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人地互动的特殊轨迹，为现实环境治理、灾害御防、资源调配提供了参考。例如对近500年西南地区亚热带山地中低山地区植被演替的研究表明，近500年人类活动使这些地区许多乔木草甸混交景观退化为纯草甸景观，皇木采办、商业采伐、农业垦殖是造成这种退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尤以近200多年的人类垦殖的影响最为严重。这就为现实中这些地区的环境保护提供了政策制度重点所在。同样，通过对近300年中国南方低温冰雪灾害的时间规律的研究，发现了50年左右的周期背景，分析了南方低温灾害影响的生产力背景原因，指出南方低温灾害的影响比传统时代更严重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大流通、大循环的社会之中，低温灾害造成的“中断效应”是灾害严重的关键所在，这就为以后防御类似灾害提供了努力方向。从近五千年东亚大陆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大趋势出发，学者们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历史地理背景与东亚人地关系的大背景冲突，“南水北调”工程应十分慎重，特别是“南水北调”西线应该改为“北人南迁”更合理，引起了社会关注。同时，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西部地区资源东调的历史研究，不仅发现了西部资源东调的积极意义，而且也发现了历史上的资源东调的负面影响，为现实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西部的影响找到了历史背景，进而提出资源东调背景下国家行为对西部补偿的必要。

在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历史时期政区演变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对传统的按“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的方法划分的重要程度并不一致，如三峡地区在传统时代由于生产力条件的制约，长期分属于两个一级政区，但在现代生产力背景下，由于三峡库区与坝区的管辖一体的需要，建立统一的三峡特别政区也就尤为必要。同时，有的学者通过对历史上西南地区“飞地”（插花地）的研究，特别是分析“飞地”（插花地）形成原因的研究，指出传统私有土地形式下赠予、买卖和人口迁移，军政双重地域管理，传统生产力背景下的“山川形便”原则，传统政治背景下的“犬牙交错”意识，是造成飞地的四大重要原因，这就为现实中解决“飞地”遗留的矛盾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在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中，我们十分注重经济区域中的人地关系，注重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长江三峡历史植被变迁与经济开发方式的探索，发现现在亚热带山地的贫困是清以来形成的结构性贫困所致，所以我们早在1992年就提出三峡地区应该在移民外迁的基础上发展林牧业和旅游业，提出在此基础上的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调整战略。这种理论的前瞻性使之后来成为重庆提出“一圈两翼”战略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提出的西部地区“城乡统筹”方向寻找到历史根据。为此，研究成果受到大量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报道。同样，通过对于四川地震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也表明应该在四川山地中的地震区有计划地外迁人口，控制经济规模，发展林牧业和旅游业，形成立体交通，克服一线鸟道的阻碍，才是四川地震灾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引起社会的关注。

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我们提出应该把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特别是旅游文化开发结合起来。我们对巴蜀地区传统休闲文化地理的研究表明，巴蜀地区传统的休闲文化在全国最发达，是有历史根源的，古代就有记载蜀人“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噫钱之戏”，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传统休闲文化遗产，故现代巴蜀民间休闲文化遗风尤存。为此，我们提出建立巴蜀传统博戏展示馆的创意，为重庆市江北区文化创意办公室采纳，列入创意库之中。同样，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地理的基础上，发现由于巴蜀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现代川菜的历史不过只有两百多年，唐宋时期的川菜与现代川菜从味型、烹饪方式、原料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进而提出古川菜的开发创意，并由重庆鼎道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采纳，推出了八会馆古川菜进入了市场，成为重庆市文化餐饮的名牌，也为中国传统餐饮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了范例。

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为我们的现实理念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了新的历史背景。以前历史地理研究总认为，古代的生态环境总是好于现在，这种观念影响现代社会以致社会上形成了现代生态环境一定不如过去的潜意识。但我们对于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清后期以来的城镇森林生态环境远不如现在，而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对人而言也并非能用“好”来形容。以前人们总认为历史上刀耕火种是最落后的耕作方式，但通过对西南地区历史时期传统刀耕火种的研究表明，传统刀耕火种存在投入与产出比高的效率价值和对生态影响较小的生态价值，不仅可以为我们现代社会经济开发中的生态农业提供参考借鉴，而且也对我们现代社会形成历史和辩证的思维意识提供了历史文化源泉。

