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先生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新史学的践行者，一生以“真正的学者”为志，绝名利之念，为学术而努力，为教育而尽瘁。吕氏治史“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①会通中外以成一家之言，而其史学观则呈现多元色彩，主要表现为信奉进化史观，主张重作与改作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历史，以及注重史学的当世效用。下面，笔者就从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之过程者”。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上，传统史学以治乱循环观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进化论的译介与传播，尤其是梁启超以历史进化观为学理资源，构建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历史叙述进化之事成为趋新学人的普遍共识。吕思勉信服任公学说，将“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看作读史应当预知的“第一要紧”观念。②吕著史书多以进化思维观照人类历史，探求社会变迁原理，换言之，进化是其史学观之底色。

在《白话本国史》中，吕思勉定义“历史”为“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③这部通史名作以进化思维诠释国史演进，用科学的眼光审视史料，“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④其后《本国史》再次点明历史研究旨在“说明社会进化之过程”。⑤作者以读史与革命关系为例，讲述读史之益在于认识世界始终处于变迁进化之中，明白社会进化的道理，知道应走的路以及所处地位和当尽责任，“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⑥吕氏认为，现代史学家的工作是“求以往时代的再现”，“从人类社会的本身，钩求出来的进化的原理原则”。⑦这里的“原理原则”，即梁任公所述“公理公例”。⑧吕氏论“历史”与“史学”的关系称：“史也者，事也。而史学之所求，则为理而非事……事外无理，故理必因事而明，然则明于事者，亦必能知理”，事理有别，又不可以截然分开，事因理而存，理因事而见，历史是记事之书，史学则为“求明乎人类社会之所以然者”，⑨历史学是探究人类社会演进原理的学科，史学家的职责正在于借人类历史已然之“事”，说明社会演进所以然之“理”。

为了探求史事所蕴含的史理，即社会进化的原理，吕思勉提出“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⑩“合众事”一语颇具方法论意义，表现为由“专门”而“普通”的治史取向。吕氏洞察到现代学术的分科趋向，提倡“专就一种现象的陈迹加以研究”之专门的历史，并且身体力行，在史学实践中完成社会史、政治史、制度史等专史著作，进而“综合专门研究所得的结果，以说明一地域、一时代间一定社会的真相”，达到对于“普通的历史”的认识。“观其会通”语出《周易》，司马迁、郑樵、章学诚等传统史家尤重其义，唐人孔颖达解释“会通”二字为“会合变通”。吕思勉所言“观其会通”，包含“今古会通”与“知行会通”两层意思。前者在于会通当世事实与历史故事。古今史事一体通贯，前后相因，彼此关联，“在理论上言，读后代史，必须探其原于古，方能真实了解。在事实上言，读古代史，正须有后代的史事，为之对照，乃觉容易了解”，(11)故其论史“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12)后者在于会通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将“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13)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将书本学问与经验阅历相互发明，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汇合为一，才是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学问。

“史也者，终古在改作之中者”。吕思勉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变迁进化的状态，由于时代环境变化，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不断更新，历史书写因之不断地改写与重作。20世纪30年代在光华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时，吕思勉提出“史也者，非一成不变之物，而时时在改作之中者”，(14)这里所说的“改作”并非仅仅为考证谬误、拾遗补阙，而是史家宗旨与取材的不同所引起的书写差异。古人著史存在偏重于政治、英雄、军事的三大弊端，以及将历史作为奖励道德、激励爱国爱种族、传播神教、偏重生计与文学五点不足，现代史家则关注“求情状非求事实”，以“重恒人”(饮食男女)、“重恒事”(日常琐屑之事)为宗旨。(15)同时期所撰《史通评》也重申“人于事之关系，所感时有变迁”，旧有之史不适于用，即须改作，“史也者，终古在改作之中者”。(16)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又指出：固有史料并非一成不变，搜辑与订正史事永无穷期，则“历史的当改作，即已永无穷期”，此外，“因社会状况的不同，人心的观念即随之而变，观念既变，看得事情的真相，亦就不同了”，历史也因之永远在重作之中。(17)

吕思勉屡屡言说历史永远在改作之中，这一论断在历史认识论上极富深意。它提示我们：一切观念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即史家思维，因时代的变换而不断转化，必然对既往史事进行再认识，赋予其新的价值与意义，历史叙述因时代社会、人心观念的变化而改写或重写，历史认识得到更新和发展，这是历史认识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一见解，与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所言“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18)同符合契。

