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号日前推介《中国西部开发史》巨帙，引起读者关注嘉许。

然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张波教授早在八十年代改开之初，即研著《西北农牧史》做拓荒性探索。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九十年代又对绿洲农业和副热带绿洲形成作史地学研究，使人知丝绸之路是由北非大河至中国河套，珠连成带的干旱半干旱区绿洲生成。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本号今推张波教授当年参加农业考古国际学术会两文，使知古丝路起源正是绿洲和绿洲农业演生发展的历史过程。论文较长，而值得研读。

作者简介

张波，著名古农学与农业历史学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本校副校长，及陕西省政府参事、中国农史学会副会长。出版各种著作20余种八百余万字，代表作《西北农牧史》获中国图书奖，专著《农业灾害学》并编为全国高等农业院校教材。另著《农史研究法》《国学两谭》《中国当代农业改革发展史纲》《中国西部开发史》《历代农业科技发展述要》《不可斋农史文集》《农言绛帐集》《曲水兰亭诗文集》；主编有《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等；校注整理古农书多种。研究学科跨度大，发表论文及各类文章约200余篇。著作多为省图书馆专柜珍藏，膺列“陕西学人”谱系，舆评有口碑。

编者导读

值“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本号推出张波教授《绿洲农业起源初探》《中国绿洲——东西亚古代农事交流的纽带》两文，以及《中国西部开发史》一书，回顾西农古农学研究在古代丝绸之路研究中的农史之声。东西交流，在旧石器时代便已存在，但此时的交流以采集渔猎活动为绳引，或是一种追逐食物资源与生存空间的移动，属于断续性交流。但自绿洲农业起源之后，以中国绿洲的产生为先声，东西交流发展为持续性交流，即农业交流，其在东西交流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汉以后，丝绸在东西交流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后世学者以此命名为“丝绸之路”。《绿洲农业起源初探》《中国绿洲——东西亚古代农事交流的纽带》两文正是在古农学和农业交流角度，考察绿洲农业与东西交流的理论关系。以此视野观之，农业绿洲在东西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作用。历史上的中国王朝，在绿洲农业的基础上，建立屯田制度，将东西交流制度化。凡此种种，皆渊源于绿洲农业社会作用、政治作用的发挥。

中国绿洲——东西亚古代农事交流的纽带

张波张纶

酷旱高燥气候背景下的亚洲大陆腹地，正是中国荒漠绿洲充分发育区域。天然的山脉走向，特殊的水文资源，塑造出珠连成带的中国绿洲。这条绿带西起帕米尔高原，歧南北两支分布于天山和昆仑山麓，再合一穿越祁连山下河西走廊，东界达黄河套区，大小绿洲错落绵亘6000余里，为中国西北部特异地理景观。

再放眼中国绿洲两端，西接阿富汗，辗转伊朗、伊拉克，皆西亚境地，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为中心的旧大陆农业起源地即辐射此域；东端则直接北中国黄土区，域属东亚境，系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旧大陆另一著名农业策源地。西亚两河农区与东亚黄河农区各自独立的起源地位已为学界论定，然而世界两大超级农业文明源并非天各东西毫无双向联系，事实上东西亚农事交通远古时代已经凿空，数千年来以农业科技为要义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脉相通。这条古代东西亚大动脉今称“丝绸之路”，但就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观点而论，背负东西亚农事及经济文化交流历史使命者，实为横贯亚洲内陆的中国绿洲纽带。

一、中国绿洲区东西亚农事对流互通之史迹

大凡古代农事远距离交流，多伴生于广泛的经济文化互通过程。东西亚经由中国绿洲地带的经济文化往来的远古史迹，早在先秦典籍《山海经》、《逸周书》、《穆天子传》等书中已凝聚为不无根据的神话和历史传说，许多中外学者曾大胆地对古代中国与巴比伦、波斯间的国际交流作出跨文化推论，认为二者交往历史源远流长，现代考古发掘也层出不断地为之提供可置信的实物凭证。汉代张骞开拓西域交通，中西亚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更著于历朝史籍，有关农事方面的文献记录斑斑可考。综合这多学科研究的资料和成果加以抽绎，数千年东西亚农业领域交际的历史脉络，中国绿洲得天独厚的史地功绩，自可昭明中国乃至世界农史。

