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研究西方当代史学理论，具体来说是后殖民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后殖民史学一方面批判西方现代主义史学，另一方面对西方普遍主义历史观，即认为整个世界都遵循着欧洲历史发展模式的观点提出质疑。”谈及自己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的内心满是热爱之情。

自走上这条治学之路以来，张旭鹏不断开阔学术视野，更新研究理念。他关注西方历史概念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现代历史观念怎样在西方的影响下一步步形成；并试图将西方史学理论放在文化而不只是史学的背景中加以理解，比如，大众文化对当代西方史学的影响和塑造等。

回顾十多年的治学生涯，张旭鹏表示感触颇深，收获也很多。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他，请他就史学理论研究的相关问题畅谈自己的看法。

经由后殖民主义走进西方史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走进西方当代史学理论这一研究领域的？是否有关键的人或事对您产生过重要影响？

张旭鹏：硕士期间，我的研究方向是欧洲中世纪史；读博士时，因为有中世纪史的研究背景，我的导师何平教授建议我研究欧洲观念的形成。何老师本人是做史学理论的，受他的影响，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对于概念的分析和界定尤其重视，对于一般的文化理论也很重视。不过，我博士期间的研究并不能说是史学理论，而是欧洲思想文化史。2004年，我来世界历史研究所求职，于沛所长将我招至史学理论研究室，他的教诲和帮助让我这个之前并无史学理论背景的年轻人得以顺利入门。

来所工作后，我一直在考虑如何将我之前的研究与史学理论结合起来。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开始用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来重新思考欧洲观念的形成。在以前的研究中，我更多地是关注欧洲观念形成的内在原因，比如欧洲的文化传统、自我认同等。但后殖民理论促使我从外部思考欧洲观念形成的非欧洲因素，注意到欧洲观念中对“他者”的文化想象的因素。借助后殖民理论，我开始关注后殖民史学，并由此进入到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史学理论领域。当然，个人的兴趣也很重要，它是深入研究一个问题的关键。

记忆研究和对历史时间的研究最引人注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介绍一下西方当代史学理论最新的研究进展。

张旭鹏：当前，西方史学出现了许多转向，从之前我们已经熟悉的文化转向、全球转向、跨国转向，到现在方兴未艾的记忆转向、伦理转向、情感转向、数字转向等，不一而足。这些转向表明西方史学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自反精神，它也提醒我们不能对西方史学作单一的理解，而是要看到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这些新进展中，以下两项最引人注目。

首先是记忆研究。记忆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皮埃尔·诺拉提出“记忆的场所”这一概念并倡导对记忆进行研究的初衷，是为了解构民族国家的历史。当前的记忆研究则和创伤这一问题有着密切关系。通过研究创伤性记忆，比如大屠杀和种族清洗记忆，可以让过去不断萦绕在当下，进而彰显历史应有的伦理价值。记忆研究也关注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他者，通过复原他们被压抑和被掩盖的记忆，可以让这些边缘人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其次是对历史时间的研究。它重点考察新的时间经验的出现及其后果。传统的关于时间的经验主要和过去有关，新的时间经验则指向未来，认为未来是美好的和值得追求的。这是一种现代意识，与现代性的产生密切相关。最近几十年，历史发展呈一种加速度的态势，这使人们无暇关注遥远的过去和变动不居的未来，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当下。因此，一种以当下为中心的、更新的时间经验出现了。这些对新的时间经验的研究，为历史叙述开辟了更多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与其他学科相比，在史学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张旭鹏：理论不是玄学，它建立在对史实和史料的扎实的理解和判断上。但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同，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敏锐的问题意识，这样才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或者以不同的视角去审视大家所熟知的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史学理论研究更需要丰富的想象力，这样你才能想别人之不敢想。理论建构不同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它可能会存在种种纰漏，但其重点不在于厘清事实，而在于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历史学家总是指责萨义德的《东方学》存在着诸多史实上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能掩盖这本书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巨大改变。此外，历史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它最终要落脚在伦理、道德和审美这些人文层面上。想象力有助于我们发现历史的丰富性和更多的可能性。

治学要有求知欲和怀疑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您谈谈治学过程中的最大感悟。

张旭鹏：要时常保持求知欲，多了解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新进展，这样才能让自己不断思考，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要多一些怀疑精神，不人云亦云，坚持自己的理念，但又不能固执僵化。要把每一次论文的写作都当作一次全新的挑战，去体验其中的痛苦、困惑、激动和快乐。

《中国社会科学报》：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至今，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提升是什么？

张旭鹏：学术视野的开阔。这主要归功于与国际学者的交流。我于2009年至2010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访学一年，我的导师阿兰·梅吉尔教授在学术上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改变了我的许多学术观念，让我至今受益匪浅。此外，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和在其他场合，我又结识了其他一些志趣相投的外国学者，他们的人格和学问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在研究过程中还有哪些困惑？

张旭鹏：作为一名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的中国学者，我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看待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关系。我们知道，当下中国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概念大都借自西方，中国学者很难提出有原创性的思想。如何看待两者之间这种充满悖论的紧张关系？全盘接受西方理论和刻意抵制西方理论都是不可取的。最好的办法是找到一条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史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道路，这是摆在我们这代学者面前的一个不能回避的任务，我们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