关于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历史研究法》有过专门讨论，而下面一段文字尤为引人注意：“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真正客观的事实，只是一个一个绝不相联属之感觉，和做影戏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它联属起来，试问有何意义？岂复成为事实？所谓事实，总是合许多小情节而成，而其所谓小情节，又是合许多更小的情节而成，如是递推，至于最小，仍是如此。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它联属起来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观的事实？既非客观，安得云无变动？”(19)吕思勉谈史注重寓理于事，少见玄妙之谈，这段对于历史客观性的论述显然是一个例外。这一带有相对主义史学色彩的论断，说明历史认识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吕氏并未否认客观事实是历史认识的基本前提，始终强调科学研究“贵于注重客观的事实，减少主观搀杂的成分”，(20)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更当如此。古史研究的困难，在于古人主观与客观不够分明，客观事实往往夹杂主观为说，因此考索古史“除去其主观成分而观之，即古事之真相可见”。(21)以上有关历史叙述客观性的反思，表现出吕氏在史学理论方面的敏锐洞察。

“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五四运动之后，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国内蓬勃兴起。吕思勉比较早地关注到马克思学说，1920年的《浮游通讯》赞赏马克思拒绝俾斯麦贿赂，以及身处困厄而能自力著书的人格魅力。(22)同年在沈阳高师讲演“士之阶级”以及《南归杂记》皆认同“非意识决定生活，实生活决定意识”包含甚多真理。(23)1928年吕氏眉批郭斌佳译作《历史哲学概论》，以中国史事佐证马克思学说，说明“生计究为原因之最大者”，(24)肯定经济现象与变化对于政治、道德、智慧、精神各方面发展的关键作用。在肯定马克思学说积极意义的同时，吕氏已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经济学说解释中国历史现象，如叙述古代私有制度的起源与破坏，推荐读者参考戴季陶所译《马克斯资本论解说》。在讨论“族制”问题时，强调“族制的变迁，实以生活为其背景；而生活的变迁，则以经济为其最重要的原因”，各种上层组织、精神现象均随着经济的变迁而变迁。(25)

在少年时代，吕思勉信奉“大同”与“张三世”学说，青年时期转而认同法家的开明专制。中岁在同学马精武影响下，精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此主义，深为服膺”，始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大同理想，对于大同的“可致之道”与“致之之途”如获指针。(26)以至1943年诗作《再示荣女》以“圣哉马克思，观变识终始”，表达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钦佩之情。(27)吕氏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接受，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主要关注经济学说层面，以至将唯物史观化约为“历史的经济解释”，评价《史记·货殖列传》“把社会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归到经济上的一个原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不过如此”。(28)到了20世纪40年代则将“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视为读史应该预先明白的重要观念，“以物质为基础，以经济现象为社会最重要的条件，而把他种现象，看作依附于其上的上层建筑，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的帮助”。(29)阶级与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白话本国史》开始从阶级分化角度，分析贵族阶级崩坏原因在于贵族社会自身，“很可以同马克思的历史观，互相发明”。(30)到了20世纪40年代已从崇信超阶级思想，转变认识到“社会改进之关键，在于阶级斗争”，(31)吕著通史以阶级斗争理论评述汉人政论的通蔽，在于“不知道治者和被治者，根本上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不知领导被压迫阶级，以图革命，而专想借压迫阶级之力，以为人民谋解放”。(32)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政治、社会及学术等方面皆产生重大影响。就学术领域而言，唯物史观“这个学说出，而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了一个新纪元。许多人比达尔文的进化论，确是有同等的价值”。(33)而彼时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不一，诉求有差，既有奉为革命的理想信念而始终不渝者，亦有作为科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史学实践者。吕思勉服膺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因缘，在于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与其向往的大同理想符合，唯物史观以经济为社会基础学说，与其注重社会变迁的经济因素符合。就此而论，吕思勉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阵营，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将唯物史观学理作为科学方法，运用于史学研究实践。

“为当世效实用”。中国史学素有经世传统，在传统史学中表现为从王朝盛衰总结经验教训的资鉴史观，如《诗经》的“殷鉴”观念，《资治通鉴》的“鉴于往事，资于治道”思想。以何炳松为代表的新史学派，则主张进化，言今古不同，“反对以历史为褒贬或作殷鉴之工具”。(34)吕思勉对“以史事为前车之鉴”也持质疑态度。在他看来，历史的功用不在于借鉴以往独立的史事，而是从整体社会变迁中探求人类发展的公理，世界上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事，世运愈进则变迁愈速，“执古方以药今病”，以历史为前车之鉴“实最危险之道”。(35)

当然，吕氏绝非历史无用论者，而是好谈经世之学，“自度终不能为纯儒”，(36)强调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经世价值，1918年在《时事新报》撰文指出：学者治学不能固守“象牙塔”，做古人的忠臣，应当联系现实，承担社会责任，“为当世效实用”。(37)抗战期间在光华大学演讲“经世”，吕氏赞扬读书人自效于社会国家的志向与情怀，并以五十年身之所见，批评“学者不当与世务”论调，寄语青年学子身怀经世之志，求利国利民之道。(38)吕思勉认为人类社会变动不止，世界进化涛涛不息，“过去、现在和将来，实为一体”，(39)史学所求不外乎搜求既往事实，加以解释，用以说明现社会，因以推测未来，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40)研究历史“将深观往事而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知今日情势之所由成，则可以臆测将来，略定步趋之准则”。(41)

