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认为，为了避免文明的解体，使社会在取得成功之后还能继续提供充足的创造力，使之与外界的挑战达到平衡，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改善成功人士的心理和道德，使他们获得精神上的重生。对于怎样实现这一点，汤因比似乎认为单纯从人性去考察无法说清问题。于是，他又把讨论转向文明的兴衰，探讨文明衰落时的人性会是怎样。通过对罗马帝国灭亡的经验进行研究，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内部统治者的道德失衡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贫富差异，从而引起被压迫阶级的仇恨，才导致激烈的阶级斗争。他认为，阶级斗争和社会失去了和谐是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在衰败以后再加上外部蛮族的入侵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灭亡。有鉴于此，汤因比认为保持社会的和谐是使文明免于毁灭的基本条件。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社会的和谐呢？汤因比使用了大量篇幅，通过各种宗教哲理来说明成功的人应该怎样像上帝那样爱别人，怎样克制自己的欲望，怎样追求道德和精神的完美。总之，所有的追求也就是各种宗教对人性的谆谆教导。这样，通过对人性以及人性与文明关系的研究，他把文明的兴衰问题，归结为道德的改善和精神修养的问题，同时，也把对历史的研究，转向了对人性和伦理的研究。

汤因比举出伟大宗教中的许多说教来说明宗教的社会功能正是提升人类的道德。他认为，自我牺牲是仁慈至爱的最高表现，这一点隐含在高级宗教中，高级宗教可以引导人们超脱于世俗世界的烦恼而达到一种终极的真实和享受精神欢娱的极乐。为此，他提供了一张有关15世纪一则寓言的图画，这张图画刻画了具有灵感和创造力的少数人在社会即将解体时的痛苦感受和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图片说明，聪明人中的最聪明者将背对命运，他们泰然的站立在车轮上和没有桅杆的船上，试图驾驭任性的风力，这一举动象征着他们为了拯救人类的苦难而宁愿自己承受危险。在聪明人的上方画的是美德女神，哲学家克拉特和苏格拉底站在女神的两侧，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抛洒他在世间积累的财富；另一个从美德女神的手中接过智慧的棕榈叶。这张图似乎在教导人们，要克服社会和个人的危机，只有抑制贪婪、散发自己的财物给别人才是唯一的拯救办法，这也是最大的智慧。[13]这样的一张图画代表了汤因比的人生观，他认为，生命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下一带的繁衍，更不是在有生之年聚敛尽可能多的财富，而是要建立现世最好的人类社会。为此，人生就要不断的追求灵魂的精神进步。他说：“较伟大的心灵超然物外，更伟大的心灵则试图将人生变成某种比我们所经历的尘世生活要高级的东西，并把新的精神进步的种子播撒在大地上。”[14]。他还说：“当个人是孤立的时候，完美------是不可能的。个人在向完美的行进中必须带领其他人同他一道前进，竭尽全力，不断扩充和增大这股涌向完美的、声势浩大的人流”，他警告说：“如果他不服从这个原则，他就要在个人发展中遭受挫折和衰弱之苦。”[15]总之，他认为，实现灵魂的超越和使无创造力的多数人凝聚到自己身边，这既是获得成功的少数人的神圣使命，也是避免文明解体的根本途径。

汤因比相信人类追求完美人格的努力可以是无限的，由此而实现的人类人格的进步也是无限的。所以，他把宗教以及由宗教所提升了的人格的进步与文明成长的关系比喻为一辆四轮马车[16]，车轮是循环往复的，这好比是文明的发展；车身却是循序渐进的，这好比是宗教和宗教对人格的提升，勇往直前。我们发现，在文明与宗教的发展中，人都是最基本的力量，所不同的是人在文明的发展中是动力；在宗教中，却成了改造的对象。

