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延绵不绝，所留存的文物古迹不可胜数。我国历代对古物和古迹的重视程度不同，保护情况也不一样。以宫廷、官府保护为主，辅之以私人保护。

一·古物保护

自商周以来，历朝大都在宫廷设有古物正式收藏之所，设有专人保藏国家典册、庙堂重器。所藏处大体为：宫室、祖庙、府库及苑圃、寺观、别馆、殿堂、阁楼、陵寝等。宋代皇室收藏丰富，曾建有稽古阁、博古阁、尚古阁等，以储藏铜器、玉器、印玺、法书、绘画等古物、珍品。清代为保护《四库全书》，专门修建了“内廷四阁”（文渊、文溯、文源、文津）和“江南三阁”（文汇、文淙、文澜）。

私人收藏古物之所，因人而异。收藏益丰者，设有专门的收藏所，往往命名为某斋、某楼、某阁等，如明代王世贞的尔雅楼，范氏天一阁。

二·古迹保护

对古迹的保护包括对其调查研究和采取保护措施两个方面。这里主要谈谈对古迹的保护措施。

第一，对古迹的维修。

维修古迹是我国的一个传统，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和碑刻记载十分丰富。例如，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中，记载了他修整华岳庙、凤翔东湖胜迹等事迹。康熙年间的华岳庙，正殿六间，寝典四间。在修缮时，各扩出两间；在万寿堂前，增建一座碑楼。两翼司房以及穿堂、配殿、牌坊、钟楼、鼓楼、香亭、碑亭、石栏、界墙等处，均相继整修。整个工程三年竣工，毕沅奏请乾隆皇帝写了“碑记”和“岳莲灵澍”联额。

第二，对古迹增建保护性设施。

自三世纪以来，中国开凿了许多石窟。这些石窟大多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石窟开凿以后，因保护需要，有的被后代人们加修了窟檐。如宋乾德八年（970），曹元忠修建敦煌莫高窟敦编第427号窟窟前的窟檐；宋太平兴国五年（980），闫员清兴建莫高窟敦编第431号窟窟前的窟檐。

古代对有些重要的碑刻，为了免遭自然或人为的破坏加修了保护亭。如清嘉庆年间进士张澍，甘肃武威人，由贵州回乡闲居，在清应寺发现一座碑亭，拆去前墙，即发现《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铭》，刻于西夏天佑民安五年（1094），即后来习惯简称的“西夏碑”。显然，建碑亭使得“西夏碑”得到了较好的保护。

第三，集中保护碑刻。

这是保护碑刻的一种措施。分布于各地寺观、陵墓等处的碑刻，是这些古迹的组成部分，不宜迁走，如迁离原来的环境，其价值就要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它依附的古迹无存，在原址不能保证其安全时，迁往他地进行集中保护便是较好的方案。早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冬，一些重要的碑刻被迁往长安集中保护，这就是今陕西西安碑林的创建之始。自北宋迄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其间，陆续有许多十分重要的碑刻被搬迁保存，如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集王书圣教序》、《多宝塔感应碑》、《玄秘塔》碑等。现在，这里共收藏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及民国的碑石、墓志2300余件，石刻艺术作品700多件，是我国石刻类文物的收藏中心和书法艺术的宝库。

第四，对古迹划范围、立界石，设专人保管。

古迹不同于古器物，一般都有一定的规模，涉及面比较广，这给其保护带来了许多困难。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在调查了解古迹之后，提出了保护陕西古迹的一套办法。他与同僚集议保护位于陕西境内的古陵园和重要历史建筑的办法。他要求：“令各守土者，即其邱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迹不就湮芜。”主要是划封域（范围），安立界石，设专人保护管理，以期达到古迹不被湮没的目的。为此，他还亲自为陕西许多古墓题写并树立了碑石。

毕沅的办法是积极可行的，并影响于后代。我们今天对文物保护单位要划定保护范围、树立标志说明、设置保管机构或人员的办法，与毕沅的办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