(一)农作物嘉种东西互引 东西亚原始民新石器时代之初就因地制宜地驯化野生植物，大约距今七、八千年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原始农作物体系，西亚作物系统以大麦、小麦等麦作为中心，东亚作物系统则以粟、黍、稻为主体。两大农作物起源地显然史前便展开主宗作物的有无互通。为世公认的黄河流域起源作物粟子，在新石器时代经中国绿洲西渐，播殖中亚西亚，后至于欧洲，故世界各地栽培粟与中国品种多有亲缘关系。西亚原始麦作东传遗迹同样清晰可鉴，新疆孔雀河古墓出土4000年前普通小麦和哈密五堡遗址出土的3200多年前青稞穗，确证麦作入境颇早而西域绿洲最先引种；不久再传至关中西部，先周之民称小麦曰“来”并神化为天降瑞谷嘉种，是知麦类“西来”之说渊源有本。大约上古时代，东西亚栽培谷物主要种类多取道民间，经中亚绿洲辗转互引传播。

中古时代，东西亚作物广泛交流达于高潮，作物种类除谷物外，牧草树木以及果蔬桑麻等经济作物也充分通其有无。交流途径除民间渠道外，兼以国际间长途贡纳和部族间战争掠夺。根据《史记》、《汉书》以降的史书、方志、本草类文献著录，西亚农作物东传的种类有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芝麻和亚麻)、大蒜、胡桃(核桃)、胡豆(豌豆、蚕豆)、胡荽(芫荽)、莴苣、胡瓜(黄瓜)、菠菜、金桃、西瓜、蓖麻、胡椒、波斯枣、无花果、胡萝卜、巴旦杏、齐墩果等等。东亚为世界植物资源富集区，农作物嘉种西传过程必更充分，可惜西亚古国文献往往缺载，有关历史湮没无考。本世纪初叶，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劳费尔《中国伊朗编》从文献学和文字学材料多端考据，辩证东西互传有50多种植物。近年李璠著《中国栽培植物史》从生物遗传科学的立场提出中国原产作物大量外传的可能及线索，中外学者若就此深入钩稽，两区原产作物特别是东土西传作物种类将愈辩愈明。亚洲东西两区作物互通路线必由中国绿洲带，许多作物在此经多年风土驯化而再传至远方，故史籍或作为西域本土作物记载。大约至宋元时期，东西亚传统作物种类以其适应性完成相互引植的历史过程，当明清时期海路畅开，东西亚陆路农作交流关系近于冷落，代之而起的是欧亚农作品种经海路的直接交流，以及美洲作物全面传入东亚。

(二)家畜优良品种西来东往 饲养动物的驯化和起源地是个尚在探索中的复杂问题，但肯定地说东西亚同是原始家畜饲养优先兴起地区。后世所见传统优良品种多盛产东西亚，二者之间良种互引历史世代相承。西亚大家畜以马称著，这里干旱草原连接中亚荒漠草原，形成世界最大良马基地；原产非洲东北部的驴公元前3000年左右首传两河流域，此区又成名驴繁衍地；马和驴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先杂交成骡和駃騠，故西亚马属家畜自古驰骋天下。先秦时代西亚马、驴优良品种连同二者杂交技术渐入黄河流域，汉武帝梦寐以求西方“天马”“神马”，成为张骞通西域的史因之一。此后历朝各种途径引进中亚西亚良马事史不绝书。引外马多“以之作种”，“既杂胡种，马乃益壮”。例如历史上著名的“青海骢马”日行千里，“盖乃得波斯马种云”。西亚小家畜以绵羊、山羊品种最佳，且有驯养最早并由此向东亚及世界各地传播的充分证据。历史上广见西域和西北地区的大尾羊，体大如驴，载尾于小车方能行走，史籍众口一辞指明原出大食诸番，故又名“胡羊”，其余西来畜禽良种，间有记载，终不似马羊不绝于史。东亚大家畜以牛类称著，特产水牛和牦牛，中国黄牛也频多优良品种。水牛如同水稻西传一样，经印度流入西亚的可能性更大，而青藏高原的牦牛无疑是沿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和西亚高寒山区。东亚小家畜以中国猪种最为驰名，西传历史颇早，据《大英百科全书》所称：“早在2000多年前，罗马帝国就引进了中国猪种，改良他们的猪仔而育成罗马猪。”生物学家公认中国猪对欧洲早期猪群进化具有重要影响。东亚畜禽嘉种西传史实国外文献同样存在着缺佚之憾，但中国家蚕的外传却为古今中外之共识。“根据档案中的调查和对从古代遗址挖出的文物研究”,中国人驯化的这种“奇虫”及饲养技术，公元2—3世纪传至西域和田，继沿丝绸之路西进，6世纪已达欧洲君士坦丁堡。东方丝绸和蚕桑养殖技术传播路线完全一致，中国绿洲种桑养蚕和丝绸纺织正是适应这种国际经济交流而兴盛起来。