正是出于学求经世的宗旨，吕著史籍映射出对于国家民族发展、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这在抗战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了异常的灾难与苦痛。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吕思勉在上海成为孤岛时期写成中国通史，叙述中华民族盛衰大略，末章《革命途中的中国》称：中国“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决无可以自存之理”，国人应对民族复兴抱有“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特别注明成书于“九一八”之日以自警，并引述梁启超译拜伦《哀希腊》诗句为终：“马拉顿前啊！山容缥缈。马拉顿后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42)在民族危难之际，吕氏以史家之笔书写通史，通过讴歌中华文明的悠久传统，弘扬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精神，阐述对日抗战的必然性以及抗战必胜的信念。除了专门历史著述，吕思勉在抗战期间以“谈言”、“野猫”、“六庸”等笔名，在进步报刊发表杂文，揭批敌伪的残虐暴行，表现出一位爱国史家的坚守与担当。

在“求真”与“致用”的关系认识上，民国学界颇有分歧，以至有“为学问而学问”与“以学问为手段”的不同论调。吕思勉一贯主张：学术研究“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学问只分真伪”，真正的学术皆有其用。(43)在历史研究中，最关键的就是“正确的事实”。(44)九一八事变后，为了服务于抗战舆论，有良知的历史学家，“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史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45)吕氏肯定以历史宣传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即“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凡事总有一个适当限度，“用之太过亦有弊”，(46)“爱国爱族，诚未尝不可提倡，然蔽于偏见，致失史事之真，则缪矣”，(47)借历史阐发爱国爱族，应当以忠于史事为原则，在求真的前提下讲致用，寓致用于求真之中，“感情与理性，相辅而行”，如果掺入过度民族主义情绪，过于拔高本族与贬抑异族都是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48)凡此种种，均表现出一位纯粹史家求真而致用的品质，同时也启示今人：发挥历史学的致用功能，养成国民道德，涵育民族品性，应以真历史讲述真道理，而悖离求真的致用，最终如同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20世纪以来，中西文明交织而行，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下，中国史学界思潮涌动、流派纷呈。吕思勉未曾接受过新式教育，也无欧美留学背景，但他对域外新知抱持开放态度，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为治史根基，用新方法整理旧史籍，将个人治学融入时代大潮，把握史学变迁的脉搏，追踪新学，疏通旧史，博采兼收，观其会通，因而“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49)在思想上颇得风气之先。吕氏曾经用“以新学理解旧史实，引旧史实证明新学理”(50)评价任公之学，而此语亦为其本人治史最大特色，也反映出在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位“旧史家”实践“新史学”的学术轨迹。

注释

①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②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71页。

③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1页。

④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5页。

⑤吕思勉：《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21册，第17页。

⑥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74页。

⑦吕思勉：《史学上的两条大路》，《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739—740页。

⑧梁启超：《新史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5页。

⑨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5—6页。

⑩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9页。

(11)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20册，第13页。

(12)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748页。

(13)吕思勉：《从我学习历史的经过说到现在的学习方法》，《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752页。

(14)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19页。

(15)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21—23页。

(16)吕思勉：《史通评》，《吕思勉全集》第17册，第255页。

(17)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64—65页。

(18)李大钊：《史学要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1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64—65页。

(20)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20册，第14页。

(21)吕思勉：《经子解题》，《吕思勉全集》第16册，第96页。

(22)吕思勉：《沈游通信(四)》，《吕思勉全集》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

(23)吕思勉：《士之阶级》，《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230页。

(24)吕思勉：《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吕思勉全集》第26册，第225—226页。

(25)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32页。

(26)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1221—1222页。

(27)吕思勉：《两年诗话》，《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857页。

(28)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109页。

(29)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71—72页。

(30)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87页。

(31)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1222页。

(3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70页。

(33)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建设》1919年第1卷第5号。

(34)卢绍稷：《史学概要序》，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页。

(35)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5页。

(36)吕思勉：《说文解字文考》，《吕思勉全集》第17册，第165页。

(37)吕思勉：《论国人读书力减退之原因》，《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148页。

(38)吕思勉：《吕诚之先生讲经世》，《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842—843页。

(39)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6页。

(40)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9页。

(41)吕思勉：《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吕思勉全集》第11册，第544页。

(42)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全集》第2册，第380页。

(43)吕思勉：《蔡孑民论》，《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658页。

(44)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吕思勉全集》第1册，第5页。

(45)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82页。

(46)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58页。

(47)吕思勉：《史籍与史学》，《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20页。

(48)吕思勉：《历史研究法》，《吕思勉全集》第18册，第59页。

(49)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世纪集团2006年版，第85页。

(50)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吕思勉全集》第12册，第1037页。

作者介绍

王应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信息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第13-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