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史料这一历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的联系，都是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部分。本次的上下两篇文章就将对文献学与考古学的区别以及在历史学中的联系进行探讨，本文主要是对二者联系的论述。

（一）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是中国史学界首次将文献分析和考古证据结合起来的理论。1925年9月,王国维先生在清华研究院讲课时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无不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始得为之”。简单来说，是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考证，即将文献资料与考古得到的实物资料相结合，用以推动历史研究问题的解决。

二重证据法在我国近代史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二重证据法适应了近代以来考古学传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现象，适应了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新考古材料不断涌现的形势，也适应了史学的新发展趋势。二重证据法促进了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的结合，有利于历史研究的进步发展。

（二）历史文献对考古研究的指导作用

历史文献的记载浩若烟海，门类众多，涉猎甚广，对于那个时代的生产生活，地理天文都有所记载，这为考古研究提供了资料和信息。在殷商考古中，根据文献所记，殷人“不常厥邑”，“前八后五”，这对于殷商文化的分期，商代城市考古遗址的辨明是很有意义的。《史记》记载说秦始皇陵地宫“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对此，考古人员曾用科技手段对秦陵进行检测，发现秦始皇陵地宫附近存在大片强汞区域，人们对秦陵的认识便由此深入了。在国外，文献也有类似的作用。德国考古学家施里曼就坚信《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记载，以其为指导，历经寻找，最终发现了特洛伊古城遗址，由此揭开了世界考古史上的辉煌一幕。

历史文献的记载对于考古资料的分析解释也有很大意义。分析鉴定古建筑，就要依靠文献资料的记载，将现存建筑的结构状况与文献的相关记载比较，方能得出结论。对于古书画的鉴定，古代书画著作对风格、时间的记载也是一个重要参考。

（三）考古对历史文献的补充与印证

考古所出土的文物是那个时代经济社会文化的反映，能从侧面向我们展示当时的方方面面。依靠考古能够对文献进行验证，辨明真伪，补充文献之不足。

考古出土的实物资料是文献的重要证明，文物与文献记载相吻合的例子十分众多。 《史记》中对于商王世系的记载，近代在疑古风潮下曾广受质疑，但安阳殷墟甲骨的发现最终证明了其真实。传世《孙子兵法》的真伪，隋唐后便开始受到质疑，连带孙武本人是否存在也被怀疑。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同时记载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竹简后便烟消云散，《史记》和《汉书》对孙武与《孙子兵法》的被记载被证明是正确的。此外，上文中所提到的秦始皇陵地宫水银的记载与发现，不仅指导了考古学，也反向证明了司马迁记载的正确，向我们揭了文物与文献的相互平行交叉关系。

考古研究与文物能够校正古籍谬误，订正史书文献。考古学的正史作用在很多方面都有应用，而在陵墓的考古上表现尤为突出。在三国中，曹操墓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在地方志等中还有曹操七十二疑冢的记载。然而，在经过实地调查之后，人们发现在河北磁县传说的曹操七十二冢区域，实际上有一百多座墓葬。依据对墓志的调查显示，墓主人多为东魏、北齐的皇室、王公贵族。而曹操本人的陵墓则于2009年12月被确认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安丰乡西高穴村南的高陵。这一发现也破除了野史记载中曹操建疑冢之传说；同时也证明了曹操提倡薄葬、节俭的史实。

考古研究的实物资料与成果还能对文献中简略记载或缺失遗漏进行补充。根据云梦睡虎秦简的发现，就为人们了解秦朝统一后法律情况进行了补充，表明秦朝的法律超出战国时《法经》的范围，更为多彩丰富。再例如，战国时的中山国与宋时的西夏，都是在诸多历史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家，但其在古文献中的记载都十分少且零碎。最终考古成果填补了这一空缺。1977年，在河北平山中山王陵所出土了“中山三器”，对中山国的史略、世系都有了重要补充。西夏的文献资料十分缺少，西夏王陵的发现与研究对西夏历史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都表明了考古文物与文献的关联，展示了考古研究与文献研究联系，而这一同推进这历史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