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多年来,历史学界对于如何解释、撰写和讲授历史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历史学家们在历史书写中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视野和多学科路径,尤为关注跨国关系、跨文化交流,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互动。这个史学新潮被称之为“全球学的视野”“全球化大叙事”“world history”“global history”“transnational history”等。有学者也用“全球转向”“跨国转向”来描述这种新趋势。新范式有三个重要的研究分支:全球史、“跨国史”和跨文化研究。

全球史

全球史学反映了“全球化时代的史学家……对全球化历史的反思和回顾”,以及“对全球历史的整体相关性的意识。”1993年鲁斯·马兹利什等就在《全球史的概念》书中,强调“需要一种新的意识……应当建立一种历史研究的新范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出现了三个全球史研究中心:以夏威夷大学为中心的“世界史”学派;以印度学者乔杜里为首的研究大洋为中心的区域贸易体系的学派;以及以美国学者柯廷(Philip D.Curtin)为首的“威斯康辛学派”,后者以跨文化研究为重点。

晚近的全球史研究分化出三大主题:(1)跨越各国文化的共同模式;(2)世界一体化进程;(3)文明发展的差异性。世界各国现代化研究属于第一类,即跨越各国文化的共同模式。这方面的名著有如布莱克的《现代化的动力》以及亨廷顿的《变动世界中的政治秩序》等。有关世界一化进程的研究,可以首先提到荣格·奥斯特汉姆和尼尔斯·皮特森的《全球化史》。其他值得提到的书有,安东尼·霍普金斯编辑的《世界历史中的全球化》、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所写的《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等。后面一本书探究了19世纪后半叶到1914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黄金时期,以及二战后全球化的发展,包含对欧美、亚、非、拉美在两次全球化中的发展状况。同样的书还有于尔根·奥斯特哈梅尔所著《世界的转变:19世纪全球史》。全球史的第三个重点是研究区域历史的差异性。例如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就是研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差异”。

晚近的全球史研究中,卓有成就,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以下一些重点领域:(1)跨国家和跨区域的技术传播;(2)经济和社会大范围的发展模式;(3)大范围的环境生态变迁。

全球史拓展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路径。例如在苏珊娜·德塞的《全球视野下的法国革命》就强调:“法国革命的起因、内在动力和后果都与法国参与全球化进程有关。”林·亨特在《1789年财政问题的全球起源》研究中,就发现法国政府在其全球性商业扩张中逐渐失去对财政的控制,从而带来政治后果,他还从跨国的角度探究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思想交流如何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

跨国史

长期以来,历史学家都以民族国家为中心来书写历史。19世纪,兰克以其“民族-国家研究范式”奠定了西方近代史学基础。然而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有历史学家,如伊恩·特里尔、托马斯·本德和弗兰克·宁科维奇等,强调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具有孤立性和局限性,遮蔽了对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背后的世界范围内的广阔背景的认知,他们因此号召以跨国的视角研究民族国家的历史。

1988年起,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就开始号召“历史学的国际化”,并呼吁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从单一国家的角度看历史的狭隘视野,“寻找具有超越国家疆界意义的主题和概念”。1991年,伊恩·蒂勒尔等也撰文,号召放弃单纯在民族国家框架内进行历史知识生产的做法,而从跨国视角来审视美国历史,从而使美国史研究超越民族主义史学的樊篱。他们还进而讨论了“构建新的跨国史”的方法。1999年,《美国历史杂志》围绕“国家与对国家的超越:美国史研究中的跨国视角”刊发了一组专题论文。

21世纪初,“跨国史”的书写范式获得更多人响应。2006年,《美国历史评论》开辟专栏,刊登C.A.Bayly等6位著名历史学家就“跨国史”进行的对话。这些学者认为,跨国史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所研究的是那些超越国界、把不同国家和社会连接在一起的纽带,包括跨越国界的经济与社会网络、制度架构和思想流转,等等。近来,跨越德国、法国、瑞士和荷兰等国多个城市的“莱茵河跨国网络”成为一些研究西欧经济史的学者的题材,这些学者力图探究这个跨国网络在西欧经济中的作用。2007年起,入江昭和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主编《跨国史》丛书,已出版32种。2009年,入江昭又和法国学者索尼尔主编《跨国史辞典》。25个国家的300多位学者参与辞典撰写,显示了“跨国史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并在史学研究中获得合法性”。

