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末，它旨在突破民族国家界限，从更加广阔的视角研究历史。21世纪初，跨国史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被引入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经过十数年的发展演变，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新的领域。在跨国史研究逐渐形成声势的当下，为了加强学者间的交流与互动，2021年10月15-17日，由南开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世界史学科联合主办，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第一届跨国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在天津举行。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科研机构的114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与会者合照

16日上午，论坛启动仪式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举行，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主持，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分别致辞。

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余新忠教授

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杨栋梁教授

主题报告

第一场主题报告是韩东育教授的“对‘夷夏东西说’的延伸思考”。1933年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他认为，在三代及之前，中国的政治的演进应以东、西做划分。夷与商属于东系，呈现出一种功利性的文化；夏与周属于西系，以道德性文化为主。这两种文化相互斗争，又在斗争中互相混合，最终形成“中道”中华文化。韩教授提出，夷夏东西两种文化不仅影响到中国，而且也对周边国家有深刻影响。比如，在东系夷商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国民性中体现出更加偏执、尚武、尚功利的旗帜；而在西系夏周文化的影响下，韩国的国民性中体现出更尚礼、推崇宗教与道德的气质。如果从世界文明的视野中考察，可以发现以法律为核心的近现代西方社会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东方社会也是东西方的对峙。韩教授运用不同的空间概念，突破“夷夏东西”在民族国家内的范畴，为跨国史研究提供了老题新作的路径。

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

第二场主题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邢广程教授带来，主题为“亚欧文明史需要深耕”。邢教授指出，国内有关欧亚文明的研究比较少，实际上，跨地区的视角可以大大丰富欧亚文明的研究。通过跨地区研究可以打破北非、欧洲、亚洲等地区的民族国家界限，构建泛欧亚文明史研究，梳理欧亚各个文明之间的关联与互动。邢教授强调，在从事文明研究时，要切记文明之间不存在高低，只存在差异，不可陷入西方文明中心论，也不可割裂各种文明。据此，邢教授提出许多具有研究价值的议题，比如，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或者基督教文明、斯拉夫文明和印度文明之间的关联性问题、民族迁徙问题、丝绸之路、亚欧宗教的传播与演变等。

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以“跨国史视野下的美英苏核禁试谈判（1958-1960）”为题进行报告。1954年3月福龙丸号事件后，国际社会开始要求美国停止太平洋的核试验，彻底消灭核武器。联合国大会、万隆会议上各国相继提出核禁试提议，由科学家、和平主义者、妇女等群体组成的民间组织也呼吁停止核试验。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内开始反思和讨论这一问题。然而，美国军方和原子能委员与美国民众意见相左，这使美国政府陷入决策困境。美国试图通过开展英美苏三方谈话减轻来自国际的舆论压力。然而，在核禁试谈判中，英美苏三方均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因而这次谈判没能给出解决核问题的方案。赵教授认为，虽然在国际力量的影响下，英美苏三方展开了谈判，但是由于美国对国内问题的重视，这一谈判并未成功。这也体现出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内部矛盾性。赵教授的具体案例研究展现了跨国史在具体外交事件中的运用和意义，通过强调跨国群体、组织对政府的影响，民族国家的政治活动具有了跨国色彩。

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

第四场主题报告由上海大学张勇安教授带来，题为“何为跨国史？跨国史何为？医疗卫生史的跨国史转向再思考”。张教授指出，广义上来说，凡是从事多国历史研究的都可称被为跨国史研究。但跨国史不仅是一种“多国历史研究”，更是一股强大的“潮流”，可称其为“史学革命”。跨国史不仅改变了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和历史知识，而且还冲击着对历史学科、甚至其它学科的传统认知。以医疗卫生史为例，在跨国史的影响下，全球卫生史研究开始兴起。全球卫生史强调研究对象和结构的重新整合，它通过创造性地采用新的资源、新的历史分期和时间模式、历史年代对既有理论的解构，既摆脱了地区和国家的束缚，也规避帝国主义等结构性框架。在这个基础上，研究者不仅可以打破传统二元概念，更可以重现许多未曾被挖掘的历史真相。不过，跨国史研究的发展壮大仍需要各位学者协同推动。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不断创新固然是推动跨国史研究发展的题中之义，但改革学科建设也是打破传统史学界限的必行之策。

