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世界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将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从宏观角度审视和研讨历史，已成为史学界的重大课题。如何构思和编写出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学术价值的世界史，如何评判和借鉴国内外史学界已编写和出版的世界通史和文明史成果，是国内世界史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新世纪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必然要求。1998至1999年，商务印书馆再版了美国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人著的两卷本《世界文明史》；1999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美国威尔·杜兰著的11卷本《世界文明史》；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国学者集体写作的11卷本《世界文明大系》，这是我国史学界系统而全面地研究和论述世界文明发生发展过程的一次尝试。目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也正在分别组织人员编写《世界文明史》和《世界历史》，目的是在新的世纪展现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特理解和新的认识体系，编写出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通史”著作。为此，记者邀请了有关专家和学者，请他们就相关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各国史家正在努力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突出文化创造和跨文化联系交流的作用，试图把本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

■但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世界通史。不仅中国没有，就是放眼世界，也是找不出的。

记者：本世纪以来，中国和外国的史学家为编写一本真正的“世界史”已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请就此方面的情况做一描述。

张芝联（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将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主编）：随着全球化意识的提高，各国史家不断探索编写新世界史的途径。他们都努力摆脱“西欧中心论”的影响，尽可能包括各地区、各文明的历史，重视地球环境、考古成果、妇女家庭等问题，突出文化创造和跨文化联系交流的作用，试图把本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目前流行的麦克尼尔的《人类群体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等著作，较前有一定的进步，但并未根本跳出“西欧中心论”的旧槽，也有的反“西欧中心论”过了头。最近，俄国狄亚科诺夫的《世界史的道路》颇有新意，重视跨文化联系和宗教、艺术等。近年来提倡、推动、组织世界史教学和研究最积极的是美国的“世界史学会”，它每年召开年会，讨论世界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在他们的刊物《世界史通讯》上，经常可以看到在大、中学讲授世界史的经验和困难的报道。该学会主办的《世界史学报》也是一份刊登世界史论文有影响的刊物，对我国世界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武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所长、多卷本《世界历史》主编）：在世界史研究中，“通史”性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国内而言，40年代，周谷城先生曾撰有3卷本《世界通史》，是我国第一部世界通史性著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有周一良、吴于廑教授主编的4卷本《世界通史》。“文革”结束后，中国学者对世界通史的研究更深入了一步，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了多卷本《世界史》，在全面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倾向，重视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克服“西欧中心论”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

马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明史》主编）：但严格说来，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世界通史。不仅中国没有，我想就是放眼世界，也是找不出的。苏联科学院从50年代起，集中全苏联历史学家的力量，编写出一部《世界通史》（中国已有译本），这是按五种生产方式把全世界各民族、国家的历史综合在一起。可是书中的俄国中心主义相当突出，而且也是从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并不能成为一部真正的世界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50年代起，也集合了许多史学家，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史学家编写了一部《人类史》，副标题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本意是想编写一部为世界各国都能接受的历史，宣传人类和平共处。但在编写过程中就充满了争议，编写出来的成品也不为大家认同。至于一些单部头的世界史，如麦克尼尔的《世界史》，他自己就说是从美帝国主义的眼光看世界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虽然自称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看世界，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可是仍然使人感到强调西欧的独特性有些过分。

■世界史的理论框架，大体上可归纳为：西欧为中心的体系、文化形态学的体系、世界体系模式的世界史、全球史的世界史体系。这几种理论体系虽各有优劣，但都没有解决世界史的理论体系问题，不能形成令人满意的世界史框架。

记者：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史坛中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之一是理论化趋势不断加强，就探讨世界史的理论体系来讲，中外史学界做得怎么样？

马克：由于近代中国发展的滞后，中国史学未能创造出有关世界史的体系。而近代以来，西欧学者对世界范围的了解日益扩大，对世界的理解日益加深，所以西欧和后来的美国等地的史学家编写出不少的世界通史，也创造出一系列的世界史体系，即世界史的理论框架，大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西欧中心的体系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种世界史体系，黑格尔从理论上论证了世界历史的中心是日尔曼民族，亚洲的古老帝国如中国、印度等都是停滞落后的，其命运只能是受制于欧洲人。兰克则在具体的历史著作中，论述拉丁和条顿民族是世界历史发展舞台上的主角，其相互的斗争和融合构成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而其他民族则在历史的发展中停滞不动，只能是微不足道的配角。此后西欧学者所编写的许多世界通史，大都是西欧史，或只是欧洲史，对欧洲以外的地区，只从静态略加描绘。