历史地理研究要真正做到“有用于世”，首先是应将基础研究做扎实。二十多年前，我们研究生态环境史，本身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对现实的冲击力明显；但如果我们现在做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结论仍然停留于“我们应该注重环境保护”的口号，不过是说了一个正确的废话。其次，树立关怀现实、注重田野考察的风尚，是历史地理研究走出书斋，发现现实问题，感受古今异同，选准项目方向的必由之路。这就要历史地理学者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现实，将田野考察不仅看成感应景观场景、印证文献史料、寻求民间资料的途径，而且还应将田野考察当做了解现实社会，发现需要历史地理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的途径。其三，培养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将历史地理研究很好地服务社会的关键。要真正做好历史地理研究服务于现实，还要树立一种社会责任感，将历史地理研究看成从另一个角度关怀国计民生的重要途径。有时，即使这种关怀途径暂时没有受到社会重视，但历史的岁月终将会显现历史地理研究的前瞻性，总会使现实社会感受到历史地理学科学的理性光芒。

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是多层次的，既应有以传承传统文化、作为致用研究基础的考证研究，也应该有体现时代特征而服务于现实社会的致用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服务于现实的历史地理研究，由于结论直接受现实的检验，对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的要求应该更高。当然，这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面对现实客观地“资鉴针砭”，切不可只刻意“迎合奉承”现实，为现实社会行为寻求“合理性”的注脚。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记得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曾说过，历史地理学是“有用于世”的学问。近些年来，西南大学历史地理所的学者们秉承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尽可能地结合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取得了一些学术积累与现实关怀相结合的成果。

在历史自然地理研究中，我们发现许多人地互动的特殊轨迹，为现实环境治理、灾害御防、资源调配提供了参考。例如对近500年西南地区亚热带山地中低山地区植被演替的研究表明，近500年人类活动使这些地区许多乔木草甸混交景观退化为纯草甸景观，皇木采办、商业采伐、农业垦殖是造成这种退化的主要原因，其中尤以近200多年的人类垦殖的影响最为严重。这就为现实中这些地区的环境保护提供了政策制度重点所在。同样，通过对近300年中国南方低温冰雪灾害的时间规律的研究，发现了50年左右的周期背景，分析了南方低温灾害影响的生产力背景原因，指出南方低温灾害的影响比传统时代更严重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大流通、大循环的社会之中，低温灾害造成的“中断效应”是灾害严重的关键所在，这就为以后防御类似灾害提供了努力方向。从近五千年东亚大陆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大趋势出发，学者们提出了“南水北调”工程的历史地理背景与东亚人地关系的大背景冲突，“南水北调”工程应十分慎重，特别是“南水北调”西线应该改为“北人南迁”更合理，引起了社会关注。同时，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西部地区资源东调的历史研究，不仅发现了西部资源东调的积极意义，而且也发现了历史上的资源东调的负面影响，为现实中国西部资源东调对西部的影响找到了历史背景，进而提出资源东调背景下国家行为对西部补偿的必要。

在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中，我们通过历史时期政区演变的研究发现，不同时代对传统的按“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的方法划分的重要程度并不一致，如三峡地区在传统时代由于生产力条件的制约，长期分属于两个一级政区，但在现代生产力背景下，由于三峡库区与坝区的管辖一体的需要，建立统一的三峡特别政区也就尤为必要。同时，有的学者通过对历史上西南地区“飞地”（插花地）的研究，特别是分析“飞地”（插花地）形成原因的研究，指出传统私有土地形式下赠予、买卖和人口迁移，军政双重地域管理，传统生产力背景下的“山川形便”原则，传统政治背景下的“犬牙交错”意识，是造成飞地的四大重要原因，这就为现实中解决“飞地”遗留的矛盾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切入点。

