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历史学学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同时也面临着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新使命。向燕南、戚裴诺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史上,只有1949年之后的前17年和改革开放至今的40余年属于正常学术阶段;新材料与新问题是新时期中国古代史学科发展的重要推力;新时代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应该保持吸收国外史学理论和方法与建立中国古代史自身话语体系之间、细节研究和宏观的贯通性论述之间、"阶级革命"视角与国家视角之间、地方叙事与国家叙事之间以及研究中使用不同史料之间的张力。朱汉国认为,70年来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成就突出表现在: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内容体系实现了向"通史"的转变,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探索和创新等。新时代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科队伍建设,加大对外学术交流,不断推出具有国际影响的标志性学术成果。李正华、秦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科的形成,缘起于国史研究的发展;而国史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加强国史研究的要求。长期以来,在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中,有关国史的研究机构逐步建立,学科建设日臻完善,相关档案文献、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不过,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与传统的其他历史学科相比,国史的学科定位尚须进一步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有新突破。孟广林、邹博认为,在百年来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学术史的缘起与发展轨迹中,中国世界史学科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顽强生成、日益拓展的历程。伴随着学科准确定位与制度化建构以及人才培养的臻于完善,相关专业研究已经告别的原初性的朦胧状态而开始崛起,成为一个学术群体逐渐增多、学术积累日益积淀、专业布局不断扩大的学科。在升格为一级学科后,世界史既获得前多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发展的巨大挑战。赵宾福认为,新中国考古学70年的进步是巨大的、成就是显著的、贡献是多面的。其主要表现是:坚持从材料出发,作出了有别于文献史学的特殊贡献;坚持与科技交叉,拓展了考古学研究领域并取得丰硕成果;坚持走中国道路,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论方法体系;坚持为历史服务,成为了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坚持做文保先锋,发挥了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