(三)农业科学技术双向传播 东西亚农业科技互传历史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特别是土地利用、农田建设、水利工程、农作制度等重大科技交流更需弄清来龙去脉。目前可知的多是作物栽培和家畜养育方面的交流，而且主要是随着农用动植物品种传播附带的技术措施。例如苜蓿、葡萄等西来作物渐入西域而引入内地时，其栽培技术也随之传入东土。汉人初习这些外来农艺，先采取园艺试验方式植之帝苑离宫别观，掌握栽培要领后广种于秦中，再普及于中原。后来葡萄酒酿制法也传入内地，《唐书》清楚记载其始末：“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太宗自损益造酒，为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同样上述桑、茶、蚕、猪等西传嘉种也附带输入了精妙的种养技术，例如中国猪的饲养和管理措施传至西方就颇受推崇效仿，达尔文在《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迁》中赞赏“中国人在猪的饲养和管理上费了很多苦心”。英国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盛赞唐代全面介绍茶树栽培和茶叶加工的专著《茶经》一书，使国外引种者“俱受其惠”。蚕桑纺织技术汉晋间全面传入西域史籍可证，遂后渐入西亚，据《经行纪笺注》记唐天宝间大食国即有中国侨居者从事蚕织技术传习。作物家畜互引必然伴随农艺和农产品加工的传播，若能依照这一思路探求东西亚农业科技双向传播线索，必将有更多发现。

二、中国绿洲所见东西亚农业交汇融合之特征

古代农事交流非同商品贸易，一般必经循序渐进的移植过程。东西亚作物、家畜和农艺常以中国绿洲为中介，完成风土驯化和民俗的调适再继续传播。这种历史既久的双向交流对中国绿洲农业发生发展以深刻影响，使其兼有东西亚农业某些特征，分析中国绿洲两种农业交汇融合现象，可充分揭示本区在东西亚农区间的特殊地位和纽带作用。

(一)水溉旱作的灌耕农业 若就农业起源中心地及其耕作特点质略而言，称东亚黄河流域为“旱耕农业”，或称西亚两河流域为“灌溉农业”，地处其间左右逢源的中国绿洲农业则兼而有之，可以“水溉旱作”概括其特点。水利是绿洲农业的命脉所系，绿洲之地没有灌溉就没有农耕，干旱荒漠区的中国绿洲更无雨养农业可能。中国绿洲水利资源来自境围高山融雪，农业基本条件与西亚两河流域无异，两河平原农业同样依赖域外高山水源、形成大河灌溉农业。两河流域灌溉基本方式是利用季节性河水泛滥进行自流漫灌，而中国绿洲原始灌溉与此一脉相承，新疆至今偶尔所见的“撞田”可为见证。独特的坎儿井灌溉，《新疆图志》注称“波斯坎渠”,伊朗目前还是坎井最多国家，据说有2500多年历史，坎井自西向东的传播关系，无须再首鼠两端；同样西亚大河水溉与中国绿洲灌耕之间源流关系，也似乎不必长期疑而不论。中国绿洲耕作特点迥异于两河流域，完全引用黄河流城旱作方式，采取耕耙耱锄等基本措施，形成以抗旱保墒为目的的耕作栽培技术体系。旱作起源于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发展至秦汉，旱农节水技术已配套成系，且充分表现出精耕细作的农艺特色。恰在这一时期，秦汉王朝相继拓疆实边，移民戍卒大兴屯垦营田，内地先进的旱作技术随着传入河套、河西、西域地区，全面改造了原始状态的绿洲耕作技术，天然河泛漫灌后只有粗放播获的绿洲原始农业，遂为精细的内地传统旱作技术所取代，唯农田灌溉仍保留着西亚两河式的基本特征。

