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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纪念姚雪垠先生逝世20周年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纪念姚雪垠先生逝世20周年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纪念姚雪垠先生逝世20周年□王画室编者按——今年是现代长篇历史小说一代宗师姚雪垠先生逝世20周年。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纪念姚雪垠先生逝世20周年

□王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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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是现代长篇历史小说一代宗师姚雪垠先生逝世20周年。姚雪垠以其对文学和史学的贡献,奠定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为南阳邓州籍作家,他不仅是享誉世界的一个存在,也是从楚宛大地、伏牛山下走出去的忠诚的儿子。

为纪念这位前辈大家,光大新文学事业,今年以来,中国新文学学会在他的故乡成立了姚雪垠研究分会;他的故居也得到了政府的妥善修缮和保护;第三届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正在筹备;10卷精装本《姚雪垠读史创作卡片》已经问世;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盼望已久的32卷本《姚雪垠全集》也即将问世。

今天,南阳日报推出特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缅怀先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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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姚雪垠先生离开了我们。这位历史老人,静静地卧在中华大地,凝视着人间。

明年是姚雪垠诞辰110周年。中国新文学学会姚雪垠研究分会决定,再版《一代文学大家姚雪垠》一书。姚雪垠的哲嗣姚海天先生嘱我为该书写篇序。姚老是文学界、史学界前辈大家,藐予小子,何敢誉一言!

姚雪垠是一座厚重的大山。我辈生也晚,几乎与姚老相距一个甲子,要为这样一位大家写序,我深感力有不逮,诚惶诚恐。

回想起来,我走进姚雪垠的艺术世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学时代。我成长在一座开放、风韵、典雅的历史名城。在中学时代,我就酷爱文学,阅读和写作已是爱好和习惯。那时,家庭的经济状况比较殷实、优裕,无衣食之忧,能满足我课余研读文学典籍的欲望。于是可随心购买我可心的文学经典,尤其是中外文艺理论和大家论创作之类的著作。那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现代作家论创作》丛书,内有《茅盾论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新文学史料》丛书,内有《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记得手头还有一册可用于休闲娱乐阅读的书,内有关于姚雪垠、侯宝林等名家的业余生活和照片,书名可是一时记不起来了。而在《茅盾论创作》一书的第二辑中,就有“关于长篇小说《李自成》的通信”的书信体散文。二位大家鸿雁传书,当时,姚公尚在武汉,茅公居京城。两公谈创作,不卖弄,不玄虚,亲切、实用,惠我良多。读着“两地书”,真正让我见识了两位历史老人作为文学大家、思想大家的风范,见证了前辈们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真挚友谊,见证了他们博古通今、熟谙艺术规律的真知灼见,也熏染了我对姚公的钦佩和向往。但是,前辈大家的倾心交流,对于一位十几岁的少年来说,毕竟是不轻松的话题,只是睁着青春饥渴的眼睛,在远眺那雪山的巍峨壮观、雪域的无垠浩渺。

后来又陆续读到了茅公写于1962年的“关于历史和历史剧”的史学文论,读到了姚公关于“历史科学、历史小说与现实主义创作”的系列文论,深深领略了两位大家严谨的学风、使命的担当、感人的友谊和对一位历史小说家和史学家所应具备的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和卓越的艺术修养的精辟述列,由此,进一步导引开拓了我对中国文学、史学研究以及现代化转型过程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的宏观视野。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终于迎来了历史的机缘,使我有机会走近楚宛大地,有机会走近姚公的艺术和心灵世界。

姚雪垠是座高山,无言而厚重。

关于姚雪垠的历史贡献与地位,前人已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将“姚学”研究水平推向了一个时代的重要阶段。

而今,他已化作历史文化的符号,是个全球化普世性存在。他的经历、创作、理论乃至未完成的残缺和遗憾,他的曲折、探索、挫折、叹息、悲观、绝望、穷达,都是界碑式的屹立并将延伸到遥远的未来。

考察中外历史,每当社会大变革、大动荡、大转型时期,往往是枭雄雕弓、豪雄勃起、历史嬗变、改朝换代的历史契机。而少数站在时代顶峰的历史人物,往往听风雨、览江山、顺天应时,在其心中勾画新的社会蓝图、政治理想、政治纲领、政权结构。在他们的大纛下,聚集一批政治精英、思想精英,谋略天下,架构理论,信仰一宗,志夺天下。