S.康拉德：《全球史导论》，陈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

Akira Iriye and Pierre-Yves Saunier ed., The Palgrave Dictionary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 From the Mid–19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创刊于2018年的跨国史的杂志Yearbook of Transnational History（《跨国史年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国荣教授发表题为“冷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小石城危机的处理”主题报告。布朗案判决种族“隔离但平等”违法，艾森豪威尔总统一开始对此持中立态度，不打算以行政力量支持该判决。判决几个月后，美国南部社会开始群起抵制这一判决。1957年9月白人暴徒多次阻止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高中。此事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剧烈反响。来自美国的“大西洋共同体”盟友的批评最多，他们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危机应对迟缓，担忧小石城事件将会削弱美国作为“民主和道德领袖”的地位，进而损害“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崇奉的民主和自由价值，甚至可能会不利于“自由世界”与苏联的冷战。小石城危机遂成为冷战以来美国最严重的国家形象危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得不对此做出强硬反应，他于24日命令101空降师进入小石城，保护黑人学生进入小石城高中学习。这一带有表演性质的象征性政治行动既是对内的展示，也是对外的宣传。谢教授总结称，在冷战的国际事态和语境下，美国的地方种族问题被“联邦化”了。从跨国史视角重新审视小石城事件，可以看出民权运动与冷战有着非常紧密的互动，小石城事件促使民权运动进一步国际化，并加速了民权运动的历史进程。

武汉大学谢国荣教授

浙江大学张杨教授做了题为“战后美国‘世界领袖’身份共识与区域研究范式的国际化构建”主题报告。张教授认为，战后，美国在学术上对各个区域研究的范式做出国际化构建，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其“世界领袖”身份认同的需要。张教授指出，1960年前后，美国国内形成“世界领袖”的身份共识，认为自己需要在各方面领导世界。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美国试图通过系统性的、组织性的、目的性的大战略指导知识跨国运动，树立知识权威。在基金会和知识精英的推动下，《富布赖特法》等立法措施出台，用以保障美国向全世界输出知识的合法性和效率。美国向世界输出的“美国学”代表着一整套美国思想、科学体系、学术范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美国学”在欧洲的传播使欧洲人打消了对美国领导世界能力的质疑；在第三世界的传播则迫使第三世界以美国的意识形态解决他们国家存在的民族和历史问题。张教授认为，美国在战后传播“美国学”的行为，“与传统殖民进程和传统帝国建设”并无不同。无论是为促进大西洋共同体还是加强“自由世界”，区域研究国际化背后是美国国际战略和的身份定位的真实诉求。张教授通过研究知识精英对区域研究的国际化构建，从更深的层次理解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国际战略，为我们跨国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复旦大学马建标教授发表题为“寻求东亚的平衡：‘中华世界秩序’的瓦解与美国门户开放原则下的亲日选择（1900-1905）”的主题报告。马建标教授认为，日美关系的演变实际上是国际格局变动的结果。马教授称，1897年中国签署《马关条约》是中华世界秩序走向崩溃的标志，而日本在此时决定脱亚入欧，更加速了中华世界秩序的瓦解和西方世界秩序在亚洲的确立。不过日本的脱亚入欧是技术层面的，他们无法破除欧洲人对他们的种族主义歧视，因此无法真正融入欧美世界。日本政府为了塑造自己“文明国家”的形象，也为了让西方世界接纳自己，在沙俄扩张时积极与英国结盟，遏制沙俄扩张，帮助减轻英国在亚洲的压力。此时，美国对亚洲的策略是“最惠国待遇”和门户开放，它呼吁列强停止对中国的干涉。在袁世凯亲美外交的影响下，中国接受门户开放。不过，因为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扩张行动，老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仅凭美国很难维持门户开放政策。虽然美国社会对日本仍有强烈的排斥和贬低情绪，但是出于巩固在华利益、维持东亚平衡的政治需求，老罗斯福总统仍做出了与英国一致的亲日选择。马教授总结道，从跨国视角研究国际关系，有助于将不同国家看似没有关系的行动梳理出协调性和一致性，从更广阔的视野理解国际事件和格局。