这就是汤因比的历史观。

四、对汤因比文明史观的批判

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学派，他把文明的研究引导向对人性的研究；因为要研究人性，所以就要研究人对终极世界的探讨过程，亦即宗教。于是，他建立了一个以人性为基础和动力、以文明为手段和以宗教的进步为目的的理想的世界历史体系。那么，他的这一体系是这样产生的？在《历史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汤因比探讨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如修昔底德、圣奥古斯丁、吉本，等等，他认为是好奇心使他们写出了历史的不朽之作。具体的说，他认为好奇心指引之下的历史探讨不仅仅是一种智力活动，也是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是与历史学家的人生经历紧密相连的。他发现，上述所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在开始他们伟大著作的写作时，都受到了社会巨变给他们的强烈刺激。例如他本人，当1912年他参观克里特岛的古代遗迹时，他设想这一文明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如今这一辉煌早已成为历史，突然联想到大英帝国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命运？又如，1960年，当他在参观巴基斯坦的一个古代帝国遗址时，心里又一次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他既想到了当他还是一个8岁孩童时所看到的为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统治60周年在伦敦举行的盛大庆典，又想到英国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和撤出印度次大陆，所以，又一次产生了大英帝国必然覆灭的想法。由此，他又想到无论是希腊哲人，还是犹太先知，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相去甚远，但是，他们都有着相同的世界观，这就是灾难紧随胜利之后，沦丧必然即骄傲而来。这样，历史轮回的观念就产生了并深深的主宰着他，成为他历史写作的主要基调。在全书的最后，汤因比说他试图去寻找一种与历史上的人的一种“神交”，他发现人类的“罪恶、痛苦和悲伤的根源在于，有感觉的生命在现象世界的短暂旅途中脱离了现象背后超时间的真实；而回归这种真实，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各种弊端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7]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能够追求他个人人生“不可言喻的境界”，也就是“极乐”。

由此我们看到，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与他的人生经历、个人情感和人生追求紧密相连的，从他个人性情对历史的体验，他联想到一般的人性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人性，不可避免的与宗教相连，于是宗教、文明、人性这一系列的概念就成为汤因比研究历史的最主要手段。但是，如果我们简单的把汤因比的历史观归结为宗教迷信，归结到世界历史是由上帝主宰，那就错了，这不但误解了汤因比，而且，也会使我们忽视对他思想中那些有益成分的吸收。汤因比生活的时代，是欧洲早已世俗化的时代，不要说在伟大思想家的头脑里，即使是一般民众的头脑中，对上帝早已不再迷信。从方法论上看，应该说，汤因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人性和人类的情感，也就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如何认识历史提出了看法。对于这样一种观察视角，他并不想包罗万象，也不想无懈可击，他只不过认为，这种方法是认识世界历史许多方法中的一种，是多面的理解历史的一个方面。所以，汤因比的文化研究还是带有强烈的思辩色彩。

如果人性参与了历史的发展，那么，人性对于历史的发展有没有推动？如果有的话，它应该占有什么样的位置？换句话说，伦理是否能够来承担解释历史的重任？

人性，人格，可以成为历史解释的原因，无论从经验上，还是书本上，我们确实看到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人的品质和性情，特别是重要人物的素质的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有些是正面的，推动了历史向好的方面发展；有些是负面的，它们阻碍了历史的发展，使事物本身向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这方面，正像汤因比所揭示的那样，由于人性中一些本质上的弱点，决定了精英人物在获得巨大成功，或者无上权力之后其角色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他们不再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是高高在上，成为压迫人民的统治者，这样，他们就最终会被人民所推翻。而他们的倒台，从汤因比对罗马帝国灭亡经验的研究看，也是文明本身的毁灭。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人的素质参与了对历史的创造，是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或反作用力的一个方面。但是，人性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动因。它可以解释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直接的、局部的原因，却不能解释社会发展的深层的根本的原因，不能单独承担起对整个历史进程进行解释的重任，也不能说明世界历史体系发生变迁的根本原因。总之，缺少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变迁的解释，要说明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的，而这一点，恰好是汤因比有关文明研究的致命缺陷。

汤因比的另一个缺陷是，在道德方面，他只把“善”看成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一点上，康德要比他高明。我们知道，康德是非常推崇卢梭的，卢梭在探讨社会契约时感叹要制定一部完好的社会契约之难度，认为必须要有一群天使，康德针锋相对，认为不必需要一群天使，即使是一群魔鬼也行，只要他们有此智慧。所以，在康德看来，只要有足够的智慧制定出一部合理的制度，“恶”的人性也是可以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18]

人性、宗教和文明是汤因比研究世界历史的特殊视角，然而，它们是比道德更加宽泛的理论范畴。由于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不同以及文明初开阶段社会形成的一些特点，决定了以后人类各个社会不同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也决定了不同社会的不同社会制度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所有这些，都应该属于文明的范畴。而汤因比只是试图通过对宗教和道德的研究，来说明不同社会之间文明的差异，说明道德，尤其是对历史发生影响的少数人的道德，对于文明发展的关键性影响以及宗教又是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从而消除人性中的不道德对文明发展的损害，而不是对文明所包括的所有范畴进行研究，所以，汤因比最终也不能解释文明本身的发展问题。

