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与中央党校（副题）

尹达，原名刘燿，1906年10月生，河南滑县人。1925年考入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预科，1932年考入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先后参加过安阳殷墟、龙山遗址等重要的考古发掘。全面抗战爆发后，尹达于1937年12月奔赴延安，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进入马列学院学习，11月到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任教。1939年2月调入马列学院，担任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兼陕北公学总校教员，1941年7月调到中央出版局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尹达先后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教务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1955年6月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主编过《历史研究》杂志，参与主持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建馆工作。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7月病逝。

从学员到教员

尹达是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也是中国原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参加史语所组织的考古挖掘活动，通过在安阳等地的考古挖掘获得大量可靠的实物资料。1937年，他写成《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批评了外国学术权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全面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西迁，尹达毅然离开心爱的考古事业，奔赴陕北。他在一份材料上写道：“别了，这相伴七年的考古事业！在参加考古工作的第一年，就是敌人铁蹄踏过东北的时候，内在的矛盾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使我安心不下去作这样的纯粹学术事业！”

到陕北后，尹达最初在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5月进入刚刚成立的马列学院学习。这所学校是党中央创办的专门从事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院，到1941年先后改组为马列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1943年并入中央党校，成为第三部。在这里，尹达接受了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政策的系统训练。这段学习经历对尹达影响巨大。后来，他始终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为我国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原始氏族社会考古的第一人。

1939年2月，马列学院要把在陕北公学关中分校任教的尹达调到该院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陕北公学不愿意放人，最后两家达成协议，尹达兼职任陕北公学教师，历史研究室的活动必须参加。这样，尹达与佟冬、杨绍萱3人就组成了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如果说尹达在大学和史语所时期主要是搜集和积累学术研究资料，在马列学院工作的这两年多时光，就是他考古研究的丰收期和对中国考古学体系研究的酝酿期。这个时期写成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及由此衍生的《新石器时代》，是他的代表作。

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

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被誉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第一部重要著作”。尹达依据这本著作的基本观点，结合当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写成《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这部书的扉页上明确写着“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以区别于其他关于原始社会的论著，成为新史学阵营中从考古学出发系统研究原始社会的代表作。

尽管尹达在校稿时“曾经为一些问题而踟蹰不安”，认为“有些地方还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钻研下去”，但还是“有勇气把它付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内外关于中国原始社会的著作大都还未能及时吸收大批新的材料和学术界之新的成果，在这里我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献给同好的学人”，二是“我以最大的努力运用科学的方法，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希望从这里看出中国原始社会发展的线索”。简言之，努力运用“科学的方法”审视“大批新的材料”，理出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线索。而尹达所说的“科学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指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考古学与史学的关系就能逐渐密切起来，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该书的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占全书一半以上篇幅。其中，第一篇《氏族以前的中国社会》，为中国旧石器时代部分。第二篇《中国氏族社会》，1955年改题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一文重新发表，1979年再版时改名为《新石器时代》。这是尹达写作“费力最大”的一部分，讨论了昂昂溪、仰韶和龙山三种文化遗存及其绝对年代，是对当时所知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作出的最早的一次系统总结。第三篇《在崩溃过程中的中国氏族社会——小屯文化的社会》，详细论述了殷代的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意识形态，倾注了相当大的功力。

1940年1月，尹达完成《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一文，论证了“中华民族和其文化是在中国这块广大的土地上发荣滋长起来的，并不是由他处移植过来的”；针对延安史学界对殷商时期农耕文明的辩论，尹达7月撰写《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明确表示“殷商后期的生产工具不是铁器，也不是铜器，而是石器”，“主要的生产部门不是畜牧，而是农业”，“殷代后期的社会是在崩溃中的氏族社会”；1941年1月写成《关于殷商史料问题——兼论殷商社会性质》，强调了考古学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宝贵的”，在延安史学界引起关于殷商社会性质问题的热烈讨论。上述三个单篇作为第三编“补编”，与第一编《从考古学上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第二编《从古代传说中所见到的中国原始社会》合在一起，于1943年5月在延安出版。

参加编写《中国通史简编》

党中央到陕北后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更好领导中国革命，一项紧迫任务就是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以之武装全党。因而，以唯物史观指导撰著一部中国通史，对于认清中华民族历史道路和历史前途，就成为一项意义重大而又十分迫切的工作。

要编写中国通史，就要有基本资料。而当时延安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各方面的参考材料极度缺乏。尹达来陕北时，为了能够全心全意参加革命，就将自己全部的书籍和资料都放在了家里。这个时候，他决定返乡取书。1939年，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作了周密安排，特派了两名警卫全程护送，中共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接力引路和保护，昼伏夜出、避实就虚，悄悄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从河南老家顺利把这批书籍和材料运到了延安。这批书籍和材料有力地帮助了尹达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也成为我们党掌握的珍贵历史资料。

1940年1月，范文澜到达延安，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开始主持编纂《中国通史简编》，其中尹达负责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尹达按照范文澜“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的编写思路，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简明扼要、观点鲜明地来论述那段时期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半年后，尹达拿出10余万字的书稿。《中国通史简编》最初是集体起草，最后由范文澜改写完成，上册和下册先后于1941年9月、1942年12月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

《中国通史简编》作为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写成的通史巨著，不可能不引起学术讨论。比如，针对范文澜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观点，尹达并不认同。在1943年出版的《中国原始社会》中，尹达提出，“《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的作者所得到的结论，是和具体事实有相当出入的”，“感觉到那里还没有充分且尽量地运用这部分极可贵重的史料。我以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强调用事实说话，展现了尹达严谨治学的学者风范。

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和实践理论的必要性

尹达在延安时期主讲“中国革命运动史”，主要是向学员介绍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背景和使命，以及艰难的发展历程。尹达有丰富的田野考古经历，文史功底扎实，所以讲起课来谈古论今、深入浅出，将故事性、学术性和实践性充分结合，语言幽默风趣，令人耳目一新。虽然尹达在1941年7月离开马列学院就任他职，但此后包括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到中央高级党校授课。

一些当年的学员回忆说，尹达理论水平很高，在和学员交流中特别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和实践理论的必要性。他不是简单地说教，而是将理论生动灵活地寓于对事物或学术问题的处理和研究中。他常说，学习理论要尝到甜头，你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理论的意义和作用。所谓甜头，就是利用理论和相应的方法，解开问题疑团而获得成果的一种喜悦，它能引导并鼓励我们更多地向更高层次更深底蕴去探索真理的欲望和追求。

1953年底，尹达调入中国科学院，负责筹建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并兼管考古研究所的工作，成为中国历史学科的组织者之一。1954年，创办并主编全国性的史学刊物《历史研究》。他一向关心原始社会史的研究，1963年所写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就是从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的科学总结。夏鼐认为，“这是一篇洋洋大作，是他最后一篇有分量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所写的考古学论文”。这篇文章完成之后不久，他就把自己研究的重点开始转移到史学理论领域。

尹达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所存在问题的探索，最终成果就是他主持完成的《中国史学发展史》。这部著作“成为当时唯一一部囊括了中国古代史学、中国近代史学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史学通史的著述，这在中国的史学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明显的突破”。“为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指导下建立当代中国的新史学体系”，打下了有益的基础。

〔滕飞，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