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必须实行的，并且已经规定了我们的预备性提示之风格的这种考察方式，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种历史考察。我们所需要的是理解哲学的，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历史发展中的目的论，同时使我们明确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这种目的论的承担者，我们通过我们个人的意图参与实现这种目的论。我们试图认出并理解支配着一切历史上的目标设定，和这些目标设定的相互对立而又彼此配合的种种变化的统一性。并且在持续的批判当中——这种批判将总体的历史联系始终只看作是个人的联系——我们试图最终辨认出我们可以承认是唯一的我们个人所有的历史任务。这种辨认并不是从外部，从事实方面进行的，仿佛是我们自己在其中发展的那种时间的流变是一种纯粹外在的因果性前后相继。宁肯说，这种辨认是从内部进行的。我们——这个我们不仅拥有精神遗产，而且完全是并且仅仅是历史精神的形成物——只是以这种方式具有真正是我们所独有的任务。我们不是通过批判任何一个现代的或古代流传下来的体系，科学的或前科学的“世界观”（最后甚至是中国的“世界观”）获得这种任务的，而只是从批判地理解历史——我们的历史——的整体统一中获得这种任务的。因为我们的历史具有精神的统一性乃是由于任务的统一性和任务的推动力。这种任务要在历史事件中——在彼此间相互进行探讨的以及跨时间地共同协作的哲学家的思想中——通过从不明确到令人满意地明确的诸阶段，艰难前进，直到最后达到完全的洞察。在这种情况下，任务就不仅仅是作为事实上必然的东西存在于那里，而是作为被指派给我们这些当今哲学家们的任务存在于那里。我们像我们现在这样存在，正是作为近代哲学人性的执行者，是作为贯穿于这种人性中的意志方向的继承人和共同承担者。我们是由于一种原初的创建而成为这样的，这种原初的创建，既是对于古希腊的原初创建的仿造，同时又是对它的修改。一般欧洲精神的目的论的开端，它的真正诞生，就发生在古希腊的这种原初创建中。

这种通过回溯这些目标的原初创立（这些目标只要是以沉积的形式在以后的世代链条中继续存留下来，又总是能被唤醒，并能以新的活力受到批判，就将后来的世代联结起来），澄清历史的方式；这种对继续存留下来的目标如何又总是带有通过新尝试而取得的成果，并且总是由于不满足而不得不阐明它们，改善它们，或多或少地彻底改进它们的进行回溯的方式，——我们说这不是别的，而正是哲学家对于他真正要争取达到的东西，对于来自他精神上前辈的意图，并且作为他精神上前辈的意图的他心中的意图的真正反思。这意味着这种沉积的概念系统——它作为不言而喻的东西是他个人的和非历史的工作的基础——应该再一次按照其被隐蔽的历史意义成为有生命的。这意味着，在他的自我反思中，同时应该继续进行前人的自我反思，这样一来，不仅应该再一次唤醒将世世代代的思想家连接起来的链条，他们的思想的社会联系，他们的思想的共同性，将它们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并且根据这种被回忆起来的整体统一实行一种负责的批评。这是一种独特的批评，它的基础存在于这些历史上的个人目标设定，相对实现，和交互的批评中，而不是在当代哲学家个人的不言而喻的东西中。如果哲学家想成为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一个想要摆脱一切先入之见的自主的哲学家，他就必须认识到，所有他认为不言而喻的东西都是先入之见，所有的先入之见都是由传统的沉积物中产生的暧昧不明的东西，而绝不仅是在其真理方面尚待决定的判断，——这种情况甚至对于被称作“哲学”的伟大任务和理念，也是适合的。所有被认为是哲学上的判断，都被回溯到这种任务，这种理念。

因此以正在谈论的方式所进行的回溯历史的思考，实际上是对于作为人，作为历史的存在而存在着的我们真正追求的东西所进行的自身理解，所进行的最深刻的反思。反思是有助于作判定的，在这里它当然同时意味着继续实行我们最切身的任务，这是由那种历史的自身反思而现在被理解，被阐明的任务，是在当代被共同赋予我们的任务。

但是从本质上说，每一个原初的创立都包含有被指定给历史过程的最终的创立。当这种任务达到完全的明晰，并由此而获得一种必真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达到目标的每一步骤上，都是通向具有绝对成功性质，即具有必真性质的新的步骤的永久性的道路——时，这种最终的创立就完成了。由此哲学作为无限的任务就达到了它的必真的开端，达到了它的必真地继续延伸的地平线。（当然，如果将在这里所指出的这种必真东西的最重要的意义与从传统数学得来的通常的意义混淆起来，将是根本错误的。）

但是我们必须提防一种误解，即历史上的每一个哲学家都实行他的自身反思，都与他那个时代的和过去的哲学家进行讨论，他就所有这些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在这种探讨中确定自己的立场，这样就产生了对于他自己的研究的自身理解，好像甚至他已发表的理论也是由于意识到那是他所追求的东西而在他心中生成的。

但是，不管我们通过历史的研究多么详尽地了解到这种“自身解释”（即使是关于哲学家的整个链条的“自身解释”），我们由此关于在唯一构成历史统一性的所有这些哲学家意向深处的隐蔽的统一性中最终所要“追求”的是什么，仍然一无所知。只有在最终的建成中，才显示出这个东西，只有从最终的建成中才能展现出一切哲学和所有哲学家统一的方向。从这种最终的建成中可以获得一种我们借以理解过去思想家的照明的光，而他们自己从来没有能这样理解过自己。

这就使我们明白了，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考察”的特殊真理，决不能用引证从前哲学家的有文献资料根据的“本人证词”决定性地驳倒；因为这种历史考察的真理性只有从批判的总体审视的自明性中才能被证明，这种批判的总体的审视使我们可以在由有文献资料为根据的哲学论断和它们表面上的对立与并存这些“历史事实”背后，揭示出一种有意义的最终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