这些学者们不是简单就事论事地描述物种、人员跨国跨洲的流动,而是在更具理论的意义上,研究人类交往的形式、空间、网络和边界的移动,包括跨国人群、非国家行为体和其他跨越国籍的共同体之间的纽带,以及国家关系之外的全球性网络。他们也不是要抛弃民族国家为叙事主体的国史,而是用跨国的视角来延展民族国家历史的维度和研究领域。

20世纪90年代起,跨民族史在德国兴起,格外关注跨民族的历史空间,强调各国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并在宏观视野下研究局部的、具体的历史现象。莱比锡大学的米德尔组织了“欧洲的跨国化和文化转移”“跨国视角下的法国大革命”和“跨国视角下的东欧”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他们还写出了一批著作。近年来法国史的研究也关注欧洲和大西洋地区人员、物质、思想和商品的流动对法国历史进程的影响。2013年法国史研究学会年会上,移民、殖民、帝国、跨国联系等成为重要议题。该学会的多个奖项也授予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

跨国史的一些理论性的书籍,可以提到的有:赫布隆的《朝向跨国史视域的社会科学》,麦克格尔的《跨国史的代价》,维留腾的《技术的跨国史:意义、期望和困难》,斯特鲁克的《跨国史的空间和规模:导论》,以及格兰顿的《疾病、反抗和谎言:前往巴西和古巴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衰亡》等。

跨国史“拓展了我们的空间想象”,把以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所忽视的事件纳入研究之中,外来的影响对一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得到合理的关注。例如晚近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保罗·切尼在《革命性的商业:全球化与法国君主制》就注意到法国革命的另外一些背景,大西洋贸易为标志的“原始全球化”对法国政体的压力。迈克尔·克瓦斯在《全球性的地下活动:走私、叛乱与法国革命的起源》文中注意到,从新大陆和印度走私烟草和棉布的武装走私集团,挑战君主授权的包税公司和政府的监管,增大了反政府声势,并推动启蒙思想家批判现行体制。跨国史,“重建人类过去经历中超越了民族国家、帝国或其他政治领土范围的那些方面,这使跨国史与过去百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所书写的大部分历史著作区别开来”。

跨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文化交往的扩大,使文化差异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变得越加突出。一些新的概念被发明,并借以研究新内容。古巴学者奥梯兹(fernando Ortiz)使用“跨文化主义”(cross-culturallism)和“文化杂交化”(transculturation)等词,以此研究文化的跨界相互影响,特别是拉美文化的混杂化问题;格尔兹提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潘尼卡提出“文化间性”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则反对各种中心论和二元对立,提出“他者”“主体间性”等概念。这些新概念又进一步激发起新课题,诸如西方之外其他文化的价值、北美的多元文化、第三世界的“杂交文化”,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问题,等等。萨伊德以“东方学”的概念揭示貌似客观的西方关于东方(他者)的知识,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偏见。

很早,费正清的《东亚:传统和变革》以及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就体现了一种跨文化的视角。列文森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入侵,在中国的思想意识里激起了要再次在思想和实践上达到与西方达到平等地位的心态。这是1919年以后,中国多次出现反思东西方文化差异和中国的现代化战略的文化运动的背景之一。他认为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体系、语言词汇的含义,在跨文化交流中都被更新了。莉萨·洛菲尔在《另一种现代性》认为现代性越过东西方分界线到达东方后,其思想的威力诱使东方的知识分子在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概念框架内思考问题,由此触发了经久不息的传统与现代性的对话。

晚近的跨文化研究关注文化的相互影响、交流和互动。早期的研究还难以脱离文化的比较研究,晚近的研究则已同全球史的研究范式相通。例如本特利的《旧世界相遇:前现代的跨文化接触和交流》(Old World Encounters:Cross-Cultural Contacts and Exchanges in Pre-Modern Times),该书探讨1500年前东半球的跨文化互动。在全球史的影响下,晚近的跨文化研究也把人类思想、知识、制度、物品跨区域的流动,科技交流以及文化的相互影响等作为重点。例如阿维纳的《1560—1660年东地中海跨文化科技交流》(Cross-Cultural Scientific Exchange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1560-1660)。

研究文化的扩散、交流和互动与全球史和跨国史属于同一个范式,有时候难以区分。例如威廉·麦克尼尔的《欧洲历史的塑造》,该书从跨地区和跨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欧洲历史。麦克尼尔认为“推动历史变化的主轮是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的接触”。晚近的跨文化研究重点是文化思想、知识和观念的传播及其影响。全球史视野下的跨文化研究,起初是把一个地区(国家)经济、生态和人文环境看成是一个与其他地区有区别的系统,然后再以此为框架来探究其交流和互动。

