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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历史研究时,是材料在先还是问题在先,或者是两者相辅相成?

在做历史研究时,是材料在先还是问题在先,或者是两者相辅相成?研究历史大约有两种入手的方法。一种是利用某些现成的理论框架,然后检索相应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插入框架之中,于是形成所谓的学术体系。这样的体系可能非常宏大,而且以为发现了历史规律。

研究历史大约有两种入手的方法。一种是利用某些现成的理论框架,然后检索相应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插入框架之中,于是形成所谓的学术体系。这样的体系可能非常宏大,而且以为发现了历史规律。但是,其内部只是无机的集合,还会出现许多漏洞,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流行过一些理论框架,雄心勃勃地要利用所谓“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以及信息论,试图重新规划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后来又有什么新三论云云。这些理论很唬人,不过它们来也迅,去也速;用这些理论写出来的书也很快就被历史冲刷掉了,现在没什么人提起了吧。

另一种入手的方法,是在读书当中发现问题。经过读书,有了体会;体会多了,形成心得;把这些心得记载下来,成为札记;札记多了,会对某个问题形成系统的看法;进而加以分析归纳,形成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将诸多真知灼见融会贯通起来,就会发现研究对象内在的规律,这样的规律才是符合或接近客观历史的。所以说,研究历史当然是材料在先,也就是阅读和考察在先。

研究历史,不能图省劲,靠套大框架和编新名词去唬人,必须细致地阅读文献,才会有所心得,进而从微细处看出宏大的现象。不肯下死功夫,一味地追求舶来的新思想,结果可能会上当,捡了他人早已抛弃的旧货。其实,所谓新意,也许就在身边。对于常见的史料加以耐心的琢磨,往往能够体会出创新的思想来。吕思勉先生说过:“学问之道,贵自得之,欲求自得,必先有悟入处。而悟入之处,恒在单词只义,人所不经意之处,此则会心各有不同,父师不能以喻之子弟者也。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功夫:二者皆弊也。”(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不应该排斥先进的手段。如今做研究比以往要方便许多,可以利用互联网了解动态,依赖电脑检索资料,省却了一张又一张地抄写卡片的辛苦,大大提高了效率。不过,抄写卡片虽然辛苦,其实是有意义的:一是印象深刻,二是能有机地了解该资料生成的历史场景。任何资料都有局限性,其局限性只有放回生成它的历史场景才能洞悉。所以,研究历史不能全靠检索,应该有重点地阅读文献。对于重要的文献应尽可能地细读原始文本,最好是原始文本的全篇。我们做断代史研究的人,尤其要注重相关的正史,它是无可替代的最基本资料,不仅应该全面细读原文,甚至还要了解不同的版本。

由于受到列朝列代的重视,每部正史都有若干版本,这些版本中的文字会有差异,这些差异之中常常就存在问题。版本的差异,依靠电脑是难以查出的,要靠对比去感悟。有些版本,前人读后写过批语,甚至注有校勘文字,就更加有意义。因为前人的体会可能就在那里,它会令后人有所启发。所以,如果能有机会,最好将各类版本对照阅读。一页一页地翻阅旧版本,看似枯燥,却会在认识上有飞跃的感受。不信试试,兴许还会有新的发现。研究断代历史,对于相关的正史,不但要看现今流行的版本,而且要尽可能对照先前的版本阅读。只有对基本文献的版本特点做到如数家珍,学术讨论时才敢有一点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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