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来源的话，可以参考一下，丁帆教授的说法：

到今天为止，我统计了一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连地下自己印的文学史，拼凑的抄的加起来，有1000多部，包括自用教材在其中。这些教材中的切分法，第一种是沿用老的，就是1919年到1949年属于现代文学30年，包括老钱他们的那部影响很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仍然是默认了这样一个断代方法，这个30年害了多少人？它不仅仅是一个切分的问题，其实只要时段一变，它的整个理念就不一样了。

第二种就是切到1917年，1917年是以“文学革命”为发生点，这个好像比较贴切，但是我觉得这个其中就暗含着对“拉普”的承认，对“拉普”的承认就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32年的切法，我觉得也是不妥的。

第三种是以《新青年》杂志的诞生来划界，它夸大了一个杂志的作用，当然这个杂志有一个群体，但是“五四”思潮是一个多元的、斑斓的、意识形态和观念是多元开放的思潮，这个思潮有欧洲的思潮，有俄国的思潮，还有日本的思潮。像鲁迅、郭沫若这一代人，他们都是吸收的日本文化思潮，日本的文化思潮又是“二次倒手”，是从欧洲“进口”到日本以后，又转换成日本的文化思潮，尤其是“新感觉派”最为突出。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切分上，以《新青年》为开端，把它说成34年也是不妥当的。一个杂志，一群同仁，不能拿它作为划分断代的历史依据。

第四种比较少，就是以1900年划界，多出了两年，就是39年了。1900年是一种比较时髦的切割法，1900年的切割法主要是袭用勃兰兑斯按世纪切分的方法，虽然简明，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不适宜那种分类史，用世纪切法是不合适的，按时序的朝代切法是比较客观的。

第五种就是再往前推，划至1898年，强调戊戌变法的现代性，把改良主义的历史作用提到一个现代性的高度来认识。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它的逻辑依据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晚清对政治体制的叩问和改良的实绩，虽然进了菜市口，这个改革失败了，但是值得肯定，然而作为新文学划分的依据，它没有文学的内在的学理性。

第六种是以1892年《海上花列传》发表为界，这是范伯群先生《中国通俗文学史》中所阐明的。在10年前苏州大学的80周年庆典上，我讲过这个问题，苏州大学有两个传统，一个是钱老的古典文学，另外一个是范伯群先生的通俗文学。现在的新文学史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把通俗文学打入了另册，这是不对的。最典型的，通俗文学的大家张恨水，他的艺术成就，他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并不比我们所谓的很多严肃作家要差很多。这种区分是不对的。所以说让通俗文学回到文学史当中去，成为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应该是文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后来严家炎也附和这种分法了。但是，新文学切分在这里显然也很勉强。

第七种是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作为现代文学的起始。我觉得近代史还有近代文学是一个伪命题，我说古代就是古代，晚清也是清，民国的新政体才代表了现代性的元素。

第八种就是前两年严家炎先生提出的，他是以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为界，那是一部翻译作品，而且是质量很低劣的作品，我觉得是入不了史的，把这个作为一个切分文学史的标志，我觉得是否过于牵强，虽然严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前辈学者之一。

我认为1912年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历史结点，要打破文学史对这个结点的偏见也是很艰难的，我们就必须回到当初文学史发生的原点上来，所以我们就写了《中国新文学史》。这部文学史之所以叫新文学史，就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史和旧文学史和唐宋元明清的文学史不一样，它的新文学的内涵包括很多，包括所谓的正统的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