分组讨论

16日下午，论坛进入分组讨论环节，分会场主题涵盖跨国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多位专家学者发表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跨国史视野下的民族国家发展

跨国史视野下的民族国家发展是本次论坛的重要议题。武汉大学副教授杜华研究海地革命对美国早期国家认同的冲击。1791年海地爆发奴隶起义，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的不同群体对这场革命阐发出不同的叙事与记忆。亲奴派强调海地革命的血腥与暴力，废奴派则高歌其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在有关海地革命的叙事的相互竞争中，以美国革命的记忆与自由观念为基石的美国早期国家身份认同受到冲击。南开大学副教授王薇研究二战期间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对英国制定战后国内外策略的作用。她指出，英国智库在战时就开始主张构建一个英美主导的世界秩序，这种主张深刻影响到英美同盟的建立，为英国保存大国实力、及时转变外交策略做出贡献。湘潭大学副教授瞿亮研究中国人如何面对在西方媒体中被视为“不开化”代表的“叶名琛展览”。叶名琛是是晚清中国反侵略斗争中陷没的最高级别官员，于1858年被英国侵略军俘获。自从他被俘虏后，叶名琛在西方媒体中不断“被展览”，成为中国人野蛮、落后、愚昧的代名词，这一行为遭到中国人的抗议。瞿老师认为，中国人对“被展览的叶名琛”的反应体现出中国试图突破西方文明论的桎梏，抗击文明论的话语霸权的自觉思想。除此，河北大学副教授梁立佳研究近代俄国东扩的过程中国际毛皮贸易起到的经济支撑作用。内蒙古师范大学赵文器老师从美国移民以及加拿大居民对这些移民的态度研究对1837年上加拿大起义的原因。东欧、西欧各国同样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对象。以上研究，重点考察了跨国因素如何影响到本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民族国家的历史本就与他国的历史事件有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跨国史研究将原本囿于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内的重大事件放入更加广阔的视角中，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历史事实。

跨国史视野下的中日关系与日本研究

跨国史视野下的中日关系与日本研究是本次论坛的重点之一。南开大学教授王美平指出，日本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受到了日本与欧美列强关系的影响。巴黎和会上，除美之外的列强出于各自利益支持日本获取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美国则出于国际投资与经济利益支持中国。最终，日本虽然得逞，但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也因此恶化。五四运动爆发后，日本政府试图拉拢列强联合出兵镇压，但列强拒绝给日本提供帮助，以美为首的列强趁机要求日本重修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迫于形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战略，从一国独占改为与欧美协调。苏州大学副教授张传宇研究十九世纪中后期东亚及东南亚兴起的华商贸易网络与近代日本扩张、工业化之间的关系。甲午战争之前，华商在东亚及东南亚贸易网络占有主导地位，对亚洲国家商人具有绝对优势。然而，日本商人通过甲午战争和工业化不断取得对华贸易特权，迅速摆脱并压制东亚华商贸易网络，形成日本贸易圈，抢占了华商贸易地盘。华商在欧美势力的庇护下被挤压至华南和东南亚，并与日本贸易圈相持。此外，南开大学副教授郭循春研究一战期间新旧银行团交替与列强在华势力兴衰更替的关系。佳木斯大学副教授马伟以羊毛在国际市场上的供给为中心，研究日、英、澳等国的应对策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赵晓靓研究儒学“民本主义”理论在近代日本建构现代国家中的奠基作用。还有很多学者关注了经济往来、海事交流、思想互动在日本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跨国史在日本研究中的运用为传统日本研究带来新的活力。不管是从既有重大事件中重新发现跨国因素，还是开辟诸如海域、金融交易、商贸往来等新的领域，都可以发现更多的力量和因素影响着当局者的判断和行动，有助于丰富和深入日本研究。