20世纪以来，对西欧以外地区的历史研究逐渐加大，西欧中心主义由原来对西欧以外的历史不重视演变为西欧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独特文明实体，它的发展道路就是全世界各国家、民族所应学习的模式。这一世界史体系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

2，文化形态学的体系此说源于汤因比，他摒弃了西方文明独尊的看法，把文明作为分析历史的单位。汤因比列出了世界历史上20多种文明，它们都有其发生、成长、衰落、解体的过程。同时，各种文明都具有同等的价值，都应作深入的比较研究，而不应固守古老的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这种文化形态学说虽然比西欧中心论进步，但他对于各文明之间的相互交往、相互影响注意不够，所以他的世界史体系只可以说是各文明的历史，而不是自成一体的世界史。

3，世界体系模式的世界史这一理论由沃勒斯坦提出，本是用来分析现代化进程的。他分析的单位是世界体系，而不是民族、国家等。世界体系可分为作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和作为上层建筑的国际体系两部分，世界经济体由核心、边缘、半边缘等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就是把世界逐渐卷入核心、边缘的过程。沃勒斯坦还提出了半边缘地区的概念，即在这一世界体系内，核心与边缘的地位并非永远固定不变，核心地区会经过半边缘化而变成边缘地区，边缘地区也可以经过半边缘化而上升为核心地区。

4，全球史的世界史体系这可以巴勒克拉夫主编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和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写的《全球通史》为代表。他们都强调用全球的眼光看世界史，努力破除积习已久的西欧中心观点，而力求对亚、非、拉美各地人民的历史予以公正的评价。当然，要具有全球眼光是很不容易的。

这几种理论体系虽各有优劣，但我以为还都没有解决世界史的理论体系问题，不能形成令人满意的世界史框架。

■历史学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价值判断的差异，令史学家们往往各执一词。

■对世界性事件的认识，是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入而变化的。也许再过一些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世界史上写上厄尔尼诺现象对人类的巨大影响了。

记者：编写一部令大家都满意的合格的《世界历史》看来是一项极为艰难复杂的工作，在目前条件下，困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马克：历史本身的内容是包罗万象的，而世界史当然又要囊括全世界各地区、国家的历史，这就使世界史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合体。虽然我们知道写世界史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全世界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都写进去，而只能选择主要的、有世界性影响的事件、人物、国家和民族。但选择的标准要统一起来却太困难了。历史学家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观点、方法各不相同，彼此差异很大。当然现在也有相当多的共识，但哪一个国家、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却不是简单的客观描述，而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史学家对这样的判断又往往各执一词，以致在应该将什么写进世界史上达不成一致。

此外，写一部世界史也不是把世界各国的历史按年代堆积而成，必须要有一个理论框架，而我以为这个为大多数史学家公认的框架到现在也还没有能找到。要搞好这个框架，还有许多问题要深入研究。比如世界史与国别史、地区史的关系问题。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总和，但离开了国别、地区史，也就没有了世界史。此外，对世界性事件的认识，是随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入而变化的。如过去只认识到革命、战争等短时段东西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更强调经济、生产等中时段东西的重要性。也许再过一些时候，我们就需要在世界史上写上厄尔尼诺现象对人类的巨大影响了。

再比如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如何解释世界整体的发展的原因？还有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也就是历史发展的个性与共性问题，如何在尊重各国历史发展的个性基础上，求得人类历史发展的共性。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因此在短时间内是编不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世界史的。

所以不得已而求其次，想编一部世界文明史，作为一种代替，也作为一种探索。我们也可以从具体问题和专题研究入手，为编写理想的世界通史作准备。

张芝联：其实在目前条件下，即使是编一部合格的世界文明史，也是不容易完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概念不明确，认识不一致，对于“文明”、“文化”，从概念到内容，人们，包括参与编写者，远未达成共识，仍处在见仁见智的认识阶段。二是知识不够，我们对个别国家的文明史还不甚了了，何况是对全世界的文明史。三是理论准备不足，用什么理论（除了一般的历史唯物主义外）来驾驭人类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成就，并给予科学说明，我们心中无数，特别是对流行的多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理论方法掌握不多。四是框架不易构建，用什么标准尺度来取舍材料，分期分段，安排内容，特别是如何处理文明史与通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关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五是信息不灵，国外研究出版的有关文明史的著作论文近年来大量出现，其中不乏颇有参考价值的作品，但在我国图书馆还是不容易见到的。

