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兴起一股转向历史的学术潮流，被称为“历史社会学的复兴”。历史社会学初兴于19世纪，主要归功于马克思、托克维尔、韦伯等人的研究。这些19世纪的思想家们首先是社会(科)学家，高度关注当时社会面临的紧迫难题，关注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变迁的因果关联和必然性问题。同时，他们也是历史学家，重视对一手史料进行严格的考证，从个别的具体问题出发来获得对人类普遍历史的理解。他们兼顾社会学的理论“求全”与历史学的史料“求真”，所得出的许多经典命题、概念与理论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却成为20世纪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的知识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社会学的再次兴起，主要源于一部分学者希望接续理论与历史高度结合的学术传统，并以此作为“批判的武器”，抵制战后西方知识界追捧宏大理论而无历史意识的主流趋势。在此过程中，这些“反主流”的社会(科)学家们乐观地看待历史社会学“复兴”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试图关联社会学和历史学这两个早已分化、建制非常完整的现代学科。

然而，社会学与历史学毕竟有着不同的认识论原则与方法论基础。社会学强调探索普遍真理与因果关联，而历史学要求史料的真实性。不仅如此，古典社会学内部还有以涂尔干为代表的解释派与以韦伯为代表的阐释派之间的分野，而历史学内部也存在兰克的史料派与黑格尔的史观派之间的分歧。这意味着，历史社会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复兴将在继承理论与历史高度结合这一学术传统的同时，既要面对社会学和历史学各自内部持久的争论，还要直面学科之间的本末之争。即是将历史学作为论证材料，服务于社会学解释、探索规律或本质的“求全”与“说理”取向，还是相反，以社会学的理论、概念与方法来理解“求真”与“说事”的历史过程或现象?不仅如此，这些争论还转移到历史社会学的内部，并且逐渐发展出理论导向、历史导向与问题导向三种不同的学术倾向。理论导向强调知识的性质，历史导向关注研究的思维与方法，而问题导向则强调研究的目的。当然，研究导向的不同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只是侧重点不同，但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追求，也使历史社会学研究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三种研究导向之间相互交替，复杂交织，激发出诸多扩展性研究，从而推动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竞相发展以及两者深度结合的跨学科研究。

其中，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重视知识增长，包括提炼普遍适用的概念与解释模式，对传统历史事件与过程进行再解释，修正或反驳经典理论，因此更习惯于沿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强调揭示社会现象内在的逻辑、结构、规律与因果联系。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主要是扩展社会学经典主题的历史经验维度，关注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工业社会、政治革命、工人阶级等现代性议题的历史形成过程，丰富了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在研究路径上，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或是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运用社会科学方法，重新研究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与历史问题，得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结论；或是运用跨学科的比较历史分析，综合驾驭各种历史材料与历史数据，发现或重新论证社会学或历史学的基本命题，推进社会学理论知识的增长。但是，历史学强调刻画历史细节与生动复杂的历史过程，而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往往利用历史学家整理的文献，主要运用宏观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旨在发现长时段、大范围、粗线条的历史轮廓或规律。学者们在研究中往往难以兼顾二者不同的研究特质，而不得不做出取舍。

理论导向是战后历史社会学复兴的主要特征，主要代表是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他主张在帕森斯功能主义社会学之外实现普遍化、结构化的理论追求。这不仅得到在“反叛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社会学家们的支持(以斯考切波为代表)，而且受到同时期追求理论化的历史学家们的积极响应(包括艾森斯塔特、本迪克斯、汤普森等)。他们充分利用社会科学既定的结构化思维，主要采用比较历史与因果解释等方法，广泛运用历史学的二手文献与数据，重新研究了欧洲与世界历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节点。但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同时遭到来自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强烈批判。卡尔霍恩、麦克唐纳德、阿伯特等人指出，非理论的历史学与非历史的社会学相互青睐，它们不可能真正发展为一个学科，只能立足于其中某一个学科而要求另一个学科向它效忠，受制于某一个学科的评价标准、课程设置等，不断强化这一学科的自我意识与制度建构①。同时，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将社会与历史问题进行学科化处理，不仅不尊重历史学及其对一手材料的要求，而且在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上也不够严谨，得出的理论因受到历史情境和条件的限制而不能普遍化，从而得不到主流社会科学家的认可，更受到主流历史学家的责难。在这个意义上，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只能以跨学科的研究存在于历史学与社会学这两大学科的边缘，反向强化了主流学科的正统地位。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历史学中叙事主义传统的复兴，历史学家们开始用“新文化史”取代“量化史学”与“新社会史”研究，强调语言文化的情境与结构，而社会科学似乎越来越青睐以克利福德·格尔茨为代表的文化阐释学。相应地，主流社会科学的宏大理论、抽象概念、统计方法与变量模型等预设性原则受到冷落。在这个大背景下，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史开始合流，并且重新回到以韦伯为代表的阐释社会学传统，强调理解与再现中微观层次的社会历史过程，改变了此前以宏观比较历史分析寻找普遍法则的解释模式或“宏大叙事”的研究取向。到20世纪90年代，方法导向的研究在历史社会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诸如理性选择理论、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路径仍坚持理论导向，但其目标也只是定位在罗伯特·默顿意义上的“中层理论”，关注行动者的动机与社会后果以及中微观层面的行动机制。

