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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缩影

《历史研究》: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缩影《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学术期刊之一。它同新中国历史学一道成长,成为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缩影,它的历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共和国的政治风云。《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

历史研究》是新中国最早创办的学术期刊之一。它同新中国历史学一道成长,成为新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缩影,它的历程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共和国的政治风云。

《历史研究》创刊于1954年。1953年秋天,正当新中国革故鼎新、百废待兴之际,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创办《历史研究》杂志,并组成由郭沫若为召集人的编辑委员会,具体工作由刘大年和尹达负责,编委会成员还有:白寿彝、向达、吕振羽、杜国庠、吴晗、季羡林、侯外庐、胡绳、范文澜、陈垣、陈寅恪、夏鼐、嵇文甫、汤用彤、翦伯赞。

据刘大年回忆,陈伯达(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向他和尹达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这是一个方针问题。刊物要照这个方针去办。因此“百家争鸣”方针,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创办《历史研究》杂志的指示。

关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和《历史研究》的创刊,黎澍回忆说:

我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

《历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期刊,最初由中共中央决定创办,并由毛泽东亲自为之命名并确定办刊方针,这在学术期刊史上是十分少见的。

《历史研究》自创刊以来,至今已有56年的历史,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

从1954年2月创刊到1966年5月停刊,是新中国历史学取得巨大成就的时期,也是《历史研究》的辉煌年代。

在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学界先后就中国古代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和争鸣,它们被称为历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与此同时,还就“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分期等问题开展讨论。《历史研究》是开展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园地。上述问题的讨论,有的是《历史研究》首先发起的,有的是因《历史研究》的介入而开展起来的。这些讨论,促进了历史学者自觉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并进而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历史科学奠定了基础。《历史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毋庸讳言,在这个时期里,我国历史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和运用,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有那个时代“左”的痕迹,这在《历史研究》中必然有所反映。尽管如此,《历史研究》在新中国历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公认的。

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历史学界成为一个首当其冲的领域。是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对吴晗的《海瑞罢官》进行点名批判,此文是经毛泽东批准发表的。之后,全国报纸先后转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和序幕。同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批判。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随后,《历史研究》及其主编黎澍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同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的社论,指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发表《假批判真包庇》一文,矛头指向黎澍及其主编的《历史研究》。按语说:“自一九六一年来了一个新主编,《历史研究》便成了资产阶级霸占的阵地,发表了一系列大毒草。”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是资产阶级史学的反动堡垒》文章,编者按说:“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史学界已经揭发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今天本报揭露的《历史研究》杂志,就是被他们长期霸占的一个反动堡垒。自从反革命分子周扬指派他的爪牙黎澍充当这家杂志的主编以来,他们就利用‘历史研究’作掩护,极力维护和散布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流毒甚广,害人不浅。”显然,《历史研究》已很难生存下去了。1967年,《历史研究》出刊至第3期后被迫停刊。

关于《历史研究》的停刊,黎澍后来回忆说:

第2期和第3期几乎全部篇幅集中批评吴晗。第3期5月15日出版,载有《评吴晗胡适通信》。6月3日《人民日报》突然在第1版最显著地位发表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第2版整版以《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为题对《历史研究》发表的《评吴晗胡适通信》重新加以评注,对原来评注痛加批评,文前按语严词指摘《历史研究》对吴晗的“假斗争,真包庇”,如此等等,气焰嚣张。由于产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当时已经发稿的第4期,只得停印。对读者连一句话的交代都没有,就中断了出版。这一期正是《历史研究》总编号的第100期。

《历史研究》就这样被迫停刊了。

“文革”开始后,其他学术期刊和《历史研究》也遭遇同样命运,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期刊除《考古》外,全部停刊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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