(二)粟麦并重的作物结构 中国绿洲区粟麦为主的作物结构始于史前时代，虽然历代作物不断增益，但粟黍和麦类主体地位全区范围无大改变。西北考古报告表明距今三、四千年以前，黄河流域的粟、黍等耐旱作物已遍植于各大绿洲，同时期西亚的小麦、大麦、黑麦等麦类作物也引进本区各地，在水灌旱作的栽培条件下均能充分发展，成为终古不衰的绿洲主要作物。这种稳定的主作格局与黄河流域粟麦盛衰历史颇不相同，在黄河流域粟黍由起源地位，达于盛极而趋于衰竭，种植面积呈现缩小的历史趋势，相反麦类从无到有，引种区域不断扩大以至成为首种作物，中国绿洲在保持粟麦并重的主作传统同时，据汉代以后文献和考古资料可见，历代相继增入的作物主要有：桑、大麻、胡麻、棉花、罗布麻、大豆、高梁、水稻、苜蓿、葡萄、胡桃、杏、桃、梨及各种蔬菜，各类作物基本种类虽“宛如中土”，终未改变粟麦为主的作物结构。历代累增的作物仍属东西亚合璧，为旧大陆两大农区交汇融合的历史产物。

(三)错综复杂的农牧关系 灌耕农业为中国绿州主导经济，这从绿洲自然条件和农史历程皆可论定。但是全面考析绿洲经济结构，特别是论及农牧业二者的关系，其交错迭移、消长兴替实非他区可以相比。中国绿洲北部镶嵌于北温带荒漠草原带，世为蒙古高原和北天山之外的游牧部族所觊觎，胡骑“南下牧马”数千年史不绝书，其南部依傍青藏高原，西羌、吐蕃等高原游牧族都曾入主河西以至西域绿洲；其西部毗邻帕米尔高原以至哈萨克丘陵和伊朗高原广大牧区、正是中亚西亚游牧部族群雄逐鹿之地，西方牧民辄入中国绿洲施加畜牧影响。当游牧族攻占绿洲，农业必遭劫掠而濒临破产，甚者渠地毁废，田园沦为牧场，绿洲农牧业的比重乃至主次地位往往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农牧关系的大起大落在半干旱区的河套和河西的绿洲最为显著，这里农牧业新石器时代已同时发生，至先秦时代游牧业突飞猛进，绿洲完全转变为牧区；汉代北逐匈奴为首的游牧族于大漠外，重新垦发边都绿洲，农业再次恢复主体地位；魏晋北朝间西北牧族再度南迁，绿洲游牧业重新崛起；唐代以后河套河西绿洲农业主位终于巩固，但农牧业的消长仍在一定范围浮动不定。西域干旱区绿洲是绝对意义的灌溉农业，原始时期畜牧比重颇大，城郭居国形成后农耕成为主业而稳定发展。周边游牧族虽代有侵入，绿洲终非理想的驻牧之地，只有半山区草场和低隰草地，保持着较大规模群牧传统。总观中国绿洲农牧关系，由于水文风土条件制约，东西亚农区虽源源不断施加影响，但农牧消长多变影响之中仍不失灌耕为主的基本特征。

三、中国绿洲带独具东西亚农事交流传播之功能

中国绿洲作为东西亚农事交际主渠道，经历数千年而未曾改道易辙，今日仍潜在着巨大的多方面的交流传播优势。这种独特的纽带功能既取决于亚洲内陆山川地理形势，同时取决于古代绿洲政治、经济、文化情状，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因素综合利用的产物。

(一)珠连成带的天然通道 绿洲就大地貌而论，显然是荒漠中的特殊景观，故有“沙漠岛”之喻；而从地理本质看，绿洲命脉系于域外的水文单元，是干旱地理环境与特殊水资源矛盾统一的产物。中国绿洲地处欧亚内陆，号称“亚洲之心”，在远离大洋和高山屏障之下首先酿成极端干旱的内陆气候，经漫长风蚀、沙化、盐浸过程，渐成跨越北温带上40个经度的广袤荒漠；大漠外围横列的各大山系则是涵养绿洲的渊薮，丰沛的高山降水形成巨大的冰川雪原。暖季消融后汇流成河，浸润淤灌戈壁沙碛，渺无人烟的荒漠遂出现块块可供生命依托的大小荒漠绿洲。中国绿洲东部有祁连山和北山夹峙成狭窄长廊，绿洲则以祁连山融雪水源状况间隔分布，山脉形势和绿洲驿站共成狭窄通道，称“河西走廊”，若无绿洲贯穿虽取道走廊亦难以通行。中国绿洲西部是天山和昆仑、喀拉昆仑山脉环绕中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源于高山冰川的河流沿大漠边缘塑造出无数农业绿洲，断续分布构成两条绿色通路，即古丝绸之路的南北道，中国绿洲带的南北部分别是蒙新高原和青藏高原游牧地区，故舍珠连成带的绿洲，古代作物家畜逐步移植和农业技术的渐进推广均无所依托，中国绿洲的农事交流传播功能首在地理形势之中。