方法导向的历史社会学重视历史思维与历史过程的意义。历史思维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正如查尔斯·蒂利所言，没有历史的社会科学就像好莱坞电影，只有宏大场面而没有人物②。阿布朗姆斯、阿伯特、克莱蒙斯等人也指出，历史意识与历史思维是任何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与基础，社会学应该发挥“历史的想象力”，迈向一种“历史化”的过程社会学③。在历史过程方面，社会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历史研究本身的主体性地位，并吸收历史学的过程叙事方法，积极收集一手文献来确保历史过程的真实性，在具体的时空情境中确立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机制。在具体方法上，新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们发展出几种过程分析方法，如比较叙事法、文本语法分析、内容量化分析、语义结构的概念网络分析、系列事件分析等等。这些针对历史过程的研究方法并不以特定的理论为预设，研究目的是在历史过程中寻找更为灵活的社会行动机制。即使是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也会充分考虑时空条件，遵从时间次序，同时更加重视因果解释机制中的意外因素与偶然变量，从而可以化解历史“序列”与理论“结果”之间的紧张。

方法导向的历史社会学适用性非常强，催生了许多新的研究策略，拓展出诸多新的研究主题，大大扩展了历史社会学的视域范围。人文、社会与自然领域的许多议题，比如族群、移民、性别、医疗、犯罪、家庭、情感、气候、地理等，只要是与人们日常生活高度相关的中微观领域，都已成为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许多非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参与历史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使作为方法的历史社会学充满了活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文研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三种文化”的融合。然而，方法导向的历史社会学缺乏统一、普遍的认识论哲学基础，这带来研究主题的分散化、问题域的具体化与知识的碎片化等问题。但是，当社会科学相关主题的研究都采用历史思维与历史学方法时，历史社会学就不再是“批判的武器”，也不可能成为“独立学科”，而只能是一种基于历史反思的主观感知，即“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其形成的碎片化知识也难以归属到某一主流学科，只能是一系列历史实践的“地方性知识”。

由此来看，在面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本末之争时，理论导向的“传统”历史社会学必然选择其一，参与到无休止的争论中，并且强化现代学科意识与组织建制；而方法导向的“新”历史社会学则是淡化学科之争，把争论消解在知识的碎片化生产中，让争论双方找不到立论的基础与平等对话的对手。如果前者是拉开现代学科之间的距离，那么，后者就是瓦解现代学科，也使历史社会学自身无法成为独立学科。

除了上述两种导向以外，还有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问题导向的研究强调从理解与解决经验问题出发，不重视学科化的知识生产和普遍理论，而是强调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得出带有历史语境或条件的知识(命题、概念、理论)，它不固守或推崇创造某种研究方法，而是奉行“方法论机会主义”。

在问题导向的研究看来，历史社会学并不是历史学与社会学两大学科结合的结果，而是前学科的产物，至少在时间上是与两大学科同时兴起的，因此不能从现代学科意义上来理解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在19世纪初兴，就是为了解释或者理解、反思三大革命(宗教革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遗留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韦伯等思想家都是从其时代的具体社会问题出发，把理论与历史高度结合，致力于理解其所处时代的总体问题域，即现代性问题④的历史形成及其因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较强解释力的概念、命题和理论。之所以说这些思想家的研究是以问题为导向，是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学科意识，不受特定研究方法的限制，以敏锐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深刻把握所处社会与时代最核心的问题，为理解并解决时代问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方案。虽然理论导向的历史社会学也关注现代性问题，但却以学科化的视角来对待现代性问题的总体问题域，把经典思想家的命题、概念与理论提升到普遍适用的知识范畴，并倒果为因，视之为学科知识的基础和透视总体性问题的基本工具。其结果是，既弱化了现代性这个总体问题域本身，也忽视了经典思想家及其方案的历史语境。相较而言，方法导向的历史社会学家们将现代性问题及其解决方案视为宏大问题和宏大理论而鲜有论及。他们更关注现代性问题在中微观生活领域的局部体现与后果，同时重视进入历史现场的方法与技术手段，却悬置了现代性问题本身。