■过去写通史时，实际上往往把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经济和文化仅作为基础和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一笔带过。而写文明史，理应突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特点，与其他文明的交流。

记者：文明史和通史之间有哪些异同？

张芝联：文明史不同于通史，又离不开通史。如何妥善地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恐怕是写好《世界文明史》的关键之一。过去写通史时，一般把历史分为三大块：经济、政治、文化，而实际上往往把重点放在政治事件上，经济和文化仅作为基础和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一笔带过。现在写文明史，理应突出主题，突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特点，与其他文明的交流。至于通史的分量占多少，取决于读者的水平。我认为目前可适当保持有重大影响的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内容，使之与文明史挂起钩来，相互说明，给读者提供确切可靠的文明史知识，而不是重复世界史。

■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在篇幅上多写东方地区显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方中心论”或“中华中心论”显然只是重蹈覆辙。文明史和世界史的写作是我们反思历史、观察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机会。

■宏观世界史在提出自己的理论和体系时应当考虑到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和史实争论存疑之处。

■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使历史研究有了崭新的多维视角。

记者：美国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华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三卷），英国佩里·安德森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与《绝对主义国家系谱》，这几部著作几十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一再大量印行，可谓影响深远长久。这些国外的世界史名著对我们编写自己的世界史有哪些借鉴意义？有哪些经验可吸取？

郭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研究员）：首先，在打破“西方中心论”和国别、地区的集合的传统治史方式上，这几部著作均提出了体系性的新构思。如麦克尼尔的“欧亚大生存圈”概念，将数千年的游牧、农耕、商贸活动放在这个广阔视野中考察，以解释各个文明与国家体制的兴衰演变。华勒斯坦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与扩张为系统，将世界分为不断变化的核心、半边缘、边缘、外部竞争场，来分析500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缘由。安德森以欧洲及亚洲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各种生产形态与相应的政治体制过渡的系谱诸因素来解释不同国家各自的经济政治进程。这些系统性理论均能够把握和阐释世界性长时段的历史趋势和史实，因而能成为具有广泛持久影响的一家之言。

其次，能够从多学科、多角度审视与分析历史，打破了历史只是人物与事件的论述的旧方法。麦克尼尔运用文化人类学、人口、生态研究、技术发展、传播史和军事史的成果来充实“生存圈”理论。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将历史学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结合为一体，吸收了年鉴派史学、发展经济学、比较社会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成果。安德森的“过渡”与“系谱”论结合了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的创新发展。社会科学多学科研究方法与成果的应用，使历史研究有了崭新的多维视角。

第三，这类著作能够对历史研究中的焦点、难点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麦克尼尔提出应将全球文明看作相互联系影响的整体，认为各文明相互间的接触交流所造成的技术和文化进步与生产生活形态向较高方式演化，是人类发展的关键因素。华勒斯坦针对以西方为模式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和前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用“世界体系论”阐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剩余价值实现问题，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改革与革命的经济与历史渊源等问题，并将这些重大问题都纳入到多学科综合的世界体系论中。安德森的“过渡”和“系谱”理论则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分析东、西、南、北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国家体制等上层建筑。因而华勒斯坦与安德森也被认为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代表人物。

最后，都具有深厚广博的学术与治史基础。宏观世界史应当建立在众多微观与专门研究的成果之上，在提出自己的理论和体系时应当考虑到不同学派、不同观点和史实争论存疑之处。麦克尼尔、华勒斯坦和安德森的著作均强调了这种治史态度。他们在正文和大量的注释中引用第一手资料和各种权威专著，对不同的史实看法和不同观点进行讨论评析，引文的语种多达十数种。这使他们的分析、观点与理论不是自说自话。并且他们对其著作均采取开放的态度，在此后二三十年中都不断在发展、完善、修正、自我批判，陆续发表了众多续作和论文。