(二)城郭居民潜在迁徙性 绿洲经济以灌耕农业为主体，前提则必以定居为条件。中国绿洲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农业遗址散布，秦汉时期蔚为城邦式的居国，天山以南的“城郭三十六国”制度最为典型，史称“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 ”，“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数千年间绿洲自成的蕞尔小国和定居农业传统虽相沿不移，绿洲居民的流离迁徙亦世代不绝。首先绿洲各种自然力的营造和侵蚀，生态环境处于不断的变迁过程。考古所见古老的渠田、城堡多被淹没沙漠之下，现状调查也可见沙漠化迫使绿洲边缘的农田退缩，有时成千上万的居民不得不迁徙其他绿洲。古代落后漫灌往往造成淤地抬升或积水盐渍，农田大片弃耕的遗迹至今可见。其次是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历代绵延不断的战争，游牧部族的侵入，东西方民族相对流动，使得绿洲居民较一般农区人口更富迁徙性，构成农事交往中最活跃的因素。

(三)绿洲社会的商贸传统 绿洲孤悬荒漠，地域局狭，资源相对贫瘠。绿洲居民为丰富物质文化生活，势必要向临近绿洲乃至荒漠以外的农牧区寻求补充。然小国弱兵无力以军事对外掠夺，唯通过商业途径与外界互济有无，由此孕育出绿洲居民根深蒂固的商业性品质，汉代开通“丝绸之路”，绿洲更负有商品集散中转的地理使命。这种商贸传统历代相承构成古代绿洲社会又一经济特征，中古以后逐渐出现善务“货殖之利”的绿洲民族。唐、宋时期西迁的回鹘遍布“丝路要道”，为商旅提供给养，保护商道畅通，同时居民也身兼行商坐贾，成为我国历史上富于商业素质的民族。明清以后的维吾尔族祖述其传统，集聚于西域绿洲要道上充分施展商业才能，至今新疆维民尚保持经营商业风气，商品经济观念优于其他少数民族。古代绿洲商贸以农牧产品为大宗，流通领域的顺畅直接关系绿洲区经济发展和农业科学技术的交流，古代东西亚农事传播大都包含在熙攘往来的商贸历史之中。

(四)周边大国的统治经营 绿洲城邦以农耕自立，以商贸系联，构成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绿洲民族体；但是孤国寡民和地理局限，决定绿洲难以自成强大的军事势力，更不易组合成统一的武装联盟，因此在政治上历来受制于远方的大国。崛起于北方的匈奴曾长期奴役西域，设童仆都尉，“赋税诸国，取富给焉。”遂后柔然、突厥、蒙古及西部哈拉汗、西辽等政权势力也曾深入西域诸国。吐谷浑、西夏、吐蕃等族也曾经统治过河西以至西域绿洲。但是统治绿洲历时最为长久并相继认真经营的还是中国历代王朝。从汉代起绿洲诸国已纳入中国版图，“汉之号令班西域矣”。此后凡统一强大中央王朝一般均保持对绿洲区的统辖，即使文弱朝代也极力扼守河西绿洲，苦心孤诣地经营走廊要道。周边大国介入绿洲施加政治影响，同时也输入作物家畜和农牧生产技艺。特别是中原各朝相继向绿洲地区大批移民屯兵，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用内地先进农艺改造落后的绿洲农业。于是，绿洲地带成为东亚黄河流域农业直接向西方传播的转输地，值得注意的是西亚各国对中国绿洲区的影响，农事方面似乎非常显著，而政治方面始终未构成逞强中国绿洲的势力，这倒是个值得从另一角度认真研究的历史问题。

自案：刊于《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与张纶同志合作。《西北农牧史》成书后，思路遂向中亚西亚辐射，欲将旧大陆东西两大农业起源地，即西亚两河流域与东亚江河流城，联结成统一农业时空整体，做一部能涵盖世界农史渊源的大著作。本文属这一梦想的发韧篇章，文前有摘要数句，略见旨归：“欧亚大陆桥开通后，中国绿洲再度成为世人注目地带。本文从农史视角西望绿洲，重温古代东西亚农业交流互通的辉煌史迹，考察旧大陆两大农耕起源地在此交汇融合的农业特征，分析构成这种特殊交际功能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从而揭示出中国绿洲在东西亚农事交流中的独特史地地位。”

文章来源：张波：《中国绿洲——东西亚古代农事交流的纽带》，《不可斋农史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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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王鹏福

审校 | 艾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