事实上，问题导向的研究一直是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除了上述经典思想家的研究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社会学在美国复兴，也是因为全球反殖民和新兴国家运动、60年代西方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美国国内的反越战与民权运动，激发了“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不满足于系统论、博弈论、结构—功能论以及行为主义的研究。他们认识到需要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90年代之后历史社会学再获新的发展契机，则主要在于经济全球化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带来全球秩序的大变革，局部战争、民族纷争、宗教冲突与移民、难民问题等此起彼伏。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19世纪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的延续，因此更需要我们深入到具体问题的历史形成过程进行具体分析。进入21世纪后，随着“9·11事件”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的转型与变革、资本主义的危机、民族主义的高涨等重大的现实问题汇聚在全球化后果的问题域中，而中国崛起与中美贸易战等又延伸了文明冲突与区域竞争等老问题的讨论。21世纪的全球化问题与19世纪的现代性问题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但已形成一种全新的问题域，需要新的理解，更呼唤新一代的历史社会学家们重新回到关注大问题、大结构与大变迁的历史社会学传统，解释全球问题的历史形成，化解大众的焦虑并指引未来。

问题导向的历史社会学以解释与解决经验世界的时代问题为目的，在研究中需要抵制三种错误的态度：其一，在对待既有理论、概念与方法时，需要抵制“拿来主义”的态度。既有的理论、概念与方法都有其前提预设和认识论来源，并且源于不同的视角和材料，是为了判断、理解和分析不同的问题而提出的。如果对既有知识的使用不加澄清与分辨，不仅不能解决当下的新问题，反而会使问题更为复杂，还可能使既有的知识、理论与命题陷入毫无意义的冲突之中。其二，在对待历史和史料时，需要抵制“实用主义”的态度。以当下问题为中心的历史社会学家们很容易犯史学界经常批判的“时代错置”与“辉格党史学”的错误。他们为了直接有效地论证与解决当下紧迫的社会问题，往往不重视收集与整理一手史料，不严格考证文献资料的真实性。其结果是，一方面因没有严格遵守历史发生过程的时间次序，研究结论难以让历史学家们信服；另一方面丰富的史料与详细、生动的过程刻画又常常让社会科学家们失去研读的耐心。其三，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时，需要抵制局限于单一学科知识的“封闭”态度。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知识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分类发展的，传统学科之间的本末之争和各研究领域的方法论之争使既有的知识难以为全球化后果的总体问题提供充分的解释和完善的解决方案。因此，问题导向的历史社会学应该以完全开放的研究态度对待已经高度学科化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方面历史社会学需要把学科知识的历史形成本身作为问题，并进行批判性反思。最重要的是关注人类知识的形成与变迁史，尤其是被学科化知识所遮蔽的真实问题，重新质问知识形成的历史情境、历史条件和认知假设，以此还原特定时代的真问题，找到学科知识形成的问题源，确定人类历史发展的元问题。另一方面历史社会学在针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要勇于跨越学科边界，在特殊问题中展示普遍命题，在微观行动中洞察宏观结构，在结构与行动的互动中理解时代重大问题的产生过程，并寻找问题的化解之道。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社会学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已经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学术运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把“历史转向”视为一种知识增长点，并积极参与到历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之中，以至于历史社会学的特色与边界日益模糊，研究主题也似乎无所不包。因此，一些学者不满于“历史社会学”这一称谓，在秉持“转向历史”的研究立场的同时，又在思维与方法上继续保持社会科学的结构研究传统。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学者直接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比较历史分析”。还有很多学者进入“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阵营，致力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试图以“制度中心论”来回应历史社会学多年来面临的各种挑战与争议。但是，无论冠以何“名”，历史社会学的三种研究导向将长期存在，它们相互之间的批评与反思也成为学术繁荣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注释：

①Craig Calhoun,“The Rise and Domestication of Historical Sociology”,in Terrence J.McDonald (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Terrence J.McDonald,“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About History:The Conversations of History and Sociology”,in Terrence J.McDonald (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Andrew Abbott,“History and Sociology:The Lost Synthesis”,Social Science History,1991(2).

②Charles Tilly,Explaining Social Processes,Paradigm Publishers,2008,p.120.

③Philip Abrams,Historical Sociolog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Andrew Abbott,Processual Soci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Elisabeth S.Clemens,“Toward a Historicized Sociology:Theorizing Events,Processes,and Emergence”,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7(1).

④西方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围绕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宗教、革命、民主、个体精神等所产生的问题都可以被纳入现代性问题这个总体的问题域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