新范式的概要性特征

托马斯·库恩提出“研究范式”这一概念。“范式”在他看来,是由一个科学团体所认可的科学成就所树立的,它“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为特定的科学研究的实践提供模型”。晚近世界史研究中,麦克尼尔、克罗斯比、乔杜里、本特利、拉杜里等人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研究范例,对其极高的关注和模仿就是证明。借用库恩对“研究范式”特征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世界史研究新范式在这些方面的内涵:

(1)有关“形而上学”的假定(一种看待现象的基本观念),特定学术社团体往往从这些形而上学观念找到解释现象的出发点。全球史、跨国史和跨文化史研究中,研究者都认为跨国和跨区域的交流互动影响巨大,民族国家的历史深受外部事件的影响,全球性事件的重要性不亚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动因。

(2)有关“方法论”或分析的路径。世界史研究新范式多采用跨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国际关系学、环境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沃勒斯坦在回顾他30多年前提出的“世界体系”这一理论概念时就特别强调,他的分析框架糅合了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3)有关“范畴”和解释“规则”。世界史研究新范式的学者大多钟情于“全球化”“文化互动”“跨文化交流”“跨区域和跨洲际交流”等这些概念。

每一种研究范式都会借助一些“理论”来帮助组织历史叙事和解释历史事件。世界史研究的新范式受到“世界体系论”、经济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环境生态学、医学、生物学、遗传学等自然科学学科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它似乎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研究模式相通。

新的研究范式不仅在研究题目上不同,也表现在即使研究微观题目时,也不忘宏观视野,以及和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理论概念的观照。大多数研究者也认为自己区别于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研究,这不仅是因为跨国组织跨国交流、跨国空间等“跨国”现象,超越民族和国家疆界,国别史框架难以适当描述,还因为这个新的研究范式对世界历史有一个不同的观念。在新范式看来,世界历史是因为跨区域的联系和交往才成为一个整体,而不是相互隔绝的区域和国家等政治实体的杂存,所以他们更关注跨国空间发生的人类经验,跨国的联系与交往,以及与全人类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

新范式重塑了世界历史的书写模式:

(1)它更强调从全球视野,或突出历史研究空间单位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视角,对传统世界史研究的很多题材,如政治事件、文化变迁、物品和贸易交流等等,进行审视。以晚近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为例,过去对法国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多采用政治文化解释路径,如托克维尔的书所示,新范式则采用多学科的考察路径,从各个侧面探究对象。皮埃尔·塞尔纳就写道:“为了更好地理解革命的爆发需要摆脱法国视角,欧洲中心论的立场,甚至仅从大西洋两岸审视的习惯”。在他眼中,18世纪末的各场革命都是全球化初始阶段的社会冲突的结果。

(2)它拓展了研究的路径和学科边界。很多研究从生物学、环境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审视世界历史。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拉杜里的《人类一千年气候史》、克罗斯比的《新旧大陆的碰撞和融合:环境史的个案研究》和《哥伦布大交流:1492年的生态和文化结果》等都如此。在这些历史书写中,跨学科、跨专业,或者多学科的概念和方法互相结合。新范式模糊了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界限。例如彭慕兰的博士论文就结合了社会史、经济史和环境史三个维度或学科方法。其论文的第一章探究“信贷市场”,第二章探讨“农村社会组织”,第四、五章讨论“黄河治理和大运河”,在研究中,对象被置于更广阔的维度下考察,区域以外的因素也得到考量。彭慕兰研究华北地区,也把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影响纳入考察和比较视野下,并且与相关地区和现象的特征比较,还参考了其他社会科学,从比较研究中概括出的一般发展模式及其理论观点。

结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思考历史的维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史研究的新范式并不等同于宏大叙事,它也包括范围较小的研究题材,甚至“微观史学”,但它的确以宏大视野,或者说观照(illuminate)全球状况,观照比较同类现象为特征。它常采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路径,这是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渗透以及全球化状态下的语境带来的。在当代,关于什么是“世界历史”,或者说作为研究对象的“世界历史”的性质,构成单位的状况的概念,正在被重新建构。过去,世界历史常被等同于各地区及其文明平行或孤立演化,最后被西方文明影响。现在,历史学家们更加关注世界各地区间的交流、互动和影响,并且相信,正是这种相互联系和影响才使世界的发展成为一个我们称之为“世界史”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