但是，汤因比文化形态学的一个积极作用是对西欧中心论进行了批判。汤因比生活的时代，是“欧洲中心论”极为盛行的时代。那时候，由于东亚还没有从整体上显示出经济起飞的迹象，在世界的理论界，还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统天下。“欧洲中心论”有它存在的历史原因。这是由于从欧洲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开拓了白人向欧洲以外各个大陆移民和扩张的历史；英国的工业革命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和创造物质奇迹的新篇章。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近三百年来，自从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退出了角逐之后，在世界舞台上，就是欧洲人，或者是欧洲的延伸，欧洲人和美洲人进行角逐的一统天下。但是，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初，汤因比发现，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到1972年，世界政治的主旋律不再单纯由西方国家或部分西方化了的国家来争夺欧洲或世界的霸权，而是出现了由苏联、美国、中国和日本所分别代表的不同社会的多元格局。他还发现，除了一些非西方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之外，非西方国家还以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模式，根据自己的意愿来创造历史。[19]应该说，汤因比的这种认识，来自于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观察。他看到，西方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成为了历史，非西方国家正以不同于西方的姿态登上世界的政治舞台。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怎样去分析？显然不能用研究西方的方法，或者说用纯经济的方法去分析。汤因比认为，这几个非西方国家的重新崛起，实际上预示着文明之间的冲突重新进入了国际政治的舞台。他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西方的历史插曲而使世界历史被间断了三百年的一种常态的恢复。因此，他认为，对历史上文明之间的接触进行研究，一方面会有助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消除冷战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尖锐对立。他主张，应该消除不同文明和国家之间的仇恨，加强人类的团结和世界的和谐。为此，历史学家就要行动起来，就应该建立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和树立一种宽广的胸怀，在存在着不同的宗教、文明、阶级和种族的世界环境中，人类应该学会理解，甚至是欣赏彼此不同的文明，把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当成人类的共同遗产来珍惜和爱护。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开先河者，他较早的看出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问题，但是，与亨廷顿不同，他不是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而是试图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

针对全球化的趋势，汤因比提出了多元多线的文明发展观，认为世界所有的文明都是平行和平等的，这好比是由多人举行的攀爬山崖的比赛，究竟谁胜谁负，还不确定。他还举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曾经征服了周边的世界，而最后自己却被那些被征服文明的宗教所征服的历史为例，说明将来并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即西方人被非西方人的某些文化所征服。[20]他认为，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都不曾完全统治世界，西方文明不是西方人独自的贡献，是融合了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结果。未来的世界也绝不会被某一种文明所独霸。他说：“这个未来世界既不是西方人的，也不是非西方人的，而是所有那些文化的产儿，我们西方人已经在严酷的考验中把这些文化融合在一起。只要我们正视这些，就会看到这是明显的真理。”他还说：我们的子孙像我们一样，也不愿仅仅成为西方人，他们要成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穆罕默德以及世界上所有伟人的后裔。[21]总之，汤因比认为应该具有一个全人类的宽广胸怀，只有具有了这样的胸怀，才能够研究好世界文明的历史；只有具有这样的胸怀，才能够处理好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在当今全球化的形势下，汤因比提出的这些思想显得尤其重要。

[1] 《历史研究》一书是他花了40年的时间而写成，从时间跨度上来说，这部书的写作覆盖了他生命的大部分，是他主要历史思想的体现。1972年，他根据最新的资料又对全书进行了修订，把12卷本改写成一卷本，并附有大量的插图。本文的写作就是根据这一最后的版本（A Study of History: Illustrated, Thames and Hudson, 1988）。

[2] 汤因比著，沈辉等译：《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197页。

[3]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00—317页。

[4]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05页。

[5]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5页以及彩图12。

[6]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我的历史观”， 载张文杰主编：《历史的话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209页。

[7]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77页。

[8]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62页。

[9]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31页。

[10]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308、206-207页。

[11]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16—217页。

[12]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2章。

[13] 参见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226页。

[14]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93页。

[15]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137页。

[16]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01页。

[17] 阿诺德. 汤因比：《历史研究》，第438页。

[18] 何兆武：《一个世界公民的历史哲学》，载何兆武著：《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9] 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第351页。

[20]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292页。

[21]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第78—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