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9日，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起航，自此以后，每年中国都会派出一支科考队探索这片酷寒、偏僻，并拒绝向人类展现自己神秘容貌的大陆。半个月前，中国第三十一次南极科考队已经乘坐“雪龙号”驶向南极。如今，我国已经陆续建立起了长城、中山、昆仑和泰山四个南极科考站，成为世界南极科考重镇之一，然而这夺目辉煌的起点，却险阻重重，艰难万分。

那一次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航程，绝非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南极科考，其背后，牵扯到太多的国家民族利益与国际政治博弈。三十年前的中国南极科考人用自己的勇气与智慧，谱写了一首壮丽与惊心动魄的史诗。

中国第三代极地破冰船和科学考察船“雪龙号”

错综迷离的南极发现史

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其名著《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中，详细罗列了欧洲人探索地球上所有海洋与陆地的历史，人也正是在这种探索中，更好地认识了自身，或许这也是人类对地球产生好奇的重要原因。但不幸的是，与他因陷入“西方中心观”的窠臼而把欧洲发现世界的历史当做人类发现世界的历史相同，他又因为太重视“人”而忽视“自然”，将两极直接排除在了世界之外。可是，“没有不能通航的海洋，也没有不能居住的陆地”，即使是被称为“生命的禁区”的极地。

随之便流传下来了各种各样的探险南极的传奇，而且不同国家的人们，总是笃信不同版本的故事。在法国人心目中，布韦在1738年就发现了布韦岛，迪蒙·迪尔维尔1839年就在南极圈附近发现了海岸线；英国人则坚持1768年库克船长就首先环绕南极航行，并驶入了南极圈；俄国人的说法则是发现权属于别林斯高晋和拉扎列夫1819年的那次航行；而最有趣，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的看法。

南极的发现理所应当地归功于他们在南极海域捕杀鲸鱼与海豹的私人商业活动。而埃里克·杰·多林（Eric Jay Dolin）在《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里，为我们描述了一段让人大跌眼镜的“美国发现南极”的传奇。

[美]埃里克·多林：《美国和中国最初的相遇：航海时代奇异的中美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这一切，要从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说起，英国人控制了整个世界的海权，所以美国和远东生意也就只得通过在其中收取重税的东印度公司进行了。美国人打扮成印第安原住民，捣毁的英国货物不是别的东西，正是产自中国的茶。英国人为了打开中国市场绞尽脑汁，从开始的纺织品，到后来的鸦片，最后只得非常绅士地对冥顽不化的中国 “饱以老拳”。

可是聪颖的美国人显然比文雅的“英国绅士”更加懂得经商之道，他们不但“友好”地为中国人民着想，极力反对鸦片战争，而且很轻松地就想到了最好的也是收益最丰厚的商品——海獭与海豹皮。自1792年开始，美国运往广州将近250万张海獭皮，每张可以获得10倍左右的利润。但好景不长，已知海域中数量有限的海獭很快濒临灭绝。为了寻找更多的海獭和海豹，美国人竟然从北极找到了南极洲，于是“光荣”地成为第一个发现南极的国家，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南极周围的岛屿上就猎杀了32万只海豹，这些物种几乎惨遭灭绝的血腥故事，反而成为美国人率先发现南极的“铁证”。

在航海与机械探险南极的时代，美国人对南极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上。20世纪以降，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与科学的进步，美国主导了《南极条约》的签订与新的南极秩序建立，但与上面那段黑色幽默般的历史一样，这段往事依然足够肮脏。

《南极条约》：科学与政治的纠葛

《南极条约》诞生于1959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IGY），它的前身是国际极地年（IPY）。它们的名称有不小的误导性，因为IGY和IPY指的并不是一个年份，而是举办于当年的大规模极地科学考察活动，至今共举办过4次，它们被誉为国际南北极科考界的“奥林匹克”盛会。

IPY1举办于1882年，标志着极地考察进入了国际联合考察时期，并且规定以后每隔50年举办一次。IPY2举办于1932年,40个国家参与其中，此届盛会的主要科考目标是北极。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觉得50年的周期太过漫长，于是 1950年决定在1957年就举办IPY3，并改名为IGY。

在科学史上，IGY标志着真正意义的现代科学考察与研究南极活动的开始，67个参加国中，其中有12个国家在南极设有科考站，并于1959年签订了《南极条约》。陈力先生的《美国南极政策与法律》（载《美国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详细勾勒出了那段“被遮蔽的历史”。

