学的叙述模式，历史不再是一片玫瑰色，这是环境史叙述的革新之处，环境史叙述呈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悲剧色彩，但这不是末世论的翻版，而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认识自身的行为及其影响，并促进人类跟自己斗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对待自然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史的叙述革新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环境史研究的范围广，涉及自然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决定了环境史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也势必要求历史学家寻求新的历史资料，从而拓宽了史料的范围。环境史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但环境史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如环境史的学科属性并不明显，它往往与历史地理学、农业史、气候史、考古学、人口史等学科界限不清，环境史的研究对象、范围和目标不清楚；环境史涵盖的内容过多，反而使环境史变成了没有边界的“大箩筐”；一些所谓的环境史著作过分偏重对非人类故事的考察，忽视了对人的考察，这使一些人对环境史是否应归属于历史学产生了疑问。环境史在扩大自身研究领域的同时，重要的还在于保持其学科的独立性。

主要参考资料：

梅学芹：“从环境的历史到环境史——关于环境史研究的一种认识”，《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梅学芹：“环境史：一种新的历史叙述”，《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3期。

欧阳秀娟、贾娟著：《绿色经典：改变世界的新思维》，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09年。

王利华：“生态环境的学术界域与学科定位”，《学术研究》，2006年第9期。

王利华：“作为一种新史学的环境史”，《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袁立峰：“环境史与历史新思维”，《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