记得18世纪法国杰出的哲学家爱尔维修曾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多少年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几乎用同样的语言又重述了这一观点,表示对这位哲学家观点的完全赞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降生于中国辛亥年前一年的姚雪垠,正临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点。历史的机缘摆在他面前的正是世界棋局中的一个空前的大舞台。姚雪垠由此登上了历史的主舞台,亲身参与推动了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文化变革。

这里,我要着重提到一桩历史传奇案,就是1924年冬到次年春,少年姚雪垠在信阳求学的返乡途中,被土匪绑票,收为义子,经历了为时百天的绿林生活。我将之称为“百日绿林”。姚雪垠后来常说:“这一段少年时期的绿林生活对我后半生的文学创作起了重要作用。它不仅使我写出了《长夜》,也对我写《李自成》很有帮助。”(姚雪垠:《学习追求五十年》)

“百日绿林”事件,从后来对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影响看,无论是姚雪垠本人,还是后来的研究学者、史学家、传记作者,对它的意义影响的深刻性、久远性都远远估计不足。最主要的影响是它为姚雪垠的血液注入了金石声、大丈夫气,或者换种说法是江湖气、“匪气”,使他原有的性格基因从此更加苍莽,更加粗犷,甚至说是粗糙起来,这恰恰是与时代精神合拍的,是他终身受用的。绿林逆取,武林会盟,绝处逢生,反败为胜,攻守易势,纵横捭阖,起承转合,合纵连横,伐谋伐交,摇曳生姿,这些“三教九流”的智慧都是铸造姚雪垠多重复杂性格的元素。历史往往是这样,哪怕是不足为历史记忆的意外的不足道的事件对一位承天运人物性格思想命运的影响,尤其对其少年成长阶段的影响是刻骨的,终身的,裂变的。如少年周树人突遭家庭变故,天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品咂炎凉世态的戕害的影响;哈姆雷特与亡父幽灵的对话,对哈姆雷特的性格和行为的影响;曹植遇洛神溺鬼而精神分裂的影响;屈原遭谗毁而扶壁问天,披发行吟泽畔,怀石沉沙的影响,不一而足。负面事件对人的心理精神刺激和影响的深度、力度、持久度比正面事件的影响度不知放大多少倍。这方面也许研究者不愿点破或有意回避。

姚雪垠以现代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奠定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现、当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不二地位。但是,姚雪垠又不限于一部经典历史小说。他在抗战文学、文艺理论、明清史学、散文、古诗词、语言学、书法美学、艺术哲学诸多领域都有足堪为历史回望的业绩,由此,可以说,姚雪垠是集小说家、文艺理论家、史学家、思想家为一身的文坛大家,茅盾先生誉之为“文坛飞将”,其实,若称之为“东方姚翁”或许更为切要。“翁”者:博爱、博大、施仁、布道、蔼然、长寿之谓也!据姚海天先生披露,在《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之前(1963年初),姚雪垠曾与该书责编江晓天和文学室主任阙道隆争论道:“不要说像我这样的普通作家,即使将曹雪芹和托尔斯泰找来,我也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挑出许多毛病。”在这段历史掌故中,除了姚雪垠的自谦,我们不是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姚雪垠心向往之的自觉以大师为宗师的苛责、期许和自信、自负的豪迈情怀吗?

举凡诗史型巨作都是与巨人式作者不可分的。根据我多年的研究思考,我认为,作为一位巨人式文学大家,姚雪垠身上有着迥异常人的人格特征和思维特点,概略说来:

一、制高点运筹的战略级思维;

二、高度自信的霸气豪气;

三、文史哲通达的哲人睿智;

四、熔铸古今、会通中西的艺术哲学;

五、结撰枢机的超凡艺术;

六、志在超越的创新精神;

七、绝处逢生的超人胆识;

八、反抗绝望的顽强斗志;

九、瑰丽浪漫的诗人气质;