当然，我们不必完全遵循和赞同他们的治学方法、观点与理论。中国人写世界史所具有的中国史学博大精深的传统与成就，是他们所缺少的。从这方面说，我们完全有可能使我们的世界史研究和编写具有独创性的特色，发西方人所未发的理念与体系。但以上几点仍值得我们借鉴，以戒因循求稳、缺乏创新、慎于探索之风，在群策群力的基础上还要对独创性的成果和理论予以激励抉择，以期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史，能让世界对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刮目相看。

彭小瑜（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目前国内学者正在编写多卷本的文明史和世界史，如何摆脱“西方中心论”是大家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篇幅上多写东方地区显然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西方历史学家的“西方中心论”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最近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事务中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结果，这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从历史学传统本身的沿革来看，带有通史性质的历史写作在西方长期受基督教历史哲学的影响，“西方中心论”在通史写作中根深蒂固的原因之一是这一观点其实就是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来理解和表现世界历史。迄今为止，文明史和世界史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西方传统的思维范式。如果我们在中国人自己的文明史和世界通史的编写中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那么我们就必须不止于批判旧的思维范式，而要有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从属于西方的地位，但“东方中心论”或“中华中心论”显然只是重蹈覆辙。文明史和世界史的写作是我们反思历史、观察世界、展望未来的一个机会。

记者：请介绍一下各自主编的《世界文明史》的思路和特色？

马克：本课题组所要做的只是对世界通史的教学内容试探着进行改革，编写一本新的世界历史教材。所以把它称为《世界文明史》，即我们并不敢奢望它立即能取代世界通史，而只是作为改革通史体系的一个起点。关于这部文明史，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1、本文明史所研究、论述的单位是文明，而不是国家、民族等。各文明的发展变化，接触与交流，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世界文明史的主要内容。世界上的文明多种多样，在一本文明史中，不一定要划分出若干个确定数目的文明，我们主要叙述的，也主要是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文明，以避免世界通史因堆砌国别史、地区史而造成的支离破碎。2、文明是多元的，各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过贡献。文明史的编写，应该强调各文明的特殊性，找出这一文明区别于那一文明的特征，使文明史能显示出人类发展的巨大创造力。3、多元文明的世界的发展既有各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有各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和冲突、融合，我们的文明史将尽力从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系上表现世界文明的这一脉络。我们编写的《世界文明史》应该既是一本有新意的教科书，又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它将打破沿袭多年的西方为主的世界史体系，改变以政治史为主要内容的写法，以文明为单位审视、描述世界史，把中华文明作为一种主要文明纳入世界文明史的范围。改变过去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外国历史的老习惯。

张芝联：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另辟蹊径，编写一部通史性的文明史是我主编的这部《世界文明史》的出发点。这部三卷本的学术著作以世界文明发展为主线，按历史时序阐述世界文明史中的重要事件、人物、制度、文化、思想、艺术、教育等。共分三部分：1500年以前为古代部分，采取以地区为主，年代为辅的结构；1500－1900年为近代部分，采取以年代为主，趋势为辅的结构；1900－2000年为现代部分，采取以事件为主，地区为辅的结构。本书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尽可能利用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资料，较全面总结世界范围内各地区、各国、各民族在继承自己固有传统文明的同时，相互吸收和借鉴对方的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创造本地、本国、本民族新的、独特的文明，进而推动整个世界文明向更高层次发展；努力深入探讨不同地区、国家和民族发生冲突，乃至引起世界历史倒退的复杂的主客观原因，揭示人类文明进步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世界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也会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编写本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读者鉴往知来，把握时机，迎接挑战。

记者：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完成了历时一年之久的《世界历史》重大课题论证，该课题的最终成果是一部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多卷本学术专著。它将在哪些方面体现出创新？

武寅：多卷本《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与方法、物质文明、制度模式、民族、宗教、战争、世界格局、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再现人类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揭示人类历史前进的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作为一部世界史著作，它力争在体系、理论、内容、方法，以及文献资料的发掘与使用等方面都有所突破，以体现求实创新的精神。与传统的世界史著作相比，本课题在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并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如宗教、民族、战争、思想文化等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理论分析；中国史作为世界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在本课题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融合以及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本课题将借鉴外国史学分支学科的有益内容，广泛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方法等等，对传统史学方法进行补充完善。此外，积极发掘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包括最新公布的外交文件和新近解秘的各类原始档案。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努力做到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课题的成果将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多卷本世界历史，这样一部世界史，将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世界史学者心血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