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芬著《闽南方言的历史比较及语音构拟》已于2022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下文为汪锋教授为此书所作序言。

《闽南方言的历史比较及语音构拟》序

汪 锋

自十九世纪以来，历史比较法在印欧语的历史演化研究中展现出其科学价值，学者们发现语言演化也有严整的规律，尤其是在格里姆定律的发现以及其三组例外的成功解决之后，人们更是相信历史比较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有客观的基础与可重复的严格遵循原则的语音变化规则。

不过，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梅耶对历史比较法施用于汉语一类孤立语的前景不表乐观。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屈折变化上的语音对应是特殊的事实，不可能是借用或者偶合原因造成的，只能用亲缘关系来解释，而汉语等语言中缺乏此类特征（梅耶著，岑麒祥译1925/2008）。但随着学界对语音对应与其成因的逐步了解，学者们大都承认语音对应是历史比较的基石。 在此前提下，如何区分亲属语言分化、语言接触以及偶然匹配等不同成因则成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不少人认为高本汉将历史比较法引入汉语方言研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自高本汉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特别注意方言字音对中古汉语《切韵》音韵地位的反映，进而讨论其中发生的历史音变，或者进一步拟测中古汉语的面貌。但这种做法，在我看来，可能有意无意地造成了对方言自身的历史，尤其是与临近的方言的历史关联上的忽略，而 历史比较工作的核心要义其实正是通过现代方言（或现存语言记录）的证据来回溯语言从古至今的历程。

从另外一个角度着手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是著名的普林斯顿计划，最早是由桥本万太郎、余霭芹等学者积极倡导，也就是要摆脱对《切韵》等历史文献的依赖，直接应用历史比较法到汉语方言的比较工作中，通过建立系统的语音对应，再重构各级原始方言，以至于原始汉语。其中的典型代表是罗杰瑞的闽语比较研究，其原始闽语的重构引起汉语学界强烈的争议，其中一个要点就是要分辨很多超出《切韵》音系解释的语音对应究竟来自祖先语言，还是后来的语言接触造成的。

从观察正在进行中的语言接触出发，陈保亚提出一系列新的方法，其核心可以概括为“无界有阶”（陈保亚1996），也就是，语言接触也可以造成严格的语音对应，其规则性不弱于同源分化造成的对应，而且语言的借用没有界限，无论是核心词还是同族词都可能被借用；但借用是“有阶”的，也就是，越核心的成分越后借，总是非核心的成分先借；与之相对的，在同源分化的过程中，越核心的成分越倾向于保留。这一性质就可以用来帮助判断语音对应的性质是借用的，还是同源遗传的，是为“词阶法”。 为了保证词阶法的准确施用，完全对应、普遍对应、核心一致对应等概念也提了出来（陈保亚1999；陈保亚、何方2004），为汉藏语言比较提供了可操作性的基础。

要全面了解汉语的历史，充分利用汉语方言的丰富资源是必有之路。约二十年前，著名语言学家丁邦新主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就极力整合各方资源，倡导汉语史与区域方言比较的研究。他曾经对我说，总有一天文献材料会穷尽，但方言材料却是取之不尽的。很可惜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区域方言或者次级方言的重构比较工作并不多见，反而是更高层次的工作吸引了更多力量。

上古汉语的重构及原始汉藏语的重构存在诸多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下层的根基并不牢固。常常听到汉语有七大方言或者十大方言之分的说法，但这些方言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却至今仍然模糊，比如，客家话和赣语是不是最近的两个方言，能否合为客赣方言一支？吴语和闽语呢，客赣与吴闽呢？这些方言的层级谱系关系如何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具体运用历史比较法来探讨汉语方言的历史，选择一个区域的方言或者某个传统所谓次方言下的几个方言来进行系统而严格的比较，看看其中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这是更能推动汉语方言比较研究的路径。

十多年前，张静芬跟我读研究生，我们商量了一下，由于她的母语是闽南语，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对材料可以有良好的判断，另一方面，闽南语的调查材料和研究也很丰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再加上她自己对历史比较有浓厚的兴趣，她的毕业论文就选择了通过闽南方言比较来重构原始闽南语，通过这一工作来探讨闽南语的形成与发展。

静芬选择的几个闽南方言点很有特色，也有代表性。在方法论上的一个特点是 坚持在严格的语音对应基础上进行音韵演变和重构的探讨，从完全对应和普遍对应两个角度来要求，这在以前的闽南语比较研究中尚未见到，从这个特点看，该书建立的语音对应规律以及相应的原始闽南语重构，对原始语到现代闽南方言的演变的解释，就更为可靠。该书在方法论上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 既不只考虑字音，也不只用口语词作为比较对象，而是利用不同字音所处的词汇环境来做进行限制的区分，这就实现二者的结合，为因二者产生的争议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办法。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中，亲缘分群（subgrouping）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通过运用独特的共享创新（Unique shared innovation）可以进一步观察各个子方言的历史分化过程。在方言学界，创新与遗存的分区功能还有差异，但如果遵循遗传学的原则，只有创新才有分群的价值。当然，如何认定创新，而不是平行演变或者其他则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 静芬认真地考察了不同标准，对各个闽南方言进行了亲缘分群，这对于闽南语方言的分化发展历史有参考价值。

二〇〇六年，静芬考入北大中文系，我也刚入职北大中文系。那时候，中文系还在静园五院，大概是二〇〇九年秋季的一个下午，我下课后经过五院门口，静芬跟几个同学正在兴高采烈地练着国际音标，阳光下，神采飞扬。这一场景，我印象深刻。

二〇一三年静芬完成硕士论文，至今差不多十年了，在这期间，她不断地打磨这一研究，现在即将付梓，我作为见证人，也感到十分高兴，也希望像静芬的闽南语重构这样扎实严谨而又对于汉语史这一宏大任务有切实贡献的著作越来越多。

是为序。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三日于 肖家河

参考文献

梅耶 (1925/2008) 《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科学出 版社。

陈保亚 (1996) 《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语文出版社。

陈保亚 (1999) 汉台关系词声母有序对应规则表，《语言学论丛》第 22辑，商务印书馆，186-225 页。

陈保亚、何方 (2004) 汉台核心一致对应语素有阶分析，丁邦新、孙 宏开《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三)：汉藏语研究的方法论探索》，广西民族出版社。

排版：洪方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