跨国史视野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

跨国史视野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是热门议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胡晓进以1960年代美国宪法在海峡两岸的翻译与传播为切入点，研究冷战对抗中的文化渗透。他指出，在60年代冷战高峰时期，中美几乎处于完全的隔绝和对立状态，但设立在香港和台湾的特殊新闻和宣传机构却提供了内地了解美国的途径。正是这一时期，台湾和香港等地区的文化机构翻译和出版了十余部涉及美国宪法的中文著作，这些著作又传播到内地，成为人们了解美国宪法的特殊窗口。南开大学滕凯伟研究20世纪初美国以“国际法科学”构建国际秩序观的行动。20世纪初美国精英试图构建一套以国际法院为核心的司法机制维护世界和平。以卡内基基金会为代表的私人基金会在国际法的专业化、职业化中起到重要作用，国际法逐渐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美国精英们对国际法的认知深刻影响到他们对世界秩序的想象。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助理教授杜丹考察中美茶叶贸易流变与鸦片战争的关系。杜老师指出，18-19世纪，中美因茶叶贸易发展出密切的商贸往来。汇票兴起之后，美国在华购买茶叶时用汇票而非白银，导致中国在经济上遭受大量损失，金融体系崩溃。中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是中英贸易顺差产生的原因，也是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此外，武汉大学副教授牟伦海从战后日美同盟的历史中研究国际秩序观认知由权力向文化转变的过程。重庆档案馆研究员温长松考察中越之间的通邮历史，以此研究中国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关系。郑州大学贾浩老师的研究西欧联盟战后在“低政治”领域的积极行动，指出这些行动促进了西欧一体的认知的形成。还有许多学者关注到科学技术、跨国界军人及其家属、留学生与大学、宗教与教会、各类物产交易等各类跨国因素在变动的外交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跨国史视野下的外交与国际关系关注到以往被国家政治行动所掩盖的一部分历史。传统外交史研究通常注重一个或者多个民族国家政府的能动性，而跨国史学试图在不同国家与区域间形成一个更加完整和统合的历史叙事。

跨国史视域下的“新史学”与史学理论

跨国史视域下的“新史学”和史学理论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新史学”包括但不限于医疗社会史、环境城市史、移民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上海大学副教授杨长云梳理了从跨国史到跨国城市史的学术流变，并总结了跨国城市史研究中的七种方法论选择。如宏大与微观层面并重；运用类似“海洋”等不同的空间概念、比较研究方法等。杭州师范大学施华辉老师研究20世纪初来源于英国的“田园城市理念”在澳大利亚推行中所遇到的机遇与挑战，正是对跨国城市研究中比较研究和空间转向方法的运用。移民史的研究也得到学者们重视。东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伍斌研究移民与美国文化，他指出，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外来移民增多，导致各界对“美国主义”的内涵和意义进行了重新诠释。“美国主义”是凝聚美国人认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亦是美国本土同化外来移民的依据。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大量移民的进入不仅加速了美国民族主义的觉醒，而且推动美国社会重新诠释“美国主义”的内涵和意义。有关环境与动物的研究是本次跨国史会议中的特色议题。中央民族大学陈林傅老师分享其有关北极企鹅灭绝原因的思考。他认为，北极企鹅灭绝受不可抗的自然因素影响深远，但资本主义消费方式加速了这一过程。除此，医疗社会史在本次论坛中也得到了重视，南开大学袁玮蔓老师研究1905-1919年期间德国通过在四川地区建设医疗事业、宣传西医文化渗透和增强德国文化的影响，进而扩大德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还有一些学者贡献了数篇有关跨国历史书写的理论与方法的佳作。新史学与跨国史的结合是史学研究的最前沿方向，这类研究不仅跨越国界，而且跨越学科，打破传统民族国家叙事的同时打破学科壁垒。从综合的视角审视医疗疾病、城市、移民等本就具有很强流动性的主体，也更能凸显出这些主体的特殊性和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闭幕

17日中午，本次论坛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天挺阁进行闭幕仪式，由郭循春副教授主持、王美平教授和杜华副教授进行闭幕致辞。

总体来看，本次论坛有着明显的跨国家、跨领域，甚至是跨学科的特色，参会论文均尝试突破传统民族国家边界，注意到传统研究中所忽略的边缘主体。这些主体不只是流动的人群，也是传播中的疾病、科技、观念，不断扩展边界的城市、地理环境、空气水利等等。这些主体的“再发现”，有助于我们重审传统历史叙事，构建多元平等文化。不过，跨国史研究仍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和整体的框架，相信未来的学者会更进一步，继续开拓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