美国探险家原来一直主张政府对南极行使主权，但后者从未做出过公开回应。直到1939年纳粹德国开始在南极进行探险活动，同时又有七个国家对80%的南极地域都提出了主权要求，罗斯福政府被迫开始重视美国的南极主权，并反对包括英法等国在内的南极领土主权要求，其具体措施包括筹办“美国南极服务”项目，多次资助南极科考队并鼓励他们以非政府的名义取得南极的实际控制权等等。

后来，这些措施都因二战而中断，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重新评估南极的战略意义和资源价值时，由于害怕这种强硬的单边政策会危及美国与英、法等盟友的关系，更害怕如果苏联效仿将导致冷战加剧，所以反而以IGY为契机，在1959年同其他11个在南极设有科考站的国家共同起草了旨在保证南极对所有国家开放以展开和平科学活动的《南极条约》。

该条约于1961年6月23日正式生效，确立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所有南极治理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南极的和平利用、非军事化、科学研究自由以及环境保护等。最重要的一条，是冻结主权。当时有英国、阿根廷、智利等在内的7个国家要求分割南极领土，其依据或者是首先发现，或者是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美国（包括苏联）拒不承认任何国家提出的领土要求。而条约的“微言大义”当然是保留美国的主权要求以及美国未来参与南极利用的权利，此后美国政府一直在维持和强化南极条约体系，支持本国的南极项目，政策自始至终都与其国家利益保持一致。

美国纪念《南极条约》签订10周年发行的邮票

为什么是1984年？为什么要建立南极科考站？

其实中国最初参加了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但因为当时有国家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故而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中途退出。上世纪80年代初，已有18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一百多个考察站，其中包括超过40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可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却直到1980年1月才委派科学家董兆乾、张青松远赴南极考察。据时任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极地办主任，后来曾经7次带队赴南极科考的郭琨回忆，“当时甚至不知道该去考察哪些项目，只能从报纸上看看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而所谓的南极办，连同郭琨在内，成员一共有5人。

1983年，中国终于得以出席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第十二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本应是圆梦，可是郭琨先生形容他出席此次会议的感觉，只有“屈辱”，原来我国是以观察员代表团身份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只能聆听，并且每当会议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时，包括中国代表在内的9个缔约国代表就会被请出会场。

参加了首次南极科考队的老队员之一颜其德曾经说过：“就像现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很多国家都可以参加，但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举办奥运会，不少国家也只是举着旗帜，象征性挥舞一下。缔约国就属于这些挥舞旗帜的国家。”只有最初的12个国家和以后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的4个国家组成的协商国，才是在南极事务上有决策权的国家，中国属于“后来者”和“非主权要求国”。郭琨发誓：“不建成中国自己的南极考察站，我决不再参加这种会议”。而当时已经接近《南极条约》签订30年，按照惯例，各个国家将对条约进行新一轮的讨论。

所以中国亟需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并建立自己的南极科考站，这关乎整个国家的尊严。

1984年2月7日，32名科学家联名致信国务院，建议中国建立南极考察站。时任副总理李鹏表示首肯，但指示花钱不能超过2000万。6月25日，《关于我国首次组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洲考察的请示》正式得到国务院批准，确定我国将在南极建设第一座科学考察站——长城站。众所周知，南极科考的最佳时间是南极的夏季，即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2月，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南极处于极昼。所以准备的时间，一共只有4个月左右。

1985年2月20日，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落成。

但问题绝不仅仅只有资金短缺那么简单，我国几乎没有拥有南极科考经历的人员，几乎不可能组成一支合格的南极科考队，航线也需要从零开始规划。普通的船只在南极又无法航行，当时多数国家已经采用破冰船进行科考，我国甚至连落后的抗冰船都没有。无奈之下，只得决定使用具有远洋续航能力，但没有破冰能力的“向阳红10号”和“J121”两艘万吨级考察船，方案只能是遍寻冰情不那么严重的地方登陆。

于是，在1984年11月19日，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队略显仓促地开始了他们万众瞩目的征途，这简直是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们仅用40多天的时间，便到达了南极，并以每日17个小时的工作量，在到达南极的45天之后，完成了长城站的最后一道工序——在第一栋屋门的正上方，为它镶上站标。1985年3月20日，世界气象组织给了长城站编号：89058。

1985年10月7日，中国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上，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的一员。从此以后，在南极事务上，中国再也不是二等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