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李锡厚《临潢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历史学家对现时政治的反应往往迟钝，思维敏捷如恭三师者也不免如此。当时正是“重提阶级斗争”之时，举国上下已经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历史学界即将首当其冲。我以为当时恭三师对此并无先知先觉，而且很可能是不知不觉，因此他仍然一心想着他的学生们不应在北大历史系枉读五年。他想不到我到东北教中学以后，正遇上知识迅速贬值，为人师表者竟然沦落为三教九流之末。

在那些年代里，在北大荒，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与杨子荣“行第”相同，实在是三生有幸，不过人家不是简单地称我们为“老九”，而是在前面又加了一个字，称我们为“臭老九”。一字之差真是妙不可言：足以防止我们鱼目混珠。我则因为有在北大读过书的经历，长期以来更是臭不可闻，在学校里只能充当另一种意义上的“教员”。我尽管沦落到了这种地步，但是仍然没有忘记恭三师对我的教诲，搞辽金史仍然是我的梦想。

值得庆幸的是在“一举粉碎”之后，我终于有机会离开北国那个长期笼罩着排外情绪的小城，从此摆脱开当地掌握别人命运的那些人对知识分子仇视的目光。1978年秋季，我即将年满40周岁时回到北京当了研究生，而且仍然选择了民族所，只是没有搞西夏史，而是按照恭三师当年的建议，搞起了辽金史。到京以后见到赵葆寓兄，他告诉我说“文革”期间他去北大历史系，见到恭三师正在给红卫兵印传单，他站在门口叫了一声“邓先生！”结果先生一愣。这就是我们尊敬的老师、这就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母校吗？

三

我在年届不惑以后实际上又回到恭三师这里当学生了。教过书的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身教胜于言教。”我深深地感到，这些年恭三师对我不仅有言传，而且更重要的是身教。首先是先生作为大学问家的豁达、大度，深深地感染了我。

“文革”结束以后，我和赵葆寓兄第一次去看望恭三师，我们发现他对自己在那“史无前例”的十年当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无愤愤然之情，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我们说：书损失了一些，都是些近年的出版物，线装书倒基本上没丢。当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毅然承担起系主任的重担，在浩劫之后重振北大历史系，正是所谓“奉命于危难之间”，除了恭三师还有谁人能如此。

恭三师认为，研究历史的人得有思想。没有思想，必然人云亦云，见风使舵，一见风向不对，甚至不待别人声讨，自己就“和平演变”了。他这些年不断写文章与人争论，而且也鼓励学生们这样做。

我在与恭三师接触过程中虽然也有一两次受到他的鼓励，但更多地是受到他的批评和否定，然而我深深地体会到，他的批评和否定，才是对我在探索历史奥秘的漫漫征途上的最有力的扶持。不过，如果不是师生关系，他往往却会吃力不讨好。

有一次恭三师对我讲了这样一段往事：五十年代中期，东北某大学的一位先生（今已作古）写的宋辽金史讲义准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将原稿交恭三师审阅，恭三师发现其中错误甚多，并据实指出，结果出版社决定退稿不出了。后来那位先生知道是恭三师提了意见，就一直耿耿于怀。恭三师说：“他不知道我这样做正是保全了他的学术声誉，试想如果他那本错误百出的书真的印出来会怎样呢？”遗憾的是恭三师的善意不被人家理解。我想这可能与那位先生不了解恭三师的为人有关系。像这样出于“保全”之意而阻止我发表文章的事，只有恭三师和我的一两位至交同学做得到。

最近一次是为先生祝贺九十大寿论文集写文章，我当时正在思考土地所有制的理论问题，于是就写了一篇空对空的文章。先生看了以后对我说：“你怎么写这样一篇文章？得重写一篇。要是不重写，我就把你这篇发了，丢身分可别怪我。”其实我自己倒并无“身分”可丢，但作为恭三师的学生，拿这样一篇他不喜欢的文章给他老人家祝寿，实在太不应该。我立刻重写了一篇。先生对我是负责到底的，他说：“你那篇文章不仅别在这个文集上发，而且我劝你永远别发。”然后又提到“丢身分”的问题。

八十年代初，恭三师说过：“我现在隋唐史和辽金史都不搞了，只搞宋史。”缩短战线，调整战略，正是为了更有效地扩大战果。他最后十几年在宋史领域真是硕果累累，在中国历史学界，恭三师晚年的生命之光恰似一道光彩夺目的晚霞。他晚年虽然不搞辽金史了，但仍然对辽金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意见。他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大汉族主义，认为应当充分重视辽朝的历史地位。他说，当时西方知道有契丹，却往往并不知道有宋朝。因此无论从立国的先后次序还是从在世界上的影响而论，辽都应排在宋之前。所以在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时，他将这一时期的断代史称为“辽宋夏金史”。

有一次，我和恭三师谈到“断代史”，我说国家分裂，历史不能分裂。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如同魏晋南北朝时代一样。我们的历史学界是将魏晋南北朝史作为断代史研究的，辽宋夏金史也应作为断代史研究。先生说：“是这样。我早就向陈述先生建议将辽金史学会和宋史研究会合并，并请他出任合并后的会长。”先生还让我找陈智超兄商量，将辽宋夏金史是中国历史的断代史的问题写成短文，并由先生和我们两人一起署名。这件事我一直拖着没办，原因是我觉得把我自己的名字与恭三师的大名连署在一起，是绝对使不得的。

（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