十、“马拉松”预言的高远境界。

一切的必然都寓于偶然,“这一个”姚雪垠包孕着繁复的已知和未知,为后来者对姚学的“接着讲”、“照着讲”、“对着讲”、“讲自己”标出了坐标。

时间是一切历史文明最终的裁判者。

有学者指出,考察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先进文明与否,生命力如何,是以“世纪”的长度为时间单位。也有学者指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传统文化,从排拒、碰撞、选择到涵融,要历经三四百年时间方可完成。以姚雪垠发表处女作《两个孤坟》的1929年为界,在他迈向文坛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以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1918年为起点)已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如果说以鲁迅、茅盾为代表是第一代,那么,姚雪垠大致可划为第二代。他漫长的人生横跨了三个大的时代。就文学史断代而言,则是横跨了现代和当代两个大的时代,其真正发出划时代璀璨耀眼光芒是在当代。至今,鲁迅离开我们已经83年,茅盾离开我们已经38年,姚雪垠离开我们已经20年。若是以上述“世纪”的时间单位标准来衡定检示新文学的涵融度、成熟度、实绩和生命力,那么,对其两代人成果的检验还要永续下去。而事实上,近百年的文学史、文化史,对两代人的评价,确实犹如过山车,陡险颠簸;又如无垠的夜空,时晴空,时阴霾。但是,无论是在峰在谷,是晴是霾,是神、是人、是鬼,可以说都绕不开他们的名字。即使阴霾蔽空,而大星依然存在,依然星辉月朗。他们的名字已经化作历史文化的符号,犹如空气和阳光,即使看不见、摸不着,但是离不开,是被过滤化、抽象化、形而上化、甚至变形化。因为他们的精神创造早已融入了这个民族的精神,融入了民族的文化传统的血脉和精魂里去了。这也许正是姚雪垠生前立誓和预言的“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的真谛。

姚雪垠自青年时,一踏入文坛,就春潮带雨,携雷带电,为文坛江湖带去了异质新异的呐喊。在开国前的国统区,同为左翼进步文化阵营的胡风对姚雪垠穷追不舍,誓欲追杀,党同伐异,唯我独尊。新时期的前期,思想界、学术界既出于对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化危机的记忆,又体认乃至误解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挑战,遂造成对近代以来近百年对中国文化研究传统的漠视,泛起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决绝的癫狂作达之浊流。认识上的偏颇不能不造成对策上的失误,导致治学术乏思想,构思想乏学术。致使批判的武器,大而无当空虚乏力。刘再复目空一切、横扫一切,开弓第一箭,他首先将箭靶立在文坛高地,以验其技艺之功效。他选定擒姚雪垠祭旗,疏离学理,甚至污蔑毁谤,欲置于死地。而历史标示的力量是真的艺术的生命越辩越明,越炼越闪光。它弃绝了浮华,吹尽了黄沙,过滤了杂质,还生命艺术以刚健、质朴、厚重、真实。记得冯雪峰生前曾说,一生弄理论而拿不出创作的实绩,历史最终是不承认其地位的。多少有点门户之见的胡乔木评价冯雪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仅有的三个半理论家之一〔陈早春:《蔓草缀珠》(增订版),《回望雪峰》第1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冯雪峰的遗言遗志,应该说有着清醒理性的真理的力量。记得刘勰在对曹丕、曹植的格调对比后,告诫后人:“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这说明,评判是非,对衡望宇,要节制人情心理,力戒尊卑之势,由事中见理,让时间裁定。

一个健康理想的现代社会,理应尊重差异,欣赏多元,鼓励百家争鸣,包容诸家之言。社会能否构建这样的机制,作家(或公民)能否有这样的气度胸襟,无疑是检验社会文明程度,作家气度、境界的试金石。令历史动容的是,“我决不落井下石”(姚雪垠语)。姚雪垠在其论敌背时时坚守住了他如雪般洁白的高风亮节!

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和艺术的结晶莫不是经由时间的熔炉冶炼、岁月的筛子过滤而积淀下来。后来人是在人类历史文明的海滩上俯首捡起的一枚闪亮可心的小贝壳。

历朝历代的举义者是可欣慰的,由他为李自成氏和明清政治集团作正史立传。

中国的17世纪至18世纪之交的历史拐点是可欣慰的,由他复活这盘大棋的腾挪跌宕、虎吼雷鸣。

中国的现、当代文苑是可欣慰的。若无他横空出世,几多历史人物、英雄豪杰将永没昨夜星辰,这段历史所内蕴的思想文化资源将永远锈蚀斑斑;中国文学史、史学史的文学家谱系、史学家谱系和艺术典型人物画廊将缺失那颗颗大星,中国的现代意义的长篇历史小说流派将缺位这尊开山祖。