在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中，我们十分注重经济区域中的人地关系，注重生产技术与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分析，通过长江三峡历史植被变迁与经济开发方式的探索，发现现在亚热带山地的贫困是清以来形成的结构性贫困所致，所以我们早在1992年就提出三峡地区应该在移民外迁的基础上发展林牧业和旅游业，提出在此基础上的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调整战略。这种理论的前瞻性使之后来成为重庆提出“一圈两翼”战略的理论基础，也为后来提出的西部地区“城乡统筹”方向寻找到历史根据。为此，研究成果受到大量海内外媒体的关注报道。同样，通过对于四川地震区的历史地理研究，也表明应该在四川山地中的地震区有计划地外迁人口，控制经济规模，发展林牧业和旅游业，形成立体交通，克服一线鸟道的阻碍，才是四川地震灾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样引起社会的关注。

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我们提出应该把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与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特别是旅游文化开发结合起来。我们对巴蜀地区传统休闲文化地理的研究表明，巴蜀地区传统的休闲文化在全国最发达，是有历史根源的，古代就有记载蜀人“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噫钱之戏”，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传统休闲文化遗产，故现代巴蜀民间休闲文化遗风尤存。为此，我们提出建立巴蜀传统博戏展示馆的创意，为重庆市江北区文化创意办公室采纳，列入创意库之中。同样，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地理的基础上，发现由于巴蜀地区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现代川菜的历史不过只有两百多年，唐宋时期的川菜与现代川菜从味型、烹饪方式、原料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进而提出古川菜的开发创意，并由重庆鼎道餐饮服务有限公司采纳，推出了八会馆古川菜进入了市场，成为重庆市文化餐饮的名牌，也为中国传统餐饮文化的开发和保护提供了范例。

历史地理的研究也为我们的现实理念注入了新的血液，为我们理解现实提供了新的历史背景。以前历史地理研究总认为，古代的生态环境总是好于现在，这种观念影响现代社会以致社会上形成了现代生态环境一定不如过去的潜意识。但我们对于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的研究表明，清后期以来的城镇森林生态环境远不如现在，而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对人而言也并非能用“好”来形容。以前人们总认为历史上刀耕火种是最落后的耕作方式，但通过对西南地区历史时期传统刀耕火种的研究表明，传统刀耕火种存在投入与产出比高的效率价值和对生态影响较小的生态价值，不仅可以为我们现代社会经济开发中的生态农业提供参考借鉴，而且也对我们现代社会形成历史和辩证的思维意识提供了历史文化源泉。

历史地理研究要真正做到“有用于世”，首先是应将基础研究做扎实。二十多年前，我们研究生态环境史，本身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对现实的冲击力明显；但如果我们现在做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结论仍然停留于“我们应该注重环境保护”的口号，不过是说了一个正确的废话。其次，树立关怀现实、注重田野考察的风尚，是历史地理研究走出书斋，发现现实问题，感受古今异同，选准项目方向的必由之路。这就要历史地理学者在日常生活中关注现实，将田野考察不仅看成感应景观场景、印证文献史料、寻求民间资料的途径，而且还应将田野考察当做了解现实社会，发现需要历史地理研究解决的现实问题的途径。其三，培养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是我们将历史地理研究很好地服务社会的关键。要真正做好历史地理研究服务于现实，还要树立一种社会责任感，将历史地理研究看成从另一个角度关怀国计民生的重要途径。有时，即使这种关怀途径暂时没有受到社会重视，但历史的岁月终将会显现历史地理研究的前瞻性，总会使现实社会感受到历史地理学科学的理性光芒。

应该看到，历史地理研究的内容是多层次的，既应有以传承传统文化、作为致用研究基础的考证研究，也应该有体现时代特征而服务于现实社会的致用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服务于现实的历史地理研究，由于结论直接受现实的检验，对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的要求应该更高。当然，这需要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面对现实客观地“资鉴针砭”，切不可只刻意“迎合奉承”现实，为现实社会行为寻求“合理性”的注脚。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