世界文学史、文化史的长河是可欣慰的。若无这位老艄公的劈波斩浪,这首洪波曲就缺了汪洋澎湃的这一雄章。

有学者指出,世间有莎学、托尼学说,还有红学、金学、鲁学、茅学、钱学,姚雪垠及其创作的全部成就理应立“姚学”(或“李学”)。

由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而立以独立的一个学科,需要具备这样几个近乎苛刻的特征:其禀赋呈现足够丰富的创新性;创造了史无前例、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创造主体和艺术人物的性格丰富、复杂、鲜活、真实,是包容性、资源性、再生性很强的思想巨人;作品主题摄取了时代的精华;艺术规律的创新探索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别立新宗,独创新文体,足可为后世垂范;语言创造形成了独特风格;作品对后世、对世界有着久远的影响,形成了公认的新的流派,经得起“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的时间的检验;其研究史源远流长,经得起不断被阐释被批判被否定被酷评被开掘而能不断焕发生机,永葆生命的恒久魅力。统观姚雪垠及其全人全文,迄今为止,一一具备上述特征,名归“姚学”,是历史的客观存在。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创作并不从姚雪垠始,鲁、郭、茅都是先驱。鲁迅的《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郭沫若的《豕蹄》(1936年出版),茅盾的《宿莽》(1931年出版)都是杰作。但是,中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奠基、成熟和绽放确实是由姚雪垠开其绪,由此,奠定了姚雪垠作为长篇历史小说的开路派、建构派之父之地位,真正显示了他在这一领地成熟的创作实绩。是他,将我国现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地位提升到了应有的时代高度;是他,在某种意义上将中国文学在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航道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他,在世界文学俱乐部中为中国文学和东方文学赢得了显赫位次和崇高荣誉。我们称之为“一代宗师”。德位相配,实至名归。我们不禁为巨匠洒泪,为英魂吟泣,为民族骄傲!

继承中国新文学优秀传统,继承姚雪垠留给后人的这份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为推进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大业、推进中外文化交流服务,当下深入地开展姚学研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途径。姚学研究的核心是自觉的问题意识和理论眼光。回顾新时期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姚学接受和研究的历程,姚学可以说是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整个社会思潮尤其是与新时期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主体性讨论的潮流同沉浮、共荣辱。《李自成》这部历时42年分卷陆续推出的鸿篇巨制,在近60年的审美接受过程中,作者和他的传主形象一直在发生着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般的戏剧性变化,这恰恰是“这一个”姚雪垠的独特魅力所在。如果换一个角度,将历史镜头的焦距拉长,我们站在大历史的宏观视野和历史背景面前审视,某些在几十年之内发生的事情,我们确实可以忽略不计。虽然它对那个时刻在场者存在的主体生命和艺术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是姚雪垠生前立下“马拉松”寓言式哲学的奥旨所在。

以“纪念姚雪垠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6届年会”和“纪念《李自成》出版五十年”为契机,形成了新时期“姚学”研究的第一次热潮,标志是《纪念姚雪垠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新文学学会第26届年会论文集》与《文学“马拉松”——出版五十年研究文选》的诞生。在《文选》一书的《编后记》中编者开篇即指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李自成》既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前瞻性的论断。但是,编者只说对了一半,他只说了作者的代表作,未指出的另一半应该是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永远的读者和批评家也是个巨大的存在,更是个复杂的存在。唯其全人全文全程的“复杂”,是个“资源性”的“富矿”,故蕴含着无限丰富的意蕴,为后人在多维视野中研究、批判、阐释“姚学”进而进行姚学史的研究储存了宝藏,埋下了伏笔,为“史的自觉”提供了可能。与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茅盾研究等相比,姚雪垠研究的起步时间几乎是与之同步。但是,现有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与前两者都不能相比,这恰恰说明今后对姚学的研究和创新的空间十分广阔。远在1979年由姚雪垠倡导成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即中国新文学学会的前身)之后,创立了“姚雪垠研究中心”作为该学会的二级机构。2000年中国作协设立“姚雪垠长篇历史小说奖”。今年姚雪垠研究分会的成立,为今后系统综合开展姚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在姚雪垠的文学、史学探索道路上,他是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国革命进程、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国新文学运动、世界先进文化思潮和西方多元文学流派的会通节奏而形成了自己开放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创作方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记文学的理论,自成体系的、科学的唯物史观。

鲁迅先生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之《“题未定”草(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第444页。)

正是基于姚雪垠“全人”与“全文”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姚学研究者提出了多维视野、宏观视野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可以用多学科、跨学科、系统化、综合化的研究方法。换言之,可以用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史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伦理学和中外比较文化学、比较文学、比较史学、比较美学、比较伦理学、比较哲学、人学比较法、历史比较分析法进行全方位的考察研究。如研究姚雪垠人格结构与创作风格;姚雪垠文艺理论与艺术哲学;姚雪垠与艺术心理;姚雪垠历史小说文体创新性;《李自成》中的悲剧美学思想;姚雪垠开放的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实践;姚雪垠史学观;姚雪垠与接受美学;姚雪垠与世界眼光;姚雪垠与中外文化;姚雪垠与中原文化、京派文化、与方言;姚雪垠与诗书画艺术;姚雪垠与鲁迅、茅盾全人比较研究;“姚学”研究与国际合作等。

我们期待,在若干年后,在姚雪垠研究之研究方面,能见到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小说传统,与姚雪垠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相辉映的深厚的“姚雪垠研究史”诞生,在姚雪垠研究之研究的园地开掘出一片丰饶的沃土。

《一代文学大家姚雪垠》是部文学的普及读物,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图文并茂,亲切耐读。从人生、文化、文学、思想等全方位地深入传主内心,贴近读者需求,满足社会期待,适应时代精神,所以书刚一问世,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此次修订重版,它除保留了原书中的《姚雪垠小传》、《姚雪垠:‘无止境斋’永无止境》、《姚雪垠故事》、《我心中的姚雪垠》外,在后者通过林默涵、刘白羽、王国权、马烽及王庆生等人或发言或撰文,添入了姚雪垠先生的文学精神和人格道德等内容,使此书更加立体、丰满。本书自问世以来,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读者多认为书中最珍贵的是“我心中的姚雪垠”内容,其突出的特点是很好地发挥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功能。通过对传主故事和人物性格的生动叙述,阐明了生活的真谛,给正在迷惘困顿中的夜行者点亮一盏灯,也激励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磨砺坚强意志,陶冶高尚情操,拓宽宽阔胸襟,涵养人文情怀,提升人生境界。通览此书,一位爱国、豪气、刚正、通达、志高、勤奋、严谨、博学、睿智、坚毅、洒脱、诙谐、率真的历史老人伴着音容笑貌,从书中向我们款款走来。此书原序作者王维玲先生,乃文学前辈、编辑大家、姚老的至交,对此,已开宗明义、高屋建瓴,有全面、深刻、亲切的论述,兹不赘述。

中国史哲向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鹄的。

遥想两千多年前,太史公笔下的那陈涉,那项羽,那虞姬,那刘邦,那张良……那世家,那本纪,那列传……多少的刀光剑影,多少的戍楼刁斗,多少的俊杰男儿,多少的江山美人,纷至沓来,一一奔腾至太史公的胸中。他挥动刀笔雕镂,锦绣罗胸,屏息静气,全神贯注。他每着一字,常常掷笔三叹。他将满腔悲愤、一腔悲悯都滴注在千年虫蠹的竹简上。

江山多娇万种情,唤得雄杰千秋泪!

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暮秋,我和我太太在河津友人王锡义、尚根仓的陪同下拜谒了太史公祠。太史公祠简约苍莽,一坟孤悬,倔强地屹立在黄河岸畔,俯瞰脚下黄河滔滔。我们一行从正面弓腰拾阶而上,从背面踏着数百块磨盘石踽踽而下。

“君不见,大明从大汉走来,大顺从大汉走来,大清从大汉走来,共和国从大汉走来……大汉从张楚走来,你我的列祖列宗从大汉走来!”

太史公不死,姚雪公不生!

二公乃吾邦吾乡斯族斯民的鬼雄史魂。

今年清明前夕,我携家眷与姚海天夫妇一起祭扫了北京西郊姚老夫妇的墓。先生的墓地上又长出了青翠的小草和野花。我躬身摘了一朵不知名儿的花儿。我凝视着谛听着瑟瑟花儿,我想,我该向花儿倾诉点什么呢?

是夜,梨花滴泪,杨柳生姿,风声雨声中,我移步庐外